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正阳门劫难的象征意义

五月二十日的这场火灾，并非庚子年中正阳门所遭受的唯一劫难。仅两月后的七月二十日，联军攻城，在正阳门亦发生了激战。有史料可稽者，如镶红旗汉军副都统色普征额，当日即驻守在正阳门。因“洋兵逼近，兵勇溃退”，见势有不支——

遂具衣冠，危坐官厅。至酉刻，洋兵由东棋盘街攻占正阳门，为巨炮轰击，立即阵亡。

其子当日驻守德胜门，兵败后得知父亲遇难，“往寻父尸”，已经无从寻觅。虽然时人对于城守失利、联军入城，曾经有过以高固如北京城墙的“天下之坚城”，“若守得其人，虽以十攻一，难期必胜” 的批评，但仅由色普征额这一个案，仍可想见当日的惨烈情形。次日也即二十一日，“美兵在正阳门上发炮” ，则城楼已沦为外兵进攻皇城的据点，此后即为联军所据守。

至当年八月初三日夜，正阳门楼再次起火。五月中义和团所烧者为箭楼，此次则为正楼。据时人记载：

（八月初三日）夜间十一点钟，正阳门城楼被焚。火势凶猛，合城皆惊，至天晓方熄。

李希圣记此事在八月初四日，“焚正阳门城楼，火光照数里” 。两说相较，应以前者所记时间更为精确。或许是时势变迁过巨，这一次的正阳门劫难，比起五月二十日的火灾来，显然远未引起都人的注意。稍详细的记载，只有仲芳氏所云：“后层城楼门，洋人欲在楼上屯兵，已经打扫干净。今天火自焚，决非人力所燃。” 尽管后来曾流传有正阳门楼为联军所焚的说法，但据时人所言，确实不应为洋兵故意纵火，只好归之于“天火自焚”。其中的具体情形，也许已难考辨，但经过五月与八月这两次火灾以及七月中的战火，正阳门从箭楼到正楼，均“焚烧罄尽” ，坍毁倾圮，“已失数百年来巍奂之美观；旧迹留者，仅一二耳” 。

作为帝国观瞻所系的正阳门，其历史悠久的巍峨城楼，在庚子事变中，一毁于拳民肆扰之时，再毁于联军驻京之后，所存者仅颓垣焦壁。相对于事变中帝国所蒙受的列强宰割之辱与清廷威望的一落千丈，这一事件无疑最堪作为富有象征意味的符号。而若继续考察庚子事变以后有关正阳门的遭遇，则可以发现其作为符号所蕴含的意味，在清末仍然得到丰富的延展。

焚烧后的正阳门，在庚子后所面临的第一次修整，乃是出于帝后自西安回銮的仪式需要。当时陈夔龙、张百熙等奉命承修跸路工程，专为修整回銮所经路面，正阳门自然在必经路上。然而时间所限，来不及照原样修筑城楼。该大臣等于是想出替代之法：仿照门楼的样式，“先于内外城门上搭盖彩棚两座，藉壮观瞻”。 庚子和议达成，两宫回銮，这一结局给当时的少数“乐观派”甚至带来了清室“中兴”的想望。正阳门处费帑数万金搭盖“亟其壮丽”的彩绸牌楼 ，无疑蕴含着大乱甫定后的喜庆意味与恢复皇室体面的初步努力。只是时人心境多已不同。1902年初在上海发行的《政学报》创刊号卷首，刊有署名“蛮公”的一首《霜花腴》，词云：

