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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上旬，义和团在直隶境内各处烧毁车站、铁路和教堂，已渐呈风起云涌之势。朝廷态度暧昧犹疑，廷旨方略大抵不出“严拿首要，解散胁从”
的中正姿态；朝中诸臣的意见发生争执，而以满洲亲贵为首的主抚一派占据了上风
。也正在此前后，外来的义和团民“三五成群”，进入京师，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
十三日，慈禧或许意识到事态逐渐严重，自颐和园还宫，同时命董福祥的甘军入驻京城。
此后，义和团入城者日众，并从十六日起，开始焚烧京师教堂、洋楼与教民居处，声势日张。
清廷则接连发下谕旨，称应对肇事之团民“实力剿捕”
，至十九日上谕中，仍要求缉捕首犯，解散胁从，并拆去团众所立坛棚。
可见直到此时，清廷虽已开始作战事准备，排外倾向日益明显，部分官吏的态度亦有转向，但慈禧仍然未下决裂的最后决心，对于义和团至少表面上仍持抑制的姿态。而对于已经大量涌入京师的团民来说，这种表面抑制、实为姑息的姿态显然没有太多的约束力，其行为日趋激烈。十九日，团民开始围攻著名的西什库教堂。次日也即五月二十日，义和团纵火焚烧了位于大栅栏的老德记西药房。
在一意排外的义和团看来，凡与“洋”字相关的事物，都在破坏之列。老德记药房最早于咸丰三年（1853）由英商在上海开办，至19世纪末发展兴盛，在多所城市开设分店。
据《拳乱纪闻》载，团民在老德记纵火的时间，是二十日上午九点左右。
杨典诰《庚子大事记》亦云，纵火乃是在当日“巳时”
，即九点至十一点之间。因而这一时间应该大体准确。午前火起，随后延烧至附近商铺住宅。唐晏在笔记中生动地描绘了当时远观所见情形：
将午，忽正南有烟，黄色直起如烽火。路人皆云：“此焚屈臣氏药房也。”市肆无惊，若豫知其事者。午后，烟不止，且变黑色。是日南风，其直烟变而为横，从南而北，聚而不散，如黑龙之舞空，掠大内而过，北逾鼓楼，仿佛汽船之在海，度其势不止于屈臣氏一家矣。
屈臣氏与老德记并非一家，当为民众误传。此时唐晏正与友人约同，在地安门外酒肆小聚。地安门为皇城北门，在正阳门北面而同位于京城中轴线上。因而唐晏所见，乃是在“正南”方有烟直起。从“市肆无惊，若豫知其事者”的描述，一方面可以见出义和团前数日在京师的纵火焚烧，已为民众习见；另一方面也可揣度，京师居民也许到此时还未预想到这场火灾将会造成的严重后果，以及随后事态的迅速激化。唐晏午后所见黑烟，是火势愈大后的结果。因南风而使得烟雾自南而北，正对着皇城以及唐晏所在的地安门方向飘来。“如黑龙之舞空，掠大内而过”，为该幅画面平添几分沉重怖惧的意味。皇城正上空所笼罩的黑烟，这一图景在今日读来固然极类似于清室随后遭遇的谶示，但若考虑到唐晏这一记载乃是辛丑（1901）年间的追记
，则如此形象的描绘，又很可能带上了作者因日后所见而给这段记忆追加的心理暗示。
如同唐晏所记，至二十日午后，火势愈大，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郭则澐此时在城南，见到“火云熊熊，高迫霄汉”
。叶昌炽则于此日前往拜会陆润庠，得知了大栅栏火起的消息，同时见到烟雾蔽空；但与唐晏一样，亦听闻是因焚烧屈臣氏药房所致。唐晏当日下午与友人别后，出西安门，即听说大栅栏已被焚至千余家
；叶昌炽则在从陆润庠处归后，得到吴郁生的来书，告知大栅栏“已焚其半”
。另一位翰林华学澜，亦是在午后得知“大栅栏药房被灾，延烧甚多”
。可以想见，这一消息在当日下午，即已在京师迅速传播开来。
