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向在京的报纸副刊投稿,1960年、1961年,我也曾在《营口日报》副刊上发表过几篇散文:《菜地里的遐思》《绿了沙原》《风正一帆悬》《英雄本色》;还有一篇杂文《政者,正也》,抨击一些公职人员拉关系、走后门,假公济私、营谋私利、拉帮结派、拨弄是非;倡导持之以正、一秉至公,做有利于增进团结的事情。这种批评类文字,在我是“初试锋芒”了。
1962年新年过后,我被调到营口日报社编辑副刊,这算是正式与文学写作接轨。本来,调我是做驻盘山县记者,可是,出乎意料的是,到市委宣传部报到时,董连璧部长竟亲笔在我的调令上批示:“老丁(报社总编辑丁立身):我的意见,让王充闾去编副刊。”我暗自思忖,这可能同那几篇文章的见报有直接联系。到了报社,同样获得了上下的青睐。总编辑自然尊重宣传部部长的意见,这样,我便开始了四年多的副刊编辑生涯。
这时已经二十七岁了。所以,当时有“苏洵发愤年同我,学海扬帆意悔迟”(引自《三字经》:“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之句。编辑部里,人才济济,大家相互切磋,学术方面时有思想交锋。特别是评报过程中,各抒己见,气氛民主,即便是总编辑的文章,也可以无所顾忌地加以指摘,使我扩展了视野,受到了激励。
副刊编辑岗位,为我提供了接触文艺界、学术界专家的有利条件,获益匪浅。人们常常误以为当编辑只是付出,只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实际上并非如此,采访、编稿过程正是学习、练笔,求知、益智的好机会。“五四”之后,有很多编辑成为文豪、作家、学问家,便是实证。
这期间,适应报纸副刊要求,我写了《红粱赋》《时代的凯歌》《春潮滚滚》等二十几篇散文、随笔、杂文,篇幅一般都在两千字以上。
当时,几乎读遍了报社图书馆的文学类藏书,我最喜欢的是鲁迅、茅盾、冰心、曹禺的作品。我也爱读孙犁的小说、散文——文笔优美,情感细腻,特别是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善良、清纯,十分可爱。杨朔散文,艺术地、诗意地讴歌劳动、创造、贡献,讴歌社会生活中具有美好品德、带有英雄色彩的人物和崭新事物,十分感人,虽然属于当时政治的赞歌,但并非政策图解、标语口号,而是真正的文学作品。还有苏联作家波列伏依描写共产主义建设工程的特写集,20世纪50年代我就看过了,作家笔下那些活跃在工地上的厂长、技师、工人的先进思想与开阔视野、远大理想,令人感发兴起。
这一阶段我的散文写作,从主题到题材都比较单一,无论是描写城市、农村,工业、服务业,山区发展、社会场景,都是以澎湃的激情、昂扬的笔调,反映生产建设的成就,记述先进思想、模范人物,歌颂党的领导、歌颂时代、歌颂人民,赞颂新生事物。文笔比较流畅,也讲究结构、章法,但多数失之直白,浮在生活表面,缺乏思想张力,意蕴深度不够;主要是叙述事情,人物有平面化、表象化倾向,看不到更深层面的内心活动和矛盾冲突。
儒家传统文化先忧后乐、昂扬奋进的精神积淀,同那个特殊年月的时代召唤相呼应,点燃了我的乐观向上的生命激情和青春火焰,整天都生活在“乌托邦式”的憧憬之中。在那激情四射的年月里,我所确立的是与时代、社会和群体完全融合的人生坐标,而放弃了或者说根本没有意识到对于一个文学写作者至关重要的思考和体验的权利,结果是自我的放逐,个性的迷失,心灵倾诉的缺席。文学途程伊始,走的便是“时代的抒情”的路子,而未能唱出自己的歌吟。
