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十年搁笔

说来也暗自庆幸，作为“反动文人”，我由于受到过批判，有“污点”，机关哪个群众组织也不愿吸收我为成员，便只好站在一边，过着“逍遥派”的生活。这倒是“因祸得福”，正好摆脱干扰，埋头读书。与之相呼应，“文革”十年，我也没有发表过一篇作品。

我之所以搁笔，究其原因：一是接受了消极教训，害怕再度触犯“文网”。曾几何时，自己还曾因为那些“宝贝文章”而洋洋自得，现在竟都成了背上的沉重包袱，担心哪一天会突然被再次揪出来，重新遭到批判。为此，甚至觉得县报“老总”出于忌恨，不许我署自己名字，到头来却是一种无意的“保全”。还想到，两千多年前，庄子就发出“骄猴中箭”“直木先伐”的警告，真有先见之明！在这种状态下，当女儿进入小学，特别喜欢诗文，老师夸她有慧根时，我却一再给她讲，绝对不要弄这个。

二是对“帮派文章”那种“拿‘不是’当理说”、生拉强扯、诬枉不实、蓄意倾陷的内容和居高临下、武断蛮横、矫揉造作的格调，从心里反感，无意更不屑于往里面掺和。

三是文章的书写必须发自内心冲动，心有所感，情有所注，方能泚笔为文。创作对于心灵的遵从，是不容否认的。“文革”期间，谈不上有什么激动，有什么感悟，就是说，没有了精神资源，那还写什么？那个时节，多的是迷茫、困惑、怀疑——这能写吗？不敢写，写了也无处发表。

“文革”中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事出偶然，尤感突然。1968年9月下旬的一天，市革委会政工组长找我谈话，说是全市只剩营口日报社没有建立革委会了，国庆节前必须实现全市“一片红”。经过军队、地方领导反复酝酿，最后确定由我做报社革委会主任。由于丝毫没有准备，我一听，脑袋就大了，紧跟着问：“你是不是开玩笑？我怎么能担这个重任？”政工组长严肃地说：“怎么能开玩笑！”接着神秘地说，“这是由韩政委亲自点将啊！政委说你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在北京两派谈判时，我也在场，政委就是这么说的。”他说的“政委”是某野战军的一位首长，当时任营口市革委会主任。

原来如此！

这年年初，中央号召地方各派大联合，分批召集各地群众组织“头头”进京谈判。记得是1968年1月26日，突然接到通知，说是韩政委要我到北京去。我感到特别突然，也十分紧张，不知出了什么事——我一介书生，区区一个小科长，找我干什么？坐了一夜火车，第二天早晨被接到京西宾馆。韩政委对我说：

周总理亲自部署和主持这项工作，要求全国各地群众组织，务必在1月28日前实现大联合。可是，我们市里两派头头各执一词，争持不下，联合协议签订不了。现在，急需起草一份既符合中央要求，两派组织又都能接受的联合协议。明天是最后期限，凌晨5点前必须达成协议。中央的口径是：（一）两派都是群众性的革命组织；（二）两派都犯有错误，不能“唯我独左”；（三）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团结一致向前看。

最后，他说：“你没有介入两派纷争，立场中立，不怀成见，比军队同志还要超脱一些；而且，文学修养、表达能力都是拔尖的。这样，由你起草协议，他们很容易接受。”

接下任务后，我带上两派分别起草的协议稿，就被送进一个房间，整整突击了四个小时，最后送交首长审定。认为措辞严谨，没有偏颇，一碗水端平了；特别是强调顾全大局，情辞恳切，很有感召力、说服力。这样，在两派“头头”会谈中，韩政委主持，由我宣读协议书，都没有提出异议，算是正式通过。

因为记着这件事情，这次准备对我予以重用。可是，我却“不识抬举”，一迭连声地说：“不行，不行，绝对不行。我可担负不了这个重担。”我对报社深知深解，那里是人才荟萃的地方，也是龙潭虎穴、水深莫测。这两天，我正在看《庄子·列御寇》篇，在骊龙颔下取珠，“使骊龙而寤”“子为齑粉夫”！“子见夫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菽，及其牵而入于太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