火灾一直持续到当日晚间。当时身在东交民巷使馆、离正阳门并不算太远的鹿完天，见“前门外烟气冲天，自朝至夕，火光逼人”
。但“自朝至夕”的时间描述并不精确。根据袁昶的记载，火灾乃是自未刻至戌刻
，也就是大约由下午一点至晚上九点。刘以桐则云乃是“昼十一点钟起火，夜十一点钟止”
，亦有出入。由此推测，虽然团民在老德记西药房纵火乃是在上午九点至十一点之间，但火势蔓延到开始引起京师其他区域众人的注意，则应在中午时分，而其熄灭则要到晚上九点以后，持续时间约在十二个小时以上。亦有史料记“火至天明未熄”
，但比照其他文献，这一说法可能含有夸张的成分。时人尚有“火三日不息”
的记载，更未免近于小说家言了。
纵火焚烧教堂、洋楼、教民居所和售卖西洋商品的店铺，是义和团的常见行径。团民号称掌握法术，能够随心所欲指物即燃而不延及其他。大部分民众对于这一说法，即便并非完全信服，也多在半信半疑之间。大栅栏火起时，现场附近的居民曾经试图扑救，遭到义和团的阻止。时人曾记载当时情形：
先是义和团在老德记大药房将火点起，令四邻焚香叩首，不可惊乱。及至延及旁处，团民不许扑救，仍令各家焚香，可保无虞，切勿自生慌扰。既至火势大发，不可挽救，而放火之团民，已趁乱逃遁矣。是以各铺户搬移不及，束手待焚，仅将账目抢护而已。
可见若非团民阻止，或者附近居民不对义和团的说辞奉若神灵，也许还能有所挽救。而梁漱溟之父梁济，还曾在火初起时“飞函”巡城御史彭述、陈璧，“请速集五城练勇，传水会，分别施救捕治”；但官兵亦相信“神灵自焚自息之说，瞠视不救以待之”，梁济只能“益叹恨于人心之愚昧”。
火灾最后不受控制，延烧如斯，显然有悖于义和团的“神术”传说。对此，当事人及旁观者曾经有过数种版本的解释。其一是火灾起时，老德记药房隔壁的广德楼曾用水泼救，因而后来被义和团指控，称正是因为其所泼为“秽水”，“致干神怒”，以致法术不灵，火势蔓延。这一说法显然为附近被灾的居民所接受，是以诸人“不怨匪徒纵火，反恨广德楼救火”。
另一种版本为刘以桐所记，称团民阻止救火，正是为了不致破坏法术，延烧别家，但“不料中和园少执事，将旁设尿桶，迎头一泼”，由此“致干神怒”，引起严重后果；更可怖的是接下来的解决方式：“团民算定何人泼尿，立将少执事抓住，掷于火内”，然而也已无济于事。
从作者刘以桐的记述口吻可以见出，其人亦是深信团民神术者。以上两种说辞大同小异，只有细节的出入，因秽水“干神怒”而使得法术无灵的因果逻辑则无异。从史料看，这一说法在当时流传甚广，如翰林高枬亦有所知：“闻有某店以溲泼之，其法既秽，故止之不能，烧。”
身为帝国最高等级知识者的高枬于此说并无评议，可见其至少亦为半信。此外，据说火灾之时，支持义和团的满族大臣刚毅还曾“整冠登城，向火行九拜礼”，“观者皆莫测其用意”
，只是这一细节在史料记载中并不多见，未知是否属实。
持续十二个小时以上的这场火灾所波及的区域，在时人笔记中亦有反复记载。较详尽者如刘以桐，道出其范围四至：
查延烧之处，东至大街西止，西至蕴和店止，北至河沿止，南至小齐家胡同止。西河沿路聚兴为度，排子胡同烧一层止，蝎子庙至中成当止，取灯胡同至同兴饭庄止，杨梅竹斜街至蕴和店止，观音寺至晋义永止，路南四和居止，煤市街至大齐家胡同口止，路西染房止，同仁堂夹道留粮食市路西至万年居为度。大街前门楼烧，南至裕祥皮铺止，西河沿独留广裕金店一家，东西荷包巷月墙全烧。
仲芳氏则列举出各条胡同的名称：
计由大栅栏庆和园戏楼延及齐家胡同、观音寺、杨梅竹斜街、煤市街、煤市桥、纸巷子、廊房头条、廊房二条、廊房三条、门框胡同、镐家胡同、三府菜园、排子胡同、珠宝市、粮市店、西河沿、前门大街、前门桥头、前门正门箭楼、东荷包巷、西荷包巷、西月墙、西城根。火由城墙飞入城内，延烧东交民巷西口牌楼，并附近铺户数家。