进入新世纪之后,文学评论家石杰在《王充闾:文园归去来》一书中指出了这一点。我在关于创作的自我反思中也认识到,好的散文应该具备个人的眼光、心灵的自觉、精神的敏感,提高对客体对象的穿透能力、感悟能力、反诘能力,力求将深邃的思想和独特的智性,将自己的富于个性、富于新的发现和感知的因素,贯注到作品中去,努力写出个人精微独到的感觉、特殊的心灵感悟;要善于碰撞思想的火花,让知识变成生命的一部分,使理性的思考和感性的生命体验有机地结合起来;应该带着强烈的感情、心灵的颤响,呼应着一种苍凉旷远的旋律,从更广阔的背景打通抵达人性深处的路径,充满着对人的命运、人性弱点和人类处境的悲悯与关怀。
我在报社四年多时间,参加过三次农村“四清”运动。最后一次是在营口县大石桥镇东窑村,从1965年秋到次年春,长达二百多天。市委书记陈一光在这里蹲点。著名评书演员、市曲艺团副团长袁阔成也在我们这个工作组,我和他睡在一铺炕上,一同吃农家的“派饭”,一同参加社员大会,一同下地干活。稍有差异的,是我们顿顿喝高粱米粥,农家大嫂专门给他烙一块玉米面饼,为的是增加一点力气,饭后好给大家说一段评书。陈书记对袁阔成的评书艺术备极欣赏,鼓励他多说新书,为全市文艺队伍树立一个榜样。同时,交付我一项任务——帮助他收集、整理、创作一些农村素材的段子,充实、丰富其艺术资源。
开始时我还满怀着信心,拉开了架势,真想在这方面做出一点贡献;后来发现自己并不具备这种能力和条件。但是,收益还是蛮大的。六个多月,朝夕相处,我几乎听遍了袁先生的一切“拿手好戏”,不仅包括《三国演义》《水泊梁山》《施公案》《薛家将》《岳飞传》《明英烈》等传统评书选段,还有新书《烈火金刚》《林海雪原》《暴风骤雨》《转战南北》《敌后武工队》等等。在我,这是机会难得的艺术熏陶,而当地群众更是把它看作是精神大餐、文艺盛宴。每当他“讲段子”,都是里三层外三层,场场爆满。
一次,我和袁先生一道,扛着锄头进菜园子铲菜,发现小记工员正在那里模仿着他,说肖飞把烟头摔在狗特务的脸上,“滋啦”一下就烫出一个泡来,狗特务一哆嗦,烟头又顺着脖梗子往下滑,滚到胸脯上,疼得直打激灵。小记工员又学着袁先生的腔调,问道:“没想到吧,何志武?”对方“乌拉”了一句,心想:“我想这干啥?碰上你肖飞,这不倒霉吗?”一举手,一投足,做派、声调,活脱脱的一个“小袁阔成”,逗得大家笑个前仰后合。一位老大嫂说:“师傅大驾到了,快快跪下,叩头!”
在1965年“四清”期间下乡,王充闾与评书艺术家袁阔成同吃同住,同劳动。图为他(右一)同袁阔成(右二)在营口农村。
按照专家的讲法,说评书有三重境界,基础是编故事、说故事,能够吸引人听下去;再上一个台阶,是传授知识、益人心智,使人听了深受教益;再进一层是创造美的形象、弘扬美学精神。这三个方面,袁先生都有创获。
当时他不过三十六七岁,艺术造诣、精力、体力都处在最佳时期。他的表演,神形兼备,细腻感人,形象优美,气度恢宏。说到编故事,这正是他的长项,而我拙于此道;倒是自认文史功底丰厚,可以帮助出些主意。通过听评书段子,发现他读的书很多,对历史颇有研究。一次,我和他唠嗑儿,谈到往传统小说里“加事添彩”,他举出许多例子。比如,曹操杀孔融,是由御史大夫郗虑(他和孔融有仇口)告密引起的,这在《三国演义》第四十回里有记载,但很简单——郗虑所告发的秘事,无非是孔融背后发泄不满,说曹公坏话,并且和祢衡有交情。过去,袁先生也是这么照着说的,但总觉得没能击中要害,于是就考虑往里加些内容。加什么呢?加了郗虑对曹操说:“您还记得您在破袁绍的时候,公子曹丕收了袁绍的儿子袁熙的夫人甄氏,孔融曾经给您写过一封信,信上说到了武王伐纣把纣王的宠妃妲己赐给了自己的弟弟周公旦吗?孔融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武王把妲己赐给了周公,其实是他自己看上妲己了。但是,由于妲己毁掉了纣王的江山,这是一个不祥之物,如果武王自己纳了妲己,传出去影响不好,所以,武王在名义上把妲己赐给了周公,其实暗地里是自己把妲己接纳了。因为只要妲己进入家里,那外人就无法过问了。现在您破了袁绍,把甄氏赐给了公子曹丕,其实是您自己把甄氏纳了。”这一下,可就“冷訾辛阚”(《百家姓》里一句话,谐音“冷刺心坎”),扎到痛处了,坚定了曹操除掉孔融的决心。
我问:“你怎么想到了这个事?”