由于我死活不肯就任，最后没办法，军里派了一位秘书科长，担任了报社革委会主任。他一到任，就赶上“清理阶级队伍”，导致一人自杀、两人批斗致残。粉碎“四人帮”后，这位科长调回部队；剩下两个地方副主任，都不怎么管事，但也受了处分。我如果当了“一把手”，即便是消极应付，因为有责任在身，也得被划为“三种人”，开除党籍、公职。

报社一位同仁，后来见面时对我说：“你具备政治智慧，很有预见性，不然的话，一生就毁了。”

我说：“预见谈不到，更说不上有什么政治智慧，主要是从小读《庄子》，加上父亲的影响——他很信仰道家的思想，对名利、功业一向看得比较淡，没有那么强烈的欲望。当然，对于那些造反派‘头头’拉拉扯扯，不学无术，权欲熏天，兴风作浪，确实也看不惯，心存戒备，不想和他们混在一起，这也是重要因素。”

他说：“一个是淡泊名利，一个是洁身自好。具备了这两条，即便是从政，经风历浪，同样也能立于不败之地。”

1975年底，营口市委办公室一位副主任调到省里工作，我由综合科长提拔起来，填补了这个空缺。当时的心路历程，《王充闾：文苑归去来》一书中所描述的，颇近实际：

命运似乎和他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让他经受了一场磨难后，又沿着它早已为他安排好的路子走下去。然而，此时的王充闾还没有完全从这场噩梦中解脱出来，当权者在运动中的遭遇更是让他心灰意冷，犹有余悸。本来，他的政治欲望就不很强，此刻，对他来说，从政更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了。实际上，他的进取心是很强的，只是没有放在事功上，他所拼力追求的，是向往在学术研究、文学创作上有所建树。然而遭逢不偶，未遇其时。如今已年届不惑，治学与创作两个方面均未能实现预期，岂不愧对亲人、也愧对自己！这期间写就的一首七言绝句，充分表露出他的心迹：

星月争辉映敝庐，

深宵何事久踟蹰？

不成一事年空长，

有愧人间大丈夫。

当时的局面也甚为动荡。“四人帮”活动猖獗，政治斗争十分激烈。作为一个副处级的官员，虽然位置不高，但也无法完全游离于运动之外。不过，他给自己定下了一条严格的戒律：不前不后，不左不右，处中游，随大溜儿，既没有鲜明抵制的觉悟，也绝不想跟着运动去捞油水。即便如此，繁杂的公务还是常常弄得他心烦意乱。有一次，他去东郭苇场的南井子，这里是大凌河入海口，最为偏僻、宁静。心里非常喜欢这个地方，窃想：如果能够在这里住上十天半月，带上一部《汉书》，静下心来读一读，该有多好。

由此，亦可见其内心深处的矛盾心理和避世心态了。他渴望人生有成，却不喜欢政治斗争；治世中他入世，乱世中他宁愿躲到书斋里去。然而不管怎样，他已经踏上了仕途这条路，在日后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处在入世与出世、为官与为文的矛盾漩涡里。——为官为文的矛盾已初露端倪。

正是由于心中蕴蓄着做学问、搞研究的抱负，所以，辍笔绝不意味着对文学的放弃，只不过是找到了另一个出路，就是拼命读书，充实自己。马丁·路德金在《我有一个梦想》中，有过“从绝望中寻找失望”的说法。借用过来，可说是“从绝望中寻找希望”。这样一来，倒使我在天崩地坼、浮尘十丈中悄然结下了书缘。

最初那段时日，我主要是读《毛泽东选集》读鲁迅，这是“造反派”们所允许的。我很喜欢鲁迅的小说。那种冷眼看人生的峻厉、深藏的压抑，以及广大的同情心、深刻的批判性，引起了我的共鸣。《鸭的喜剧》一开头就说：“俄国的盲诗人爱罗先珂君带了他那六弦琴到北京之后不多久，便向我诉苦说：‘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读到这里，我的心猛地一震。

控制不住读古书的欲望，我就常常偷偷地躲进宿舍去翻看，但外边总要包上一张报纸，以防意外。《庄子》和《红楼梦》这两部百科大全书，让我钻进去就不想出来，暂时竟忘却了身处逆境，今夕何夕。读《庄子》，使我增长了人生智慧。世上人群，聪明者多，智慧者少。“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这是绝高的生存智慧。而读《红楼梦》，则往往流于消沉：曹公倾其十年心血写就的乃是其人生理想的三部曲：追求、激荡与幻灭。现在看，这种认识失之偏颇，显然与当时的处境直接相关。