其他史料所载，与以上所引大同小异。所烧面积，大约在“广袤七八里间”
。这些胡同的名字，有些在今日仍然保留，但当日情景已难确切想象。如前文所云，正阳门外正阳大街附近，乃京城中商业贸易最为集中的地带。此次火灾延烧的商铺，一说为“四千余家”
，一说为“二千八百余家”
，仲芳氏则根据“地面官保甲牌”，称“约略延烧铺户一千八百余家，大小房屋七千余间”
。唯一可庆幸的是，纵火乃在白昼，因而各铺的货物虽然不及搬出，却仅伤“二三人”。但由于所烧之地乃京师精华所聚：
凡天下各国，中华各省，金银珠宝、古玩玉器、绸缎估衣、钟表玩物、饭庄饭馆、烟馆戏园，无不毕集其中。京师之精华，尽在于此；热闹繁华，亦莫过于此。今遭此奇灾，一旦而尽。
从明代以来即为贸易之所、累积数百年的热闹繁华，一日之间化为灰烬。因此，类似于“二百年精华，一朝而尽”这样的句子，在时人笔下累累出现
，成为共同的感慨。而在众商铺之外，这场火灾中令时人感慨的另一对象，也即本文关注的重心，即为正阳门楼的同时被火。
火灾涉及的主要区域，即为正阳门外正阳大街、大栅栏附近，但同时也越过城墙，城内亦有数处殃及。其间分隔内、外城的正阳门楼，自然难于幸免。上举两段引文便均有提及。综合考察史料记载可知，此日所烧者主要是正阳门的箭楼。箭楼与正楼相对矗立，被视作“外城楼”。关于箭楼被灾的情形，袁昶记云：“延灾及正阳门，城楼塌毁”
；杨典诰则云“悬门隳下，毁及双扉”
，应指门闸隳堕，且大门亦过火。据梁济日记，“正阳门城楼已烬”乃是在“哺[晡]时”
，即下午三点至五点之间，已是火灾燃烧蔓延数小时之后。灾后次日，唐晏出正阳门，所见情形为：
城楼亦被火。东西荷包巷焚，尺椽不存，城墙皆作赭色。火且越城而入，焚及东交民巷口之敷文坊。正阳门外大街以西，全成焦土，但有败壁立于夕照中，仿佛咸阳之一炬。
光绪二十八年（1902）彭翼仲在北京创办的《启蒙画报》，在讲述庚子之变经过的一组文章中，曾以“城门失火”为专章，以对儿童讲述的口吻，描述了这一情节：“巍巍高大的国门，被匪烧毁”，“许多铺子里的伙计，因为磕头，脑袋都肿了；狡猾的匪徒，早已溜之云乎了”。
据报人自述看来，其到火场察看的时间，与唐晏正是同一日。因以儿童为预设读者，该报的叙述出之以白话的方式而富于故事性，“启蒙”立场却相当明确，“国门”的概念中更透露出新的时代观念的影响，与唐晏的书写一道，丰富了京城居民作为亲历者对于这一事实的记述。
箭楼作为外楼，是正阳门楼的重要部分，时人笔记中往往直接以“城楼被火”称之。观瞻所系的前门外楼被焚，在当时人看来，无疑是一场“非常奇灾”
，因而，凡是记载这一火灾的史料，几乎无不言及这一细节。诗人亦多有吟咏。郭则澐诗云：“药店朝来起火鸦，飞烟横卷箭楼斜。银房宝市繁华最，焦土凄凉剩几家。”
当时身处使馆的中国教民鹿完天派人打探消息，得知这场火灾情形，亦不禁感慨：“噫，异矣！匪不云‘保清灭洋’乎，乃何以先烧箭楼？不知当道诸公其何以处此？”
可见门楼被焚在时人心目中的象征意义，甚至盖过了同时被毁的商业中心大栅栏的影响。
如前文所述，当时团民及百姓中笃信拳术者曾生出种种传说，作为法术无灵的解释。除上文所引因秽水而干神怒的说法之外，又有云：
是日，正阳门桥头，原设有香案一，水缸二，传言关圣帝君下降，救护众生。团民正同水会扑救之际，失于防范，一老媪携带四幼女，围跪水缸四面，不知用何物冲去神祇。水缸破，而正阳门楼亦成灰烬。
此处所说“团民”与“水会”均曾参与“扑救”，与他处史料所言稍有出入，似带有为义和团辩护的立场；或者当日晚些时分、火势蔓延之后，曾经有过“扑救”的举动，亦有可能。在义和团的神术“理论”中，女性往往与不洁的“秽物”相联系，成为破坏其法术的借口。此处亦然。关羽是义和团最为推重的偶像