他说:“有根据呀!孔融写信的事,《后汉书》本传里专有记载,但那里并没说是郗虑讲的。我把它加到郗虑身上了。”
说到兄弟剧种以及小说互相借鉴的事,他谈到了京戏《打渔杀家》,说这是一出《水浒》戏,萧恩就是阮小五嘛!我说,不过,《水浒传》里可没有记载。他说,类似情况不少,比如《黄鹤楼》和《单刀赴会》,内容大体相同,都是“三国”戏。我插了一句:说的是东吴为了讨还荆州,邀请西蜀君主过江赴会,图谋绑架,结果未能得逞。他说,两出戏都取材于元人杂剧,但是罗贯中只选用了后者,所以《黄鹤楼》不见于《三国演义》。
他善于借鉴、吸收长篇小说的成功经验,一改受中国戏曲影响的传统评书主要是交代故事的做法,高度重视细节刻画和心理描写,不仅细致入微,而且合情入理。《许云峰赴宴》中,为了刻画这位英雄人物的沉着镇定、处变不惊的气质和心态——当然也是表现他正在精心思考应敌之策,评书中摹写了他的眼中所见:“休息室布置得很别致,地下铺着地毯,周围摆着几张沙发,对面有一架独立全球老鹰牌的大座钟,有一人多高,钟砣‘嘎噔嘎噔’地来回摆动,东西两侧有二米见方的两个水晶鱼缸,里边是清凌凌的水、绿莹莹的草,百十条热带鱼,在里面游来荡去。……他坐在一只独坐的沙发上,若无其事地抬起左腿搭在右腿上面,伸出双手,扯平了长衫的衣襟儿,轻轻地往膝盖上一搭,双手自然地放在胸前,两只眼睛悠闲自得地看着缸里的游鱼。”
与这种表现手法截然不同、形成鲜明对照的,在《肖飞买药》中,他说:“肖飞登上川岛一郎的跨斗摩托车,头闸拱,二闸拽,三闸没有四闸快;咕嘟嘟,离开药房,冲出东门,再一次经过日军岗哨时,鬼子一瞧肖飞来了,心说:你看怎么样,我就知道是自己人嘛,有急事,把自行车扔在家里,骑摩托来了。肖飞到了眼前,鬼子大喊一声:‘乔子开!’(日语,意为立正)肖飞一听,什么?饺子给?燕窝席也没工夫吃了。”
二者一静一动,一庄一谐,张弛有致。前者写的是激烈交锋的前奏,“万木无声待雨来”,使听众产生悬念与期待;后者属于闲笔,信手拈来,触处生春,别有情趣,令人忍俊不禁。
我想,袁阔成成就的取得,当然和“袁氏三杰”的家学渊源、祖传技艺有直接关系,但根本之点还在于他的认真学习、刻苦钻研精神。这对我触动很大,自叹弗如。本来,应该多向他学习一些东西,可是,十分遗憾,当时他实在太紧张、太忙累了,几乎所有业余时间,全部用来说段子——这年夏天他光荣入党,决心要倾尽一己之所长,为工农大众献艺,很难找到交谈的机会。这样,也就失之交臂。
“四清”结束,工作总结时,我说,最大的收获是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我也做了一番检讨,说限于自身能力、水平,市委领导交办的任务没能很好地完成,准备回去后加以弥补,认真写几篇报道,宣传一下袁阔成的同群众打成一片、带头说新书和刻苦钻研的精神。结果,我们回到单位不久,“文革”就开始了,陈一光调任锦州市委书记;而批判“三家村”,新闻单位首当其冲。本来,我已被调入营口市委机关,但运动开始后,原单位的造反派贴出大字报,要求所有调出的编辑、记者,一律回去参加揭发、批判“三家村营口分店”的反党罪行。回去的当天,就赶上报社造反派联合高中学生把总编辑丁立身作为“三家村”黑店的代理人揪出批斗,紧接着,我们几个所谓“黑笔杆子”(俗称“四大金刚”),作为黑爪牙,也被点名批判。这样,上述写作计划就“胎死腹中”,全盘落空了。
说来也暗自庆幸,作为“反动文人”,我由于受到过批判,有“污点”,机关哪个群众组织也不愿吸收我为成员,便只好站在一边,过着“逍遥派”的生活。这倒是“因祸得福”,正好摆脱干扰,埋头读书。与之相呼应,“文革”十年,我也没有发表过一篇作品。
我之所以搁笔,究其原因:一是接受了消极教训,害怕再度触犯“文网”。曾几何时,自己还曾因为那些“宝贝文章”而洋洋自得,现在竟都成了背上的沉重包袱,担心哪一天会突然被再次揪出来,重新遭到批判。为此,甚至觉得县报“老总”出于忌恨,不许我署自己名字,到头来却是一种无意的“保全”。还想到,两千多年前,庄子就发出“骄猴中箭”“直木先伐”的警告,真有先见之明!在这种状态下,当女儿进入小学,特别喜欢诗文,老师夸她有慧根时,我却一再给她讲,绝对不要弄这个。
二是对“帮派文章”那种“拿‘不是’当理说”、生拉强扯、诬枉不实、蓄意倾陷的内容和居高临下、武断蛮横、矫揉造作的格调,从心里反感,无意更不屑于往里面掺和。