其间，将近两年，在纺织工厂劳动，干的活是接线头、推布捆，前者琐碎，后者乏累。不管如何，回到宿舍，躺在床上还是要看一会儿书，周围总是一片鼾声。每星期休息一天，是我集中读书的大好时节。读苏俄的小说《在人间》《复活》《罪与罚》、读郭沫若的《蔡文姬》、读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也读《聊斋志异》《桃花扇》。当我读到：“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似乎从中悟出了一些神秘的奥蕴，却又说不清楚。

1971年初，揭露、批判陈伯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毛泽东号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学习马、列六本书。在参加读书班之外，我还专门利用三个月时间，系统学习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反复精读，整本书上有五种笔迹，上面写满了学习心得。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我的认知与领悟开启了一扇窗户，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更是终身受益。

“文革”开始时，红卫兵“破四旧”，从一些人家搜出大量文物、藏品，也有许多古旧书籍，统统放在市财政局的仓库里。后来“落实政策”，物品陆续归还原主，而这些旧书却还一直堆放在仓库里。“批林批孔”要找靶子，市革委会宣传组就让我到那里去清理，因为我读过“四书”“五经”，在全机关是出了名的“饱学之士”。弄了两整天，从中挑出有价值的（当时说成是可供批判的）古书三百三十多种，我把它们用卡车运到市委机关，在办公楼的几个卷柜里锁了起来，钥匙由我掌管。这在我是求之不得的。

从此，我就堂而皇之、名正言顺地以准备批判材料为借口，找出各种各样的线装古籍，阅读、摘抄。其实，那时军代表关注的是联系现实，他们不愿意也不懂得翻动那些古旧东西。你不是要“评法批儒”吗？那我就读了《韩非子》，还有杂家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刘安的《淮南鸿烈》和王充的《论衡》。反正周围那些人，也分不清谁是儒家、法家、道家、杂家。我倒是乐得迷恋在这个“桃源世界”里，“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我记了几本笔记，中间也没有人催我写批判文章，顾自在那里饱享嗜书的乐趣。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也都是这期间读的。或许是有了一些阅历的缘故，觉得书读得深了，理解得也比较透辟了，心中逐渐豁朗起来。

1974年夏天，一个早晨，家里柴油烧尽了，炉灶生不了火，我急着下楼去取柴油桶，由于过分慌张，竟将两个台阶当作一个，结果导致左脚踝骨断裂。医生警告说，必须卧床静养，否则容易致残。这样，在家整整待了四个月。日长似岁，痛苦难熬，我便天天躺着读中华书局出版的十二卷本《后汉书》。在私塾读过《史记》，后来又读了《汉书》《三国志》。这样，“前四史”只剩了《后汉书》，这次算是历史补课。

读史书，需要原原本本，悉心研索。但我辈青年学子不同于史学专家，没有专门课题，缺乏周密计划，在通读过程中，如何读出兴趣、理出端绪，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开始时我也感到有些枯燥，好在逐渐摸索出一些窍门。

其一，“找熟人，抓线索”。书中人物已经死去一千八九百年了，哪里会有熟人？有。凭着知识积累，许多人早已耳熟能详。我喜欢看京剧，《上天台》（又名《打金砖》）中许多人物，像光武帝以及姚期、马武、邓禹、岑彭、陈俊、吴汉等一干将领，他们的形象、言行一直刻印在脑子里。尽管历史上并无“二十八宿上天台”之说，但这些功臣名将在《后汉书》里都有传，读起来甚感亲切。同样，《三字经》里有“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我在读《文苑列传》时，发现了黄香的传记，眼睛立刻一亮。记得童年背《三字经》时，父亲说过，这个黄香和他的儿子黄琼都在我们祖居地大名所在的魏郡当过太守。还有，于今尚能背诵的童蒙读物《幼学故事琼林》（增订本）中，至少有四十人的典故，像“马融设绛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雷义之与陈重，胶漆相投”，“孟尝廉洁，克俾合浦还珠”“蔡女（文姬）咏吟，曾传笳谱”，等等，都出自《后汉书》。由于有了这么多“熟人”，史书入眼，就变得活灵活现，分外亲切了。