重来望眼，怅凤城、斜阳一角红残。断郭沙埋，废楼菭上，西风怕忆当年。泪珠暗弹。问暮云、如此江山。甚秋魂、化鹤飞归，翠芜千里怯霜寒。

只恨道傍杨柳，倚春波、轻薄作絮漫天。水冷萍枯，霜干萚扫，三更啼剩红鹃。梦中采莲。剖苦心、芳薏难传。纵千门万户萧条，桑田遮暮烟。

据词作标题，该词系辛丑九月，作者入京行至永定门，见到一片破郭颓垣，并闻正阳门城楼余址将建彩殿迎銮，有感而作。《政学报》以张鸿为主编，张氏有号曰蛮公 ，故此词应出自其手笔。张鸿出身常熟世家，在晚清诗史上以“西昆派”领军闻名，还曾撰《续孽海花》小说，将曾朴该名作续写至庚子以后。光绪丙申（1896），张鸿考取总理衙门章京；甲辰（1904）中进士。这首《霜花腴》作于1901年秋天，其时永定门附近一片颓败景象，“汽车直达天坛”，与庚子变前相比，无疑迥若隔世，故而词中一意抒情，从“怅”“怕”“怯”“恨”等情感动词，到“斜阳”“断郭”“枯萍”“暮烟”系列意象，一种衰颓情绪萦绕全篇，可见作者心绪，正阳门城楼将搭建迎銮这一消息只是益增感慨而已。“问暮云、如此江山”一句，更是道出了对帝国晚景的真切感知。尚可言及的是，此词词风堪称雅正，而除“断郭”“废楼”两词勉强可算实写之外，其余无一语可以见出词人书写对象乃是永定门附近所见，春波飞絮、“水冷萍枯”之谓，更与九月城门之景渺然无涉，只好托作梦中所见。可见这一古典文学体式即使在具有天分的作者手中，也已经失去了书写具体对象的能力，而沦为拘泥于固定表达范式的类型化抒情方式。此已是题外话。

回銮之后，正式修复正阳门楼的提议也曾一度提上日程。据王照的记载：“回銮未数日，大臣即议筹款建正阳门楼。皇上曰：‘何如留此残败之迹，为我上下儆惕之资。’而太后以诸臣之议为是。”所谓“儆惕无忘蒙难艰，盈廷献媚壮观瞻” ，这一传说延续了当时舆论中流行的帝—后对立模式，光绪帝以儆惕知耻的明君形象出现，正符合维新派“保皇”的立场；字里行间同时体现出的对于修复正阳门的否定态度，显然也不以装点朝廷门面为然。尽管这段记载属于野史，未知可靠性如何，但正阳门的修复在回銮伊始至少曾经讨论，却是事实：陈夔龙在銮驾行至河南时蒙恩召见，即曾“将估修工程情形面奏在案” 。作为顺天府尹与承修跸路工程大臣，筹划修复“为中外人士所瞻仰”的正阳门楼，自然是陈夔龙分内之事。但陈氏辛丑中即经外放，从顺天府尹任上离开，此事因而也就不在其管辖之内。此后一段时期亦再“无人过问” 。诚然，一方面是大乱甫定，新政初举，百废待兴，无暇顾及这一仅作为“符号”存在的景观；另一方面，修复工程费用浩繁，而辛丑定约之后，尚需向列国赔偿巨款，“户部度支奇绌，一时恐难筹巨帑” 。由此看来，门楼的修复，似乎也成为遥遥无期之事。

正阳门暂被遗忘的这一局面仍然由陈夔龙来打破。壬寅（1902）八月十八日，漕运总督任上的陈夔龙上了一封奏折，指出因“饷需不济”而令正阳门“修复无期”，“似不足以壮三辅之黄图，严九门之锁钥”，“疆臣职居外府，允宜拱卫神京”。因而陈夔龙提出，拟将自己“节省廉俸所入”的一万两银，用来报效朝廷，作为修复正阳门之用。漕督之职在当日虽已濒临终结，却仍不失为肥缺：每岁仅养廉银即约近万两，“公费”亦如此数。尽管如此，庚子以前，陈夔龙一直为小京官，所入不丰，此时外放才过一年，即捐出万两之数。对清室的耿耿孤忠之外，其自谓“素崇节俭，不尚奢靡”，一定程度上恐亦系实情。 陈氏进而希望此举在各省督抚中能够起到表率作用：“首先提倡，量力报效，作众志之成城；庶几集款非难，鸠工自易”；“各省大吏服官之久，受恩之重，急公好义，谅不乏人。如能踊跃输将，不难同襄盛举”。 这一举动，在陈夔龙自己，未始不带有几分自得，日后回忆时曾自咏：