三是文章的书写必须发自内心冲动,心有所感,情有所注,方能泚笔为文。创作对于心灵的遵从,是不容否认的。“文革”期间,谈不上有什么激动,有什么感悟,就是说,没有了精神资源,那还写什么?那个时节,多的是迷茫、困惑、怀疑——这能写吗?不敢写,写了也无处发表。
“文革”中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事出偶然,尤感突然。1968年9月下旬的一天,市革委会政工组长找我谈话,说是全市只剩营口日报社没有建立革委会了,国庆节前必须实现全市“一片红”。经过军队、地方领导反复酝酿,最后确定由我做报社革委会主任。由于丝毫没有准备,我一听,脑袋就大了,紧跟着问:“你是不是开玩笑?我怎么能担这个重任?”政工组长严肃地说:“怎么能开玩笑!”接着神秘地说,“这是由韩政委亲自点将啊!政委说你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在北京两派谈判时,我也在场,政委就是这么说的。”他说的“政委”是某野战军的一位首长,当时任营口市革委会主任。
原来如此!
这年年初,中央号召地方各派大联合,分批召集各地群众组织“头头”进京谈判。记得是1968年1月26日,突然接到通知,说是韩政委要我到北京去。我感到特别突然,也十分紧张,不知出了什么事——我一介书生,区区一个小科长,找我干什么?坐了一夜火车,第二天早晨被接到京西宾馆。韩政委对我说:
周总理亲自部署和主持这项工作,要求全国各地群众组织,务必在1月28日前实现大联合。可是,我们市里两派头头各执一词,争持不下,联合协议签订不了。现在,急需起草一份既符合中央要求,两派组织又都能接受的联合协议。明天是最后期限,凌晨5点前必须达成协议。中央的口径是:(一)两派都是群众性的革命组织;(二)两派都犯有错误,不能“唯我独左”;(三)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团结一致向前看。
最后,他说:“你没有介入两派纷争,立场中立,不怀成见,比军队同志还要超脱一些;而且,文学修养、表达能力都是拔尖的。这样,由你起草协议,他们很容易接受。”
接下任务后,我带上两派分别起草的协议稿,就被送进一个房间,整整突击了四个小时,最后送交首长审定。认为措辞严谨,没有偏颇,一碗水端平了;特别是强调顾全大局,情辞恳切,很有感召力、说服力。这样,在两派“头头”会谈中,韩政委主持,由我宣读协议书,都没有提出异议,算是正式通过。
因为记着这件事情,这次准备对我予以重用。可是,我却“不识抬举”,一迭连声地说:“不行,不行,绝对不行。我可担负不了这个重担。”我对报社深知深解,那里是人才荟萃的地方,也是龙潭虎穴、水深莫测。这两天,我正在看《庄子·列御寇》篇,在骊龙颔下取珠,“使骊龙而寤”“子为齑粉夫”!“子见夫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菽,及其牵而入于太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
由于我死活不肯就任,最后没办法,军里派了一位秘书科长,担任了报社革委会主任。他一到任,就赶上“清理阶级队伍”,导致一人自杀、两人批斗致残。粉碎“四人帮”后,这位科长调回部队;剩下两个地方副主任,都不怎么管事,但也受了处分。我如果当了“一把手”,即便是消极应付,因为有责任在身,也得被划为“三种人”,开除党籍、公职。
报社一位同仁,后来见面时对我说:“你具备政治智慧,很有预见性,不然的话,一生就毁了。”
我说:“预见谈不到,更说不上有什么政治智慧,主要是从小读《庄子》,加上父亲的影响——他很信仰道家的思想,对名利、功业一向看得比较淡,没有那么强烈的欲望。当然,对于那些造反派‘头头’拉拉扯扯,不学无术,权欲熏天,兴风作浪,确实也看不惯,心存戒备,不想和他们混在一起,这也是重要因素。”
他说:“一个是淡泊名利,一个是洁身自好。具备了这两条,即便是从政,经风历浪,同样也能立于不败之地。”
1975年底,营口市委办公室一位副主任调到省里工作,我由综合科长提拔起来,填补了这个空缺。当时的心路历程,《王充闾:文苑归去来》一书中所描述的,颇近实际:
命运似乎和他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让他经受了一场磨难后,又沿着它早已为他安排好的路子走下去。然而,此时的王充闾还没有完全从这场噩梦中解脱出来,当权者在运动中的遭遇更是让他心灰意冷,犹有余悸。本来,他的政治欲望就不很强,此刻,对他来说,从政更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了。实际上,他的进取心是很强的,只是没有放在事功上,他所拼力追求的,是向往在学术研究、文学创作上有所建树。然而遭逢不偶,未遇其时。如今已年届不惑,治学与创作两个方面均未能实现预期,岂不愧对亲人、也愧对自己!这期间写就的一首七言绝句,充分表露出他的心迹:
星月争辉映敝庐,
深宵何事久踟蹰?
不成一事年空长,
有愧人间大丈夫。
当时的局面也甚为动荡。“四人帮”活动猖獗,政治斗争十分激烈。作为一个副处级的官员,虽然位置不高,但也无法完全游离于运动之外。不过,他给自己定下了一条严格的戒律:不前不后,不左不右,处中游,随大溜儿,既没有鲜明抵制的觉悟,也绝不想跟着运动去捞油水。即便如此,繁杂的公务还是常常弄得他心烦意乱。有一次,他去东郭苇场的南井子,这里是大凌河入海口,最为偏僻、宁静。心里非常喜欢这个地方,窃想:如果能够在这里住上十天半月,带上一部《汉书》,静下心来读一读,该有多好。
由此,亦可见其内心深处的矛盾心理和避世心态了。他渴望人生有成,却不喜欢政治斗争;治世中他入世,乱世中他宁愿躲到书斋里去。然而不管怎样,他已经踏上了仕途这条路,在日后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处在入世与出世、为官与为文的矛盾漩涡里。——为官为文的矛盾已初露端倪。
正是由于心中蕴蓄着做学问、搞研究的抱负,所以,辍笔绝不意味着对文学的放弃,只不过是找到了另一个出路,就是拼命读书,充实自己。马丁·路德金在《我有一个梦想》中,有过“从绝望中寻找失望”的说法。借用过来,可说是“从绝望中寻找希望”。这样一来,倒使我在天崩地坼、浮尘十丈中悄然结下了书缘。
最初那段时日,我主要是读《毛泽东选集》读鲁迅,这是“造反派”们所允许的。我很喜欢鲁迅的小说。那种冷眼看人生的峻厉、深藏的压抑,以及广大的同情心、深刻的批判性,引起了我的共鸣。《鸭的喜剧》一开头就说:“俄国的盲诗人爱罗先珂君带了他那六弦琴到北京之后不多久,便向我诉苦说:‘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读到这里,我的心猛地一震。
控制不住读古书的欲望,我就常常偷偷地躲进宿舍去翻看,但外边总要包上一张报纸,以防意外。《庄子》和《红楼梦》这两部百科大全书,让我钻进去就不想出来,暂时竟忘却了身处逆境,今夕何夕。读《庄子》,使我增长了人生智慧。世上人群,聪明者多,智慧者少。“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这是绝高的生存智慧。而读《红楼梦》,则往往流于消沉:曹公倾其十年心血写就的乃是其人生理想的三部曲:追求、激荡与幻灭。现在看,这种认识失之偏颇,显然与当时的处境直接相关。
其间,将近两年,在纺织工厂劳动,干的活是接线头、推布捆,前者琐碎,后者乏累。不管如何,回到宿舍,躺在床上还是要看一会儿书,周围总是一片鼾声。每星期休息一天,是我集中读书的大好时节。读苏俄的小说《在人间》《复活》《罪与罚》、读郭沫若的《蔡文姬》、读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也读《聊斋志异》《桃花扇》。当我读到:“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似乎从中悟出了一些神秘的奥蕴,却又说不清楚。