其二，作由此及彼的联想，实现多光聚焦。前面说到黄香，由他联系到其子黄琼；又由黄琼联系到李固——他在致黄琼信中有“‘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之警语，是毛泽东主席在“文革”之初推荐过的。而我之晓得李固，则源于《幼学故事琼林》中的这句话：“李固不夸父爵，可称子弟之良。”

其三，同前几次读史比较，这次在读书方法上有所改进。当年业师曾经教诲：读书应该参阅多种典籍，博取诸说，撷采众长；借他山石以攻玉。但在过去读《汉书》时，限于条件，主要是参照《资治通鉴》；这次不同了，自己多年来购进了一些古籍，市图书馆也提供了方便，加上“破四旧”时搜索了几百种古书，可供翻检。在读《后汉书》的过程中，我参看了宋人王应麟的《困学纪闻》、近人陈登原的《国史旧闻》、清人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清人俞正燮的《癸巳存稿》等多种书，其中尤以清人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使我获益最多——不仅纠正了一些书中的史实错误，而且增长了许多见识。单说《后汉书》部分，瓯北老人善于就一些课题做综合性分析，比如“东汉尚名节”“东汉宦官”“东汉废太子皆保全”及东汉“多母后临朝、外藩入继”，一个个问题分析得丝丝入扣。如在《东汉诸帝多不永年》一文中指出：“国家当气运隆盛时，人主大抵长寿，其生子亦必早且多。独东汉则不然。”“人主既不永年，则继位者必幼主，幼主无子，而母后临朝，自必援立孩稚，以久其权。”讲得十分透彻。

不过，有的方面也似可商榷。《廿二史札记》中有一篇《东汉功臣多近儒》，开篇就说：“西汉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亦一时风会不同也。”这个论断极是。举例中，首先是光武帝，“虽东征西战，犹投戈讲艺，息马论道。是帝本好学问，非同汉高之儒冠置溺也”。接着从邓禹开始，点了十四五位功臣名将，唯独没有伏波将军马援。那么，马援是不是“近儒”呢？诚然，史书上没有记述他如何研习儒家著作，但从他的言行中可以看出儒家忠君、孝亲观念的影响。本传称：兄卒，“援行服期年，不离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庐”。在他患病时，他的至友的儿子、朝中的驸马梁松前来拜望，他不搭理。他的亲属问他：“人家是皇帝女婿，公卿以下人人畏惮，大人奈何独不为礼？”他的答复是：“我乃松父友也。（松）虽贵，何得失其序乎？”梁松由是恨之。为了维护长幼之序，不惜遭到忌恨，这还不是儒家的风范吗？马援的从弟少游，对他“慷慨多大志”甚感哀怜，曾劝说他：人活一世，只要衣食丰足，乘短毂车，骑缓步马，为郡掾吏，乡里称善人，也就可以了。何必贪求无度，徒招自苦！可是，他听而不从。“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这是他的名言。出征交趾，立功绝域归来，恰值湘西南“五溪蛮暴动”，年已六十有二的马援再次主动请缨前往讨伐。光武帝看他年老，没有应许。他坚持申请，说：“臣尚能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也！”结果，战场上遭遇酷暑，士兵多患疾疫，马援也染病身死。最后却遭到诬陷，妻儿惊恐万状，连棺材都不敢归葬祖茔，成为历史上有名的一大冤案。设想，如果他能知足知止，见好就收，何至于此！这里只辨对是否“尚儒”这个问题，意在说明赵翼高明中也有疏漏，所谓“百密一疏”，并不涉及历史人物的价值判断问题。

通过《后汉书》的研读，我自感在史学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附带说个小插曲：由于四个月没有出门，缺乏运动，结果我的体重增长了十多公斤。上班后，坐在凳子上，脖子后面的肉耷拉下来，单位的同事在后面用夹子给夹起来。从此，我开始了天天跑步锻炼，长久坚持不辍。病后得以专心读书，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从此养成了锻炼习惯，也是坏事变成了好事。 ME5M+ZJ1vl1xr09YE4P/vStJCG/lkIKAgr4cF7LVhImiWyDrIDCX7xn6CTtP9Qq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