凤城楼观五云中，劫火飞灰列炬红。不惜黄金召鼛鼓，葵倾芹献两心同。

陈夔龙与夫人这番“葵倾芹献”的效忠盛意，自然为清廷笑纳。但陈氏预想在自己的倡率之下，全国二十一行省，“大省报效二万，小省报效一万，可凑集数十万，何难克日兴修”的局面却迟迟未出现。各督抚对于陈夔龙的这一号召“皆置若罔闻”。据陈氏回忆，沉寂一段时间之后，“某督入觐”，方始面奉懿旨，“谓门楼为中外观瞻所系，急须修建”，并责备“各省督抚受恩深重而竟置之不理，不知是何居心”。该督承旨电商各省，方才凑集银两，动工兴建。可见仍是在慈禧的旨意下，正阳门的修复才得以实现。陈夔龙此处所称的“某督”，由后来承担修复工程的情况来看，很可能是当时的直隶总督袁世凯。但各省被劝捐的银两，也并非如陈夔龙一般由俸银所出，而是“均系提用正款，并求一解私囊而不可得”。甚至在修复工程的正当性上，当时督抚间也出现了异议。陈夔龙记云：“南省某督素负盛名，至谓如此巨款，可惜徒事工作。何不移作兴学之用，较有实际。” 新政初开，兴办学堂、鼓吹教育兴国，是一时最为流行的思潮。在思维较“新”的南方督抚看来，耗资数十万两兴建徒供观瞻、并无实用的正阳门楼，乃是巨大的浪费；但在忠心清室者如陈夔龙的眼中，正阳门却与皇室的体统尊严息息相关，其中未必不寄托着朝廷振兴、千秋万代的念想。在正阳门修复与否这一问题上出现的歧议，也暗含着“趋新”与“守旧”两派之间的观念出入。

正阳门修复工程最终由于慈禧的旨意而付诸实行。壬寅（1902）十一月廿六日，朝旨令直隶总督袁世凯、顺天府尹陈璧“核实查估修理”正阳门工程。袁、陈二人于次年（1903）二月廿三日覆奏，酌拟出修复的大致规格。其时正阳门楼原来的规模已无从稽考，工部案卷亦在庚子之乱中荡然无存。经承修大臣丈量原址，并比照左右两边的崇文、宣武二门规格，最终拟定“正阳门大楼自地平至正兽上皮止”，为“九丈九尺”的规模，较崇文、宣武二楼均高出一丈六尺有奇。修造正楼及箭楼，拟共费银近四十三万两，预定工期则为三年。四月十一日，奉旨依议。

癸卯（1903）闰五月中，正阳门楼修复工程祭土开工。 然而这一工程似乎进展并不顺利。一年之后，也即甲辰（1904）六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第六期“时评”栏，有《正阳门之大工程》一文云：

正阳门楼工程，自去岁开工以来，因木料一时购办不齐，是以停工至今。闻工程处接其采买木植委员厂商等来禀，略称委员等自去秋附轮南下，由皖至湘至鄂，设法购觅，尺寸率不合格；黔中虽有大材，而又难于转运；现已分赴南洋各埠采办，倘仍不合式，或不足数，只得赴美采买云云。观此，恐正阳门工程，一二年内，未必能竣。夫正阳门一隅之防卫耳，疆吏前既报效巨款，今又以采办材木，骚扰各省不已，又赴南洋，更拟赴美，区区一城楼，而竟动一二年之大工。以为壮观瞻耶，而当此国帑奇绌，百端待举，何忍以有用之财，弃之无用之地？以为自卫计耶，则京城一隅，非能守地，联军恶剧，殷鉴不远，盍图其远者大者乎？

门楼修造，需向南方采买木材，在民间舆论中，即直道这一举动乃系“骚扰各省”，进而更从实际用途角度，质疑正阳门楼工程的正当性。所谓“盍图其远者大者”，实即是前引“南省某督”所谓“何不移作兴学之用”的婉转表达，可见这一立场在朝野之间亦有共通性，正阳门楼修复工程遇到的舆论阻力可以想见。

这一采买木料的准备工作，至次年春天似终于得到解决。乙巳（1905）三月，北京《京话日报》第二百四十二号有《正阳门木料运到》一则新闻，云：

正阳门楼，应用的材料，运来不少。大东沟来的大木，有一千多根；福建樟木料八百余根；新加坡油木料四百余根。承修大臣陈侍郎，派监工委员去收，现在已经到京。

此处所说运至之“新加坡油木料”，应即是前引文中“分赴南洋各埠采办”的效果；“大东沟”应指辽宁大东沟，以甲午海战的发生地而闻名，其时也是重要的木材集散地。值得注意的是，该篇新闻之前，为《大臣不以修牌楼为然》一则消息，引用他报所载某大臣批评东交民巷重修牌楼的传闻，并云：“外人都暗暗的冷笑，这样的粉饰太平，中国怎能够自强。”《京话日报》馆处京城，此处所发议论，一再申明批评的主体乃为“某大臣”及“外人”，与上海《东方杂志》的正面论说相比，显示出报人的谨慎，然而立场的传达仍相当明确。《正阳门木料运到》一则新闻紧随其后，虽然纯用白描，但从作者强调所用木料之多、来源之广的笔调口吻，以及报纸的版面编排顺序，仍可体会出文字背后的良苦用心。可见无论南北，舆论对于修复正阳门楼工程的华而不实有着一致的批评。