。团民在正阳门桥头放置的水缸，在笃信其术的观者眼中，乃是代表着神祇如关圣帝君、护佑城门的神器。城楼之毁乃由于水缸之破，同样是因为冲犯神祇。但据其他记载者所见，义和团在正阳门桥头所设大缸为三口，“内贮清水”，且水缸似乎并未破毁：“日前桥头一带焚烧殆尽，今惟水缸尚存。”
则缸破楼毁的说法，乃当时团民为正阳门楼被焚而编造的说辞，而为笃信义和团的刘以桐所记，亦未可知。
有清历史上，百余年之前，正阳门亦曾经历过劫难，此时难免为读史者所忆起。如杨典诰云：
阅《春明丛说》，道光二十年庚子岁，五月十一日午时，前门外居民不戒于火，延烧数里，将正阳门楼烧去，至十二日黎明火止。至今六十年，又遭火劫，正花甲一周也。
杨典诰此处对于俞蛟《春明丛说》中关于正阳门火灾的转述无误，但“道光二十年（1840）”的时间推断却有偏差：俞蛟生于乾隆十六年（1751），因而其文中所说“庚子”，应指乾隆庚子（1780）岁正阳门的那场火灾，而非道光庚子。古代干支轮回，六十年为一甲子。两度庚子之后，正阳门再度被火，火灾发生的时间亦同样在五月。历史如此巧合，杨典诰虽然全用白描笔法写出，未予置评，但这一看似轻描淡写的叙述背后，却不无几分命定论的意味在其中。
庚子年的这场火灾还留下了更多的传说。火势到处，灰飞烟灭，但偶尔亦有例外。如“西河沿东头之广裕金店”，“四邻皆烧，该店独巍然独立”。之所以如是，据说乃因为其袁姓店主平日乐善好施，因而“天之报施善人如是”。
行善得报，正是佛家因果报应观念的反映。又正阳门楼左右的观音殿与关帝庙，亦与城门一样渊源已久。据《清稗类钞》载：
左门中有观音殿，殿址始于明。……右门中有关帝庙，庙貌如生而甚短小。相传像初塑于明宫中，尚有一巨者，同时以塑成之年月日时召术者推算，术者素以神术闻，谓：“大者身且不保，小者则香火可数百年。”语闻于思宗，特留其大者而舁小者于正阳门侧。崇祯甲申难作，大内灰飞，像亦同烬，而在门侧者，果无恙，至国朝而奉祀如故。
观音殿的来历，据传为明崇祯帝听闻洪承畴殉难，因而在正阳门左近为之建祠，“以配关公”；但随后得知洪实已降清，故撤祠改为奉佛
。此说虽为稗官野史，未必为真，却也可见出该殿的来历悠久。右边的关帝庙尤其著名，或许是由于其所在的正阳门这一特殊位置
，早在万历时即已蒙邀圣眷隆宠：
每年五月十三日致祭。先十日，太常寺题遣本寺堂上官行礼。是日民间赛会尤盛。凡国有大灾，则祭告之。庙有董太史书焦太史所撰碑记，时称“二绝”。万历末，特加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旨由中出，未尝从词臣拟定也。
董、焦二人，分别为董其昌与焦竑。据传该庙“屡著灵异”，“诸名人集中尝记其签语，祈签者几于无日无之”
，可以想见当年香火繁盛的景况。庚子火灾过后，“紧贴城墙”的观音殿与关帝庙却均未毁坏：“城上焚烧罄尽，城下二庙巍然独存，毫无伤损”，以至都人有“真为灵异”的慨叹
。从二庙的传说，可以窥见上至天子百官以及高层士人如诸翰林，下至平民百姓，均对佛、道二教以及如关圣帝君这类神明有着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信仰。义和团的“神术”传说之所以一度流传甚广，显然与这类宗教信仰作为深厚的心理基础有关。
尽管衍生出种种阐释与传说，但团民“神术”失灵、酿成巨祸仍是不争的事实。此前焚烧教堂等举动，尚可以投合国人排拒外洋的民族感情，在“道义”上获得正当性支持；团民所鼓吹的神术，由于相关民间信仰与传说的广泛存在，也令京师的传统读书人与普通百姓，多在笃信或半信之间。但义和团在京师大举活动不久，竟焚烧城内商业中心大栅栏甚至延及正阳门楼，以致生出一场“从来未有之奇灾”
