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憧憬

除了向在京的报纸副刊投稿，1960年、1961年，我也曾在《营口日报》副刊上发表过几篇散文：《菜地里的遐思》《绿了沙原》《风正一帆悬》《英雄本色》；还有一篇杂文《政者，正也》，抨击一些公职人员拉关系、走后门，假公济私、营谋私利、拉帮结派、拨弄是非；倡导持之以正、一秉至公，做有利于增进团结的事情。这种批评类文字，在我是“初试锋芒”了。

1962年新年过后，我被调到营口日报社编辑副刊，这算是正式与文学写作接轨。本来，调我是做驻盘山县记者，可是，出乎意料的是，到市委宣传部报到时，董连璧部长竟亲笔在我的调令上批示：“老丁（报社总编辑丁立身）：我的意见，让王充闾去编副刊。”我暗自思忖，这可能同那几篇文章的见报有直接联系。到了报社，同样获得了上下的青睐。总编辑自然尊重宣传部部长的意见，这样，我便开始了四年多的副刊编辑生涯。

这时已经二十七岁了。所以，当时有“苏洵发愤年同我，学海扬帆意悔迟”（引自《三字经》：“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之句。编辑部里，人才济济，大家相互切磋，学术方面时有思想交锋。特别是评报过程中，各抒己见，气氛民主，即便是总编辑的文章，也可以无所顾忌地加以指摘，使我扩展了视野，受到了激励。

副刊编辑岗位，为我提供了接触文艺界、学术界专家的有利条件，获益匪浅。人们常常误以为当编辑只是付出，只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实际上并非如此，采访、编稿过程正是学习、练笔，求知、益智的好机会。“五四”之后，有很多编辑成为文豪、作家、学问家，便是实证。

这期间，适应报纸副刊要求，我写了《红粱赋》《时代的凯歌》《春潮滚滚》等二十几篇散文、随笔、杂文，篇幅一般都在两千字以上。

当时，几乎读遍了报社图书馆的文学类藏书，我最喜欢的是鲁迅、茅盾、冰心、曹禺的作品。我也爱读孙犁的小说、散文——文笔优美，情感细腻，特别是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善良、清纯，十分可爱。杨朔散文，艺术地、诗意地讴歌劳动、创造、贡献，讴歌社会生活中具有美好品德、带有英雄色彩的人物和崭新事物，十分感人，虽然属于当时政治的赞歌，但并非政策图解、标语口号，而是真正的文学作品。还有苏联作家波列伏依描写共产主义建设工程的特写集，20世纪50年代我就看过了，作家笔下那些活跃在工地上的厂长、技师、工人的先进思想与开阔视野、远大理想，令人感发兴起。

这一阶段我的散文写作，从主题到题材都比较单一，无论是描写城市、农村，工业、服务业，山区发展、社会场景，都是以澎湃的激情、昂扬的笔调，反映生产建设的成就，记述先进思想、模范人物，歌颂党的领导、歌颂时代、歌颂人民，赞颂新生事物。文笔比较流畅，也讲究结构、章法，但多数失之直白，浮在生活表面，缺乏思想张力，意蕴深度不够；主要是叙述事情，人物有平面化、表象化倾向，看不到更深层面的内心活动和矛盾冲突。

儒家传统文化先忧后乐、昂扬奋进的精神积淀，同那个特殊年月的时代召唤相呼应，点燃了我的乐观向上的生命激情和青春火焰，整天都生活在“乌托邦式”的憧憬之中。在那激情四射的年月里，我所确立的是与时代、社会和群体完全融合的人生坐标，而放弃了或者说根本没有意识到对于一个文学写作者至关重要的思考和体验的权利，结果是自我的放逐，个性的迷失，心灵倾诉的缺席。文学途程伊始，走的便是“时代的抒情”的路子，而未能唱出自己的歌吟。

进入新世纪之后，文学评论家石杰在《王充闾：文园归去来》一书中指出了这一点。我在关于创作的自我反思中也认识到，好的散文应该具备个人的眼光、心灵的自觉、精神的敏感，提高对客体对象的穿透能力、感悟能力、反诘能力，力求将深邃的思想和独特的智性，将自己的富于个性、富于新的发现和感知的因素，贯注到作品中去，努力写出个人精微独到的感觉、特殊的心灵感悟；要善于碰撞思想的火花，让知识变成生命的一部分，使理性的思考和感性的生命体验有机地结合起来；应该带着强烈的感情、心灵的颤响，呼应着一种苍凉旷远的旋律，从更广阔的背景打通抵达人性深处的路径，充满着对人的命运、人性弱点和人类处境的悲悯与关怀。

