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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否定的辩证法》的“导论”中，阿多诺将他所理解的否定的辩证法界定为：“辩证法是坚持不懈地对 非同一性 的意识。它预先并不采取一种立场。思想由于其不可避免的 不充分性 、对其所思之物的愧疚而趋向于它。” [1] 在此，“非同一性”（Nicht-Identität）指“非概念性（Begriffslosen）、个别性（Einzelnen）和独特性（Besonderen）” [2] 。毫无疑问，所谓“非同一性”是相对于“同一性”而言的，在《否定的辩证法》第二部分“否定的辩证法：概念与范畴”的一处注释中，阿多诺从西方哲学史的角度对同一性（Identität）进行了阐发。他指出同一性具有三种含义：首先，“同一性”指的是个体意识的统一性（Einheit），也就是说，“我”在我的所有体验中都保持一致，这里的“我”既可以说是康德意义上伴随“我”的一切表象的“我思”，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胡塞尔先验现象学中作为“现象学剩余”的“先验主体”；其次，同一性指的是一种“逻辑普遍性”思想；不仅如此，它还指简单的A=A意义上“每一种思想对象的自身等同”；最后，同一性指的是认识论意义上主体与客体无论怎样被中介，二者都“同时发生”。 [3]
问题在于，阿多诺认为这种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性”（“同时发生”）有可能造成主体（“自我”）对异于自身的“它物”或“他者”的扭曲甚至强暴。我们知道，西方传统形而上学追寻世界的“本源”、探问世界的“是其所是”，也就是力图在一个源点中构筑世界的“逻辑图景”，可以说这就是一种在思想中把握世界的形而上冲动。按此逻辑，变化万千的世界都需要被化约为一个源点或基点，无论它是物质原子还是精神理念。就此而言，西方传统哲学的本体论也就是一种“第一哲学”，将物质或精神作为世界与人自身的“第一因”。然而，凡在宣称某种绝对“第一因”（或“第一性”）的地方，总会以次于（或异质于）它的东西（关联物）作为参照，至此，第一哲学便和二元论走到了一起。 [4] 但问题在于，如果没有与这种绝对第一性（如“我思”意义上的主体）相对而言的第二性关联物（如“我在”意义上的客体或对象世界），该种傲视“万物”的第一性是否还能成立或者说是否还有意义？在1965年题为《形而上学：概念与问题》的讲座课程中，阿多诺提到了一个对于所有唯心主义都需要处理的问题：
心灵或思想或知识真正意味着什么，如果它仅仅思考自身的话？难道这不会使得思想自身、因而也就是思想假定成为的绝对之物成为一个单一而巨大的同义反复？ [5]
换言之，如果没有第二性关联物，绝对第一性的一方也只是空洞的概念而已。不仅如此，西方传统哲学大都将这种绝对第一性和第二性关联物进行一种等级制意义上的划分，也就是在灵魂与肉体、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自由与必然、目的与手段、人与环境等等之间分出高下与主从，一方面使这些两相对待的范畴成为二元对立的关系，另一方面还要想方设法将第二性的“异质之物”（亦即有别于绝对第一性的第二性关联物）同化、吸收乃至吞噬，由此达成一种所谓的“和解”。然而，如果是以一种自我中心化、自我目的化的同一性思维方式——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主体的优先性”——将“非概念性”之物（也就是无法用一个概念来穷尽的欠缺概念的具体、特殊之物）完全裹挟或统摄其中，由此就会使这些异质的“非概念性、个别性和特殊性”不再有立锥之地。
在阿多诺看来，纯粹的同一性是一种绝对的一体化（整合化），而奥斯维辛正是统摄一切的被管理社会（verwaltete Welt/administered world）的缩影与标志。《否定的辩证法》最后一章“关于形而上学的沉思”的开篇是“奥斯维辛之后”，阿多诺在这一小节中写道：“通过管制（Verwaltung）手段对数百万人的谋杀，使死亡成为一件不再令人害怕的事情。……个人被剥夺了留给他的最后的、最贫瘠的财产。在集中营中死去的不再是个人而是 样本 （Exemplar）……” [6] 死亡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成为一种同一化“管制手段”的“结果”，身处其中的个体彼此成为“可互换的和可替代的” [7] “样本”。或许，在生死面前，一切都会变得有如浮云。但是，奥斯维辛却连个人死亡的权利这一“最后的、最贫瘠的财产”也无情剥夺。作为没有尸体、没有名字只有灰烬和编号的“样本”，个人丧失了对自身生命（包括死亡在内）最切身的体验与所有权，在杀戮者眼中，他们只是有着不同编号而已——如果说拥有不同编号可以被视为一种“形式自由”的话，这种所谓的自由导致的只能是“没有留下任何存在过的痕迹的”一片虚无。 [8] 美籍德裔思想家、责任伦理学的代表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1903 1993）认为：“人们开始对死亡具有本能畏怯，继而从必死性这个事实带给泛生机论的‘合乎逻辑的’愤怒那里获得探索的勇气。” [9] 反观奥斯维辛中的个人，他们对死亡不再有那种“本能畏怯”，对生命仅只漠然视之，毫无疑问这是“对人类尊严的最大侮辱”！ [10]
