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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妇女史上，对女性生活影响最大的因素，莫过于新式女子教育。今天学者一般将1898年创建的“中国女学会书塾”（又称“中国女学堂”“经正女学”）视为国人自办的社会化女子教育的起点。作为维新运动的产物，“中国女学会书塾”亦因政治斗争而终：1900年，经元善通电反对“己亥立储”，遭清廷通缉，逃亡海外，女学堂主事无人，只得关闭。此后新式女学的命运，成为晚清士人关注女性问题时的重点。
可以确定的是，新式女子教育并没有随昙花一现的“中国女学会书塾”而终止。经元善在1902年的演说中便引用佛偈，对此前提倡、主持女学的同道予以“播种者”的身份追认，认为当年是“下第一粒粟之萌芽”，对后来者的跟进，他非常乐观。
而此年《大公报》对女学堂在南方四处开花的描绘，更让人兴奋：“南方通商口岸，自上海开通女学后，经莲珊太守首倡捐建女学堂之议，自是而苏而浙、而无锡、而武昌相继踵起，又膨胀而至于湘粤。女子无不发愤自强，日以讲学为事。”
现今碍于所见，文中提到的各女学堂之情状已难考索。
目前可知的在“中国女学会书塾”之后、“癸卯学制”颁行前创办的女学，较著名的有兰陵女学（苏州，1901）、严氏女塾（天津，1902）、务本女学（上海，1902）、爱国女学（上海，1902）、城东女学（上海，1903）、宗孟女学（上海，1903）、湖南第一女学堂（长沙，1903）等，多由士绅自发自为倡建。民间有志兴学而持观望态度者当不在少数，则此时政府上层对于女学堂之态度至为重要。而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女学堂的普及情况对全国也具有表率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