我在报社四年多时间，参加过三次农村“四清”运动。最后一次是在营口县大石桥镇东窑村，从1965年秋到次年春，长达二百多天。市委书记陈一光在这里蹲点。著名评书演员、市曲艺团副团长袁阔成也在我们这个工作组，我和他睡在一铺炕上，一同吃农家的“派饭”，一同参加社员大会，一同下地干活。稍有差异的，是我们顿顿喝高粱米粥，农家大嫂专门给他烙一块玉米面饼，为的是增加一点力气，饭后好给大家说一段评书。陈书记对袁阔成的评书艺术备极欣赏，鼓励他多说新书，为全市文艺队伍树立一个榜样。同时，交付我一项任务——帮助他收集、整理、创作一些农村素材的段子，充实、丰富其艺术资源。

开始时我还满怀着信心，拉开了架势，真想在这方面做出一点贡献；后来发现自己并不具备这种能力和条件。但是，收益还是蛮大的。六个多月，朝夕相处，我几乎听遍了袁先生的一切“拿手好戏”，不仅包括《三国演义》《水泊梁山》《施公案》《薛家将》《岳飞传》《明英烈》等传统评书选段，还有新书《烈火金刚》《林海雪原》《暴风骤雨》《转战南北》《敌后武工队》等等。在我，这是机会难得的艺术熏陶，而当地群众更是把它看作是精神大餐、文艺盛宴。每当他“讲段子”，都是里三层外三层，场场爆满。

一次，我和袁先生一道，扛着锄头进菜园子铲菜，发现小记工员正在那里模仿着他，说肖飞把烟头摔在狗特务的脸上，“滋啦”一下就烫出一个泡来，狗特务一哆嗦，烟头又顺着脖梗子往下滑，滚到胸脯上，疼得直打激灵。小记工员又学着袁先生的腔调，问道：“没想到吧，何志武？”对方“乌拉”了一句，心想：“我想这干啥？碰上你肖飞，这不倒霉吗？”一举手，一投足，做派、声调，活脱脱的一个“小袁阔成”，逗得大家笑个前仰后合。一位老大嫂说：“师傅大驾到了，快快跪下，叩头！”

按照专家的讲法，说评书有三重境界，基础是编故事、说故事，能够吸引人听下去；再上一个台阶，是传授知识、益人心智，使人听了深受教益；再进一层是创造美的形象、弘扬美学精神。这三个方面，袁先生都有创获。

当时他不过三十六七岁，艺术造诣、精力、体力都处在最佳时期。他的表演，神形兼备，细腻感人，形象优美，气度恢宏。说到编故事，这正是他的长项，而我拙于此道；倒是自认文史功底丰厚，可以帮助出些主意。通过听评书段子，发现他读的书很多，对历史颇有研究。一次，我和他唠嗑儿，谈到往传统小说里“加事添彩”，他举出许多例子。比如，曹操杀孔融，是由御史大夫郗虑（他和孔融有仇口）告密引起的，这在《三国演义》第四十回里有记载，但很简单——郗虑所告发的秘事，无非是孔融背后发泄不满，说曹公坏话，并且和祢衡有交情。过去，袁先生也是这么照着说的，但总觉得没能击中要害，于是就考虑往里加些内容。加什么呢？加了郗虑对曹操说：“您还记得您在破袁绍的时候，公子曹丕收了袁绍的儿子袁熙的夫人甄氏，孔融曾经给您写过一封信，信上说到了武王伐纣把纣王的宠妃妲己赐给了自己的弟弟周公旦吗？孔融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武王把妲己赐给了周公，其实是他自己看上妲己了。但是，由于妲己毁掉了纣王的江山，这是一个不祥之物，如果武王自己纳了妲己，传出去影响不好，所以，武王在名义上把妲己赐给了周公，其实暗地里是自己把妲己接纳了。因为只要妲己进入家里，那外人就无法过问了。现在您破了袁绍，把甄氏赐给了公子曹丕，其实是您自己把甄氏纳了。”这一下，可就“冷訾辛阚”（《百家姓》里一句话，谐音“冷刺心坎”），扎到痛处了，坚定了曹操除掉孔融的决心。