1971年初,揭露、批判陈伯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毛泽东号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学习马、列六本书。在参加读书班之外,我还专门利用三个月时间,系统学习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反复精读,整本书上有五种笔迹,上面写满了学习心得。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我的认知与领悟开启了一扇窗户,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更是终身受益。
“文革”开始时,红卫兵“破四旧”,从一些人家搜出大量文物、藏品,也有许多古旧书籍,统统放在市财政局的仓库里。后来“落实政策”,物品陆续归还原主,而这些旧书却还一直堆放在仓库里。“批林批孔”要找靶子,市革委会宣传组就让我到那里去清理,因为我读过“四书”“五经”,在全机关是出了名的“饱学之士”。弄了两整天,从中挑出有价值的(当时说成是可供批判的)古书三百三十多种,我把它们用卡车运到市委机关,在办公楼的几个卷柜里锁了起来,钥匙由我掌管。这在我是求之不得的。
从此,我就堂而皇之、名正言顺地以准备批判材料为借口,找出各种各样的线装古籍,阅读、摘抄。其实,那时军代表关注的是联系现实,他们不愿意也不懂得翻动那些古旧东西。你不是要“评法批儒”吗?那我就读了《韩非子》,还有杂家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刘安的《淮南鸿烈》和王充的《论衡》。反正周围那些人,也分不清谁是儒家、法家、道家、杂家。我倒是乐得迷恋在这个“桃源世界”里,“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我记了几本笔记,中间也没有人催我写批判文章,顾自在那里饱享嗜书的乐趣。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也都是这期间读的。或许是有了一些阅历的缘故,觉得书读得深了,理解得也比较透辟了,心中逐渐豁朗起来。
1971年,在参加读书班后,王充闾又系统学习马、列著作,这使他终身受益。图为他在英国伦敦马克思墓前。
1974年夏天,一个早晨,家里柴油烧尽了,炉灶生不了火,我急着下楼去取柴油桶,由于过分慌张,竟将两个台阶当作一个,结果导致左脚踝骨断裂。医生警告说,必须卧床静养,否则容易致残。这样,在家整整待了四个月。日长似岁,痛苦难熬,我便天天躺着读中华书局出版的十二卷本《后汉书》。在私塾读过《史记》,后来又读了《汉书》《三国志》。这样,“前四史”只剩了《后汉书》,这次算是历史补课。
读史书,需要原原本本,悉心研索。但我辈青年学子不同于史学专家,没有专门课题,缺乏周密计划,在通读过程中,如何读出兴趣、理出端绪,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开始时我也感到有些枯燥,好在逐渐摸索出一些窍门。
其一,“找熟人,抓线索”。书中人物已经死去一千八九百年了,哪里会有熟人?有。凭着知识积累,许多人早已耳熟能详。我喜欢看京剧,《上天台》(又名《打金砖》)中许多人物,像光武帝以及姚期、马武、邓禹、岑彭、陈俊、吴汉等一干将领,他们的形象、言行一直刻印在脑子里。尽管历史上并无“二十八宿上天台”之说,但这些功臣名将在《后汉书》里都有传,读起来甚感亲切。同样,《三字经》里有“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我在读《文苑列传》时,发现了黄香的传记,眼睛立刻一亮。记得童年背《三字经》时,父亲说过,这个黄香和他的儿子黄琼都在我们祖居地大名所在的魏郡当过太守。还有,于今尚能背诵的童蒙读物《幼学故事琼林》(增订本)中,至少有四十人的典故,像“马融设绛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雷义之与陈重,胶漆相投”,“孟尝廉洁,克俾合浦还珠”“蔡女(文姬)咏吟,曾传笳谱”,等等,都出自《后汉书》。由于有了这么多“熟人”,史书入眼,就变得活灵活现,分外亲切了。
其二,作由此及彼的联想,实现多光聚焦。前面说到黄香,由他联系到其子黄琼;又由黄琼联系到李固——他在致黄琼信中有“‘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之警语,是毛泽东主席在“文革”之初推荐过的。而我之晓得李固,则源于《幼学故事琼林》中的这句话:“李固不夸父爵,可称子弟之良。”
