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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明确赞同丛斯、尼察克提出的观点，认为第一论纲的加了引号的历史唯物主义对本雅明来说就是那种与神学合作、获得神学“服侍”的历史唯物主义，代表着一种歪曲的、遭遇了曲解的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理由已由他们所敏锐地指出，《历史哲学论纲》后文在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时候，的确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与神学合作的气质作了很清晰的揭露。此外，这里还有另一个理由，或可辅以进一步的说明。
《历史哲学论纲》在后面的内容里从没有表露出对胜利、赢怀有渴望。非但没有这种胜利的渴望，本雅明还对胜利表示质疑，并且总是把胜利同历史唯物主义的敌人关联起来。如第四论纲写道，“美妙的精神事物”是鲜活的，它们“永远在质疑正在进行统治的人一次又一次不断取得的新的胜利”。如第六论纲写道，“在胜利了的仇敌面前，就算是那些死去了的人，也是不安全的。并且，这仇敌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胜利”。（Benjamin 2010，85）如第七论纲写道，“历史主义态度的历史书写者究竟在跟谁移情！回答是斩钉截铁的：跟胜利者移情。然而，但凡是在当前进行统治的统治者，他们都是以前所有胜利者的接班人。这样说来，跟胜利者移情，就是在让统治者得到好处。历史唯物主义者对此是很了解的。直到这一天为止一直都在胜利的那些人，一齐敲着得胜鼓向前行进。现如今在进行统治的统治者们随着这得胜鼓，从现如今倒在地上的人们身边走过”（Benjamin 2010，96 97）。
与之相应，本雅明还流露出对失败的欣赏。如第十二论纲写道，“俄国革命很清楚这一点。他们的口号——敌胜敌无所荣，我败我不需怜，是很有力量的，真切地是要同死去了的弟兄们团结在一起，而不是同以后来接班的人团结在一起”（Benjamin 2010，38 39）。如第十八论纲写道，“把过去的某间一直以来都封闭得严严实实的房间打开。走进那个房间，当然要伴随着政治行动。正是由于走进那个房间，政治行动就算带来了毁灭，却已然是一个弥赛亚式的行动”（Benjamin 2010，43）。
《历史哲学论纲》这种奇特的书写，即对胜利表示质疑、对失败怀着欣赏，必定来自本雅明对时局所抱持的一种悲哀的体会。依据这种书写特点，有理由推断说第一论纲把胜利、“永远赢”同加了引号的历史唯物主义关联起来，把“能够同任何人较量”同一种与神学合作的历史唯物主义关联起来，必定都是在批评那种历史唯物主义。于悲哀之中生出“存在的勇气”并渴望“存在的勇气”的本雅明，其所期待的是一种盼望胜利，也敢于失败、敢于直面失败的历史唯物主义，而非那种为了胜利可以不择手段（包括与神学合作）的历史唯物主义。蒂德曼关于本雅明对苏联感到的“幻灭”所作的回顾是高度可信的，然而这一事实应该用于论证与蒂德曼相反的观点。
《历史哲学论纲》是一篇没有最终完成的作品，学界现在最常见到的是阿多诺编辑整理的版本，可谓“阿多诺整理版”。阿多诺编辑《历史哲学论纲》，主要依据两个版本即阿伦特给的本雅明手稿、本雅明的妹妹朵拉托人带来的打字稿。阿多诺的编辑策略是以“朵拉打字稿版”为主，以阿伦特给的本雅明手稿为辅。在只掌握这两个版本的情况下，这是当时所能给出的最好办法。现在我们知道，这两个版本其实存在着非常多的差别。就第一论纲而言，“朵拉打字稿版”、阿伦特给的本雅明手稿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是值得仔细寻味的一字之差——我们所看到的加了引号的历史唯物主义属于阿伦特给的本雅明手稿，在“朵拉打字稿版”里则是加了引号的历史辩证法。可是，阿多诺选择用历史唯物主义一词取代了历史辩证法一词，他甚至把“朵拉打字稿版”的所有“历史辩证法”“历史辩证法者”都改成“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者”。如果保持一种更加审慎的态度来看待这件事情，则恐怕这样说将更加妥当——写作时间靠后的“朵拉打字稿版”《历史哲学论纲》其核心观点是，本雅明期待一种盼望胜利，也敢于失败、敢于直面失败的历史辩证法，而非那种为了胜利可以不择手段（包括与神学合作）的历史辩证法，而在写作时间靠前的《历史哲学论纲》其他版本里，本雅明期待一种盼望胜利，也敢于失败、敢于直面失败的历史唯物主义，而非那种为了胜利可以不择手段（包括与神学合作）的历史唯物主义。
本雅明的思想里浸透着宗教、神学方面的元素，这是无可否认、也不必回避的事实。他本人在《拱廊街计划》的一个断片里（编号N7a，7）清楚地说道，“我的思想与神学之间的关系好比吸墨纸与墨。把墨吸得满满的。但往吸墨纸上看，写出来的字一个都没有留在上面” [1] 。就此而言，的确可以说本雅明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本雅明所设想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都带有神学色彩。如果一定要把本雅明的带有神学色彩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理解为一种与神学合作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则务必清楚地认识到这是另一种与神学合作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而决非德国社会民主党所代表的那种与神学合作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任何试图以第一论纲中木偶与侏儒的关系为依据，指出本雅明主张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要与神学合作的做法都是明显错误的，因为前文已经清楚地论证指出，第一论纲中木偶与侏儒的关系所代表的那种与神学合作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那种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恰是本雅明猛烈抨击的对象。
这里还要强调指出，本雅明的带有神学色彩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是不是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已经上升到与神学“合作”的高度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固然是另一种与神学合作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也需谨慎对待。带有神学色彩，并不意味着就是与神学合作，并不意味着主张与神学合作。很多无神论的思想、哲学，脱胎于神学的母腹，带有神学色彩，却是一定不主张、同时也不愿意与神学合作的。本雅明当然没有到达那样的程度，他的思想终究不是一种彻底的无神论的思考。可要说他的思想与神学合作，则恐怕很勉强。举例来说，《历史哲学论纲》第二、第三论纲都明确地说到“救赎”，谈到“幸福观念，同救赎观念不可分解地纠缠着”，谈到“得到了救赎的人他们才有过去”（Benjamin 2010，82 83）。这无疑是带有神学、宗教色彩的，救赎是神学的一个核心词汇。但可以清楚地看到，本雅明完全不在意“救赎”一词的神学内涵。在这里信仰根本就不是救赎的依据，要被救赎的乃是特定的具有革命精神和政治追求的革命者，他们当中有很多甚至是无神论者。本雅明借用这个神学词汇，只是为了生动地、更容易被理解地说明一件在他看来对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来说至为重要的事情——过去是历史的一个逝去的环节，却又是一个不可化约的环节，不可化约在历史的发展里，过去在发出召唤，盼望着当前、盼望着它以后的每一个“当前”自将来的魅惑里，自宏大的进步论里挣脱出来把它找到。
杨俊杰，男，1978年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副教授。著有《艺术的危机与神话：谢林艺术哲学探微》（2011）、《延异之链：〈俄狄浦斯王〉影响研究新论》（2014）、《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考辨》（2018）等。
[1] 原文是Mein Denken verhält sich zur Theologie wie das Löschblatt zur Tinte. Es ist ganz von ihr vollgesogen. Ginge es aber nach dem Löschblatt，so würde nichts was geschrieben ist，übrig bleiben。参见Walter Benjamin，Gesammelte Schriften V，hrsg. von Rolf Tiedemann und Hermann Schweppenhäuser，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1982，S. 5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