木材问题得以解决，城楼建筑已非难事。修复完工之后，“都城百雉顿复旧观” 。在时人眼中，新门楼“犹颇壮丽”。大门附近的荷包巷“商业街”，宣统元年（1909）由“商人集资，奉准内务部修复”，次年（1910）夏竣工，“各行旧商，仍复迁回原住房舍营业”。附近的大栅栏，庚子之后也次第修复，且更增添了新的建筑，如大观楼、第一楼等，“更愈增华丽”。 如此种种，尽管呈现出一派“光复”气象，但变迁的痕迹仍难掩盖。仅就城楼本身而言，前文所引报载消息已有或将赴美采买木材的传言。虽未知是否付诸实施，而野史已记载陈璧主持修复工程时，为求省费，将门楼梁柱之“向用黄松者悉改用美国松”，“宫阙之用洋松，实始于此”。时人联翩付诸吟咏，甚至发出“求材可叹中原乏，别采洋松到海隅”的弦外之音。 修筑之费预计四十余万两，实际可能有所超出，传闻中则演变成“六百万两”。且传说陈璧在修复工程中，将城墙上“坚细无比，皆镌有金元年号等字”的旧式巨砖，“易去贩卖者不少”；又云门楼旁边关帝庙中的“关帝像系金身，亦为陈易去”，因而“当时颇有诟其贪者”。时人且慨叹：“今观此城，外表甚新，而坚固则不如前，六百万之费，殊为不值。” 诸多轶闻传说，其间共通的乃是今不如昔、帝国没落的现实感慨。就连香火繁衍三百余年的关帝庙，在庚子之后，虽然庙像“岿然尚存” ，却也已经“无人往祷”，“伏魔之灵异，亦随劫火以消沉” 。种种迹象，昭示的其实是正阳门楼虽经重建，但已貌似神非；其曾经象征的意义与内涵，已然随着火灾灰飞烟灭、消沉殆尽，再也无法修复了。

其实，早在庚子联军入京之后，正阳门作为分隔内、外城门禁的威严，早已荡然无存。联军在京期间，曾擅自在正阳门东水关辟一新门，以便往来 。不止如此，庚子九月十六日“进正阳门游玩”的杨典诰，尚见到如此情形：

见皇城被洋兵每隔数十步穿一洞，或拆去数丈，以通车马出入。午门内外任人行走，以乾清门为止步，车辆可由午门穿至东西华门。又见大内之黄缎铺垫黄毡等物，用大车拉出，洋兵以为坐卧之用。

稍早的闰八月初六日，恽毓鼎出行至此，亦见到“大清门至午门，重门洞开，驰车出入；美督住社稷坛，贸易者皆乘车直入”。或许是翰林的身份，让恽毓鼎对这一情形有着更为深刻的观感：“余每过之，伤心惨目，饬仆夫仍绕石栏外行，不敢逾越尺寸也。” 个人的自律并不能挽回时势变迁。即便在联军退出、两宫回銮后，京师内城向来严格的门禁制度，也终于逐渐松弛，而以曾经“终年不启”的正阳门的改变为代表：

自光绪庚子拳匪肇祸后，外人以此门密迩使馆，时闭时启，出入不便，要求弛禁，许之。顾初犹左右虚掩，继乃虚掩一门。至光、宣间，则上半夜启左门，下半夜启右门，于是车马杂遝，终夜有声，而交通大便矣。

正阳门作为符号的意义在此再次被赋予丰富的诠释空间。昔日只向皇室开放的内城正门，先是在庚子年中被联军强行打开，继而在外人的要求之下合法弛禁，这一变化之间所流失的，正是清廷作为至高统治者的无上尊严和神秘感，亦可视为“民间”地位崛起、皇权神话消退的表征。

门禁松弛之外的又一重变化，是和议中由于使馆界限扩张，以致正阳门内东棋盘街附近区域也被划入使馆区内。火灾前棋盘街的繁华气象难再重现：“今东面为美国操场，西面亦仅商店数家，千步廊更无可考，惟周围石阑尚存。” 此一变化，令人一入正阳门，即“未免有黍离麦秀之感”，时人甚至将此归咎于李鸿章议约的失误。 而义和团运动中被团民大肆拆毁、甚至有翰林建议毁去路基的铁路，庚子后卷土重来且变本加厉：庚子以前，火车至京者尚止于永定门外的马家堡，并不入城；但和约议定后，京奉、京汉两条线路各自由永定门、西便门附近通轨入城，俱达于正阳门，“铁轨直贯禁城，而有正阳门车站” ，“论者以为外城之守已失” 。京津一段铁路，更约定由外国军队保护。时人诗云：