我问：“你怎么想到了这个事？”

他说：“有根据呀！孔融写信的事，《后汉书》本传里专有记载，但那里并没说是郗虑讲的。我把它加到郗虑身上了。”

说到兄弟剧种以及小说互相借鉴的事，他谈到了京戏《打渔杀家》，说这是一出《水浒》戏，萧恩就是阮小五嘛！我说，不过，《水浒传》里可没有记载。他说，类似情况不少，比如《黄鹤楼》和《单刀赴会》，内容大体相同，都是“三国”戏。我插了一句：说的是东吴为了讨还荆州，邀请西蜀君主过江赴会，图谋绑架，结果未能得逞。他说，两出戏都取材于元人杂剧，但是罗贯中只选用了后者，所以《黄鹤楼》不见于《三国演义》。

他善于借鉴、吸收长篇小说的成功经验，一改受中国戏曲影响的传统评书主要是交代故事的做法，高度重视细节刻画和心理描写，不仅细致入微，而且合情入理。《许云峰赴宴》中，为了刻画这位英雄人物的沉着镇定、处变不惊的气质和心态——当然也是表现他正在精心思考应敌之策，评书中摹写了他的眼中所见：“休息室布置得很别致，地下铺着地毯，周围摆着几张沙发，对面有一架独立全球老鹰牌的大座钟，有一人多高，钟砣‘嘎噔嘎噔’地来回摆动，东西两侧有二米见方的两个水晶鱼缸，里边是清凌凌的水、绿莹莹的草，百十条热带鱼，在里面游来荡去。……他坐在一只独坐的沙发上，若无其事地抬起左腿搭在右腿上面，伸出双手，扯平了长衫的衣襟儿，轻轻地往膝盖上一搭，双手自然地放在胸前，两只眼睛悠闲自得地看着缸里的游鱼。”

与这种表现手法截然不同、形成鲜明对照的，在《肖飞买药》中，他说：“肖飞登上川岛一郎的跨斗摩托车，头闸拱，二闸拽，三闸没有四闸快；咕嘟嘟，离开药房，冲出东门，再一次经过日军岗哨时，鬼子一瞧肖飞来了，心说：你看怎么样，我就知道是自己人嘛，有急事，把自行车扔在家里，骑摩托来了。肖飞到了眼前，鬼子大喊一声：‘乔子开！’（日语，意为立正）肖飞一听，什么？饺子给？燕窝席也没工夫吃了。”

二者一静一动，一庄一谐，张弛有致。前者写的是激烈交锋的前奏，“万木无声待雨来”，使听众产生悬念与期待；后者属于闲笔，信手拈来，触处生春，别有情趣，令人忍俊不禁。

我想，袁阔成成就的取得，当然和“袁氏三杰”的家学渊源、祖传技艺有直接关系，但根本之点还在于他的认真学习、刻苦钻研精神。这对我触动很大，自叹弗如。本来，应该多向他学习一些东西，可是，十分遗憾，当时他实在太紧张、太忙累了，几乎所有业余时间，全部用来说段子——这年夏天他光荣入党，决心要倾尽一己之所长，为工农大众献艺，很难找到交谈的机会。这样，也就失之交臂。

“四清”结束，工作总结时，我说，最大的收获是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我也做了一番检讨，说限于自身能力、水平，市委领导交办的任务没能很好地完成，准备回去后加以弥补，认真写几篇报道，宣传一下袁阔成的同群众打成一片、带头说新书和刻苦钻研的精神。结果，我们回到单位不久，“文革”就开始了，陈一光调任锦州市委书记；而批判“三家村”，新闻单位首当其冲。本来，我已被调入营口市委机关，但运动开始后，原单位的造反派贴出大字报，要求所有调出的编辑、记者，一律回去参加揭发、批判“三家村营口分店”的反党罪行。回去的当天，就赶上报社造反派联合高中学生把总编辑丁立身作为“三家村”黑店的代理人揪出批斗，紧接着，我们几个所谓“黑笔杆子”（俗称“四大金刚”），作为黑爪牙，也被点名批判。这样，上述写作计划就“胎死腹中”，全盘落空了。 /9+RCtlvDPSxZi7gkkzzaK4DsQCs60LSAPejsAQSC13qeDVtaK7RA+UrvMGGM1p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