其三,同前几次读史比较,这次在读书方法上有所改进。当年业师曾经教诲:读书应该参阅多种典籍,博取诸说,撷采众长;借他山石以攻玉。但在过去读《汉书》时,限于条件,主要是参照《资治通鉴》;这次不同了,自己多年来购进了一些古籍,市图书馆也提供了方便,加上“破四旧”时搜索了几百种古书,可供翻检。在读《后汉书》的过程中,我参看了宋人王应麟的《困学纪闻》、近人陈登原的《国史旧闻》、清人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清人俞正燮的《癸巳存稿》等多种书,其中尤以清人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使我获益最多——不仅纠正了一些书中的史实错误,而且增长了许多见识。单说《后汉书》部分,瓯北老人善于就一些课题做综合性分析,比如“东汉尚名节”“东汉宦官”“东汉废太子皆保全”及东汉“多母后临朝、外藩入继”,一个个问题分析得丝丝入扣。如在《东汉诸帝多不永年》一文中指出:“国家当气运隆盛时,人主大抵长寿,其生子亦必早且多。独东汉则不然。”“人主既不永年,则继位者必幼主,幼主无子,而母后临朝,自必援立孩稚,以久其权。”讲得十分透彻。
不过,有的方面也似可商榷。《廿二史札记》中有一篇《东汉功臣多近儒》,开篇就说:“西汉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亦一时风会不同也。”这个论断极是。举例中,首先是光武帝,“虽东征西战,犹投戈讲艺,息马论道。是帝本好学问,非同汉高之儒冠置溺也”。接着从邓禹开始,点了十四五位功臣名将,唯独没有伏波将军马援。那么,马援是不是“近儒”呢?诚然,史书上没有记述他如何研习儒家著作,但从他的言行中可以看出儒家忠君、孝亲观念的影响。本传称:兄卒,“援行服期年,不离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庐”。在他患病时,他的至友的儿子、朝中的驸马梁松前来拜望,他不搭理。他的亲属问他:“人家是皇帝女婿,公卿以下人人畏惮,大人奈何独不为礼?”他的答复是:“我乃松父友也。(松)虽贵,何得失其序乎?”梁松由是恨之。为了维护长幼之序,不惜遭到忌恨,这还不是儒家的风范吗?马援的从弟少游,对他“慷慨多大志”甚感哀怜,曾劝说他:人活一世,只要衣食丰足,乘短毂车,骑缓步马,为郡掾吏,乡里称善人,也就可以了。何必贪求无度,徒招自苦!可是,他听而不从。“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这是他的名言。出征交趾,立功绝域归来,恰值湘西南“五溪蛮暴动”,年已六十有二的马援再次主动请缨前往讨伐。光武帝看他年老,没有应许。他坚持申请,说:“臣尚能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也!”结果,战场上遭遇酷暑,士兵多患疾疫,马援也染病身死。最后却遭到诬陷,妻儿惊恐万状,连棺材都不敢归葬祖茔,成为历史上有名的一大冤案。设想,如果他能知足知止,见好就收,何至于此!这里只辨对是否“尚儒”这个问题,意在说明赵翼高明中也有疏漏,所谓“百密一疏”,并不涉及历史人物的价值判断问题。
读史受益匪浅,使王充闾增长了许多见识,更具备了提出问题,进行商榷的能力。图为他在查阅史料。
通过《后汉书》的研读,我自感在史学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附带说个小插曲:由于四个月没有出门,缺乏运动,结果我的体重增长了十多公斤。上班后,坐在凳子上,脖子后面的肉耷拉下来,单位的同事在后面用夹子给夹起来。从此,我开始了天天跑步锻炼,长久坚持不辍。病后得以专心读书,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从此养成了锻炼习惯,也是坏事变成了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