直见飙车薄九阍，挛鞮劲旅正蜂屯。如何荡荡皇华路，翻仗西师护北门。

正是这一情形的生动写照。至于民国以后，正阳门及其附近区域的格局再度变迁，则已不在本文的叙述范围之内了。

尚值得一提的是，清民之际以属“西昆派”闻名的常熟诗人孙景贤，在其为数不多的存诗中，有《正阳门行》一篇古风。诗篇起首，在简要叙述当下“正阳门外气象新”“往如流水来如云”的热闹景象之后，即转入正题，也即对庚子之变的回忆：

道旁老翁独长叹，昔年胡虏来酣战。飞弹直逼青璅门，快马齐奔紫宸殿。此时登城徒歔唏，家家插竹标朱楣。三百年来惯浆食，伤心又竖顺民旗。中朝达官识时务，金缯都辇强胡去。裹头宫监传旨忙，残民喜见回龙驭。皇都非复一年前，妆点繁华信可怜。尽许赓歌归太液，还闻卤簿幸甘泉。中兴事业基哀痛，金床玉几难成梦。鸣毂能穿百雉高，禁门已失双犀捧。官家柔远万人知，一寸山河要护持。纵有亲王夸绣骑，纷纷走避虬髯儿。虬髯气概本豪壮，摇鞭走马怒相向。扶醉曾诃豹尾车，寻芳更入蜂窠巷。左呼右走尽锦衣，坐令万姓暗嗟咨。生儿不羡为卿相，羡为胡人作厮养。先朝云物皆零落，唯有梨园盛弦索。紫髯供奉九天归，至今犹唱升平乐。呜呼世事如转轮，我闻此语重逡巡。翠微残局不可道，黄旗皇运何无人，却令羁客徒沾巾。

前文曾引张鸿撰于辛丑九月的《霜花腴》一词，乃是作者见永定门附近衰败景象、复闻正阳门上将搭建迎銮牌楼有感而作。孙景贤正是张鸿的同乡弟子。《霜花腴》发表于1902年以张氏为主编的《政学报》上，该报也发表署名“希孟”的作品，“希孟”正是孙景贤之字。可见后者亦参与《政学报》的撰稿，张鸿《霜花腴》词必然为其知晓。从而《正阳门行》一诗的题材选择亦是渊源有自，在对这一史事的文学书写上与乃师一脉相承。从“先朝云物皆零落”句看，此诗撰写时间应在民国初年。“皇都非复一年前，妆点繁华信可怜”，或者即指辛丑回銮、诸大臣等在正阳门处搭盖彩绸牌楼等情形；“鸣毂能穿百雉高，禁门已失双犀捧”，应指庚子以后、火车直达正阳门这一事实；所谓“中兴事业基哀痛，金床玉几难成梦”，叹惋的则是清末十年朝廷改革事业的付诸东流。诗意所指，多与张鸿《霜花腴》之作遥相呼应。作为吟咏当代史实的长篇叙事诗，《正阳门行》与孙景贤的名作《宁寿宫词》差可并论。作者意在歌咏清末史事，从庚子之变、华洋关系直叙述到时代更替的沧桑之感，抒情与述论并行，而以正阳门这一象征贯穿全篇，为该城门及与之相关的清廷命运留下一篇诗史，与其师《霜花腴》词作对读，更可说为庚子之变中的正阳门留传一则文学史故实。

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902年1月7日），自西安回銮的慈禧一行行抵京城，由正阳门、大清门次第还宫。观礼的时人心中，仍激动地抱有“从此金汤巩固，气象更新，有道之基，与天无极焉” 的美好期待。但新政带来的“中兴”幻象转瞬破灭，清廷威望日挫，帝制最终迅速走向终结。作为一个最具象征性的符号，正阳门的遭遇，也许正如同其本来被期待的那样，与清室的命运呼吸与共地联系在了一起。火灾劫难过后，尽管经过了以陈夔龙为代表的效忠者的竭力修复，却仍然难以挽回其没落的命运。而这一结局的开始，至少可以回溯到庚子五月二十日，义和团引起的那一场火灾。这之中偶然与必然的纠结，仍然是一个言之不尽的话题。 lXC46ESRVVXkwuQJaWk7zwIYHna0pEBo4bYHYrvJ6w/JUMoMnpGVv0Lac4CrR9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