就此而言，阿多诺对同一性思维方式的批判，不仅仅意在进行一种哲学史批评，更是意在捍卫一种与“同质的普遍性”（如希特勒所宣称的“人类的本质”）相抗衡的“异质的特殊性”（如被视为“有着人形的老鼠”的犹太人）。更进一步来说，这种非同一性思维方式启示我们，运用概念进行思考，始终不过是“挂一而漏万”，许多无法被同一性概念把握的“非概念之物”（如生命体验）彰显了概念的空疏与干瘪。持有一种非同一性思想，就是要保持住那些个别的、差异性的、特殊的“非概念事物”以及关于这些特殊事物的个性化经验。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从同一性概念向异质的非概念性转变是阿多诺念兹在兹的否定辩证法得以可能的关键：这种转变，也就是要挣脱“概念拜物教”，挣脱这种物化了的强制性同一性思维方式，探索并保持差异与多样的异质体验与正确生活。笔者认为，这种对非同一性哲学的持守和对“概念拜物教”的拒斥，正是阿多诺批评海德格尔生存论存在论的理论依据或者说出发点。
[1] T. W. Adorno，Negative Dialektik，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1982，S. 17，黑体为笔者所加。
[2] T. W. Adorno，Negative Dialektik，S. 20.
[3] 参见T. W. Adorno，Negative Dialektik，S. 145。
[4] 参见T. W. Adorno，Negative Dialektik，S. 142。
[5] T. W. Adorno，Metaphysics: Concepts and Problems，ed. Rolf Tiedemann，trans. Ed-mund Jephcott，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p. 94.
[6] T. W. Adorno，Negative Dialektik，S. 355，黑体为笔者所加。
[7] 参见T. W. Adorno，Negative Dialektik，S. 355。
[8] 托马斯·伯根索尔（Thomas Buergenthal）是一名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被押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时年仅10 岁，在失去父亲、历经劫难后成为海牙国际法庭的一位法官（2000—2010）。他在死里逃生六十多年后撰写的回忆录《幸运男孩：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的回忆》一书中这样写道：“我们这些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可以依照我们的编号来证明我们在这里生存过，而那些在党卫军停止记录名字后被送进焚尸炉火葬的囚犯，在这个可怕的地方没有留下任何存在过的痕迹。没有尸体，没有名字，只有灰烬和编号。这是对人类尊严的最大侮辱，很难想象还能有比这更甚的侮辱了。”〔美〕托马斯·伯根索尔：《幸运男孩：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的回忆》，杨柳、杨力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56页，黑体为笔者所加。
[9] 〔美〕H.约纳斯：《存在理论中的生命、死亡和身体》，方秋明、黄信译，《世界哲学》2017年第1期。
[10] 美国学者史密斯（D. L. Smith）在《非人：为何我们会贬低、奴役、伤害他人》一书中，以丰富翔实的材料揭示了非人化是如何导致道德脱离的：“将某人非人化就是否认他具有人类的本质，然而，否认某人是人只是一部分，因为这只关乎他所不是的，而非他所是的。我们也知道，将人非人化的人断言自己加害之人是亚人类，而不仅仅是非人类。对纳粹来说，犹太人并不仅仅是非人，而是有着人形的老鼠。而对卢旺达的种族灭绝者而言，图西人是蟑螂。”〔美〕大卫·利文斯顿·史密斯：《非人：为何我们会贬低、奴役、伤害他人》，冯伟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年版，第190—1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