。这一事件给京师中人对于义和团的看法无疑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据传著名的老字号瑞蚨祥布店，曾与义和团认作同乡，“首先勒捐数百金”，因而团民曾保证其平安无事；然而大火起时，仍难免付诸一炬。火发时，“大师兄披发念咒而火不能止”
，显然是所吹嘘的神术失灵，已为观者亲见。如翰林高枬，对于义和团的态度一直是半信半疑，此日对此事则有“往日不延平人，今日不然”
的记载，这一疑惑真切呈现了当时诸多信团者的典型心态。“时市中居民始惶然知拳之不足恃”
，即是明言。而于对义和团持反对立场的一派来说，这一事件正为其持论增添了一重力证。如杨典诰即云：
清朝《皇帝大驾卤簿图》中的正阳门城楼、观音庙、关帝庙、瓮城、箭楼、正阳桥与五牌楼
是役也，正可诘责义和团能发不能收之罪，且于此可见其伎俩之尽于此矣。能发而不能收，有法力者如是耶？藉曰冲犯神怒，岂有一家所犯，而谴及数千户之理耶？
复侬氏、杞庐氏的《都门纪变百咏》，亦记述“相传团众有避火之术，至此独不灵验”，因而有“问渠闭火多奇术，为底神灵误主张”的质问。
更有一种说法，乃将正阳门的被毁，视作因义和团出入其中而招致的“天谴”，所谓：“正阳中门，天子郊天所出入者，而团来启之；是日亦毁于火，岂天怒欤？”
更是对义和团的直接发难。
与对义和团的迷信动摇或破灭相伴随的，是都人意识到大难将至的心理冲击，“被烧者如醉如痴，未烧者心惊胆战”
。大火不仅波及正阳门楼，也烧毁了位于珠宝市的炉房：“炉房二十四家尽熸，银根顿绝，市面大坏。”
此是大栅栏火灾带来的又一严重后果：由于炉房被毁而导致钱铺歇业，京师市面钱银流通受到直接影响，“各行买卖无论生意大小，俱闭门暂停交易，菜肉糖果各市亦皆罢市”，“人心愈觉惶恐”
。各行商铺罢市，直接影响于居民日常生活体系的运转，极易造成人心骚动，由此甚至引起慈禧的直接关注；到六月上旬，才由署理顺天府尹的陈夔龙以官款干预解决，而在当时已经造成了“九城同日闭市，交易不通，商户官宅，一日数迁”
的局面。翰林院编修赵炳麟在六月初七日所上奏折中，生动地描述了火灾给京师造成的震荡性影响，并向朝廷提出宜速安定人心的建议：
京师自正阳门被焚后，人心惊惶。官因之辍政，商因之罢市，长携幼而走，壮扶老而行，都城车马，为之一空。
一面是发生于京城中心地带的大火焚及正阳门楼的象征意味，一面是市面流通受到直接破坏的现实危机，这一事件对于京师居民的心理冲击已可概见。与火灾初起时唐晏所见“市肆无惊”的平静相对照的，是大火过后，“人心始惶惶忧乱”
的局面。“士大夫从是日起，多有送眷属出城者矣。”
可见这场火灾在都人对于事态发展的心理认识上，实有着里程碑式的转折意义
。
与此同时，火灾的严重后果，对于义和团在京师的行为亦可能暂时起到了一定的儆戒作用。时人云：“自此一场大火后，却三日不见火光。”
虽然未必尽然
，但义和团的活动在此后数日中未再造成大的骚乱，却是事实。直到四天后（二十四日），德国使臣克林德被神机营士兵恩海杀害，方为又一起严重事件。而从团民纵火到官军狙击，两次事件中肇事主体的身份转移，则正寓示着事态的升级与事件性质的变化。
在对京师居民造成警示之外，正阳门的这场火灾在当日亦引起了慈禧的注意，并进而推动了庚子事变的发展进程。正如义和团运动的研究者所熟知，在官军开始进攻使馆、向列强“宣战”之前，慈禧曾经连续四日召集百官开御前会议，讨论应对时局的策略，并最终下定决裂的决心。因而这四次会议，对于庚子事件的发展来说有着关键性的意义。而第一次御前会议，正是在五月二十日召开。据参加会议的恽毓鼎记述，慈禧传旨召集百官的时间乃是当日“午刻”
，也即十一点至下午一点之间；同样与会的袁昶记载传旨叫起的时间乃在“午正”
，应在十二点左右，已是火灾蔓延、开始引起都人注意之后。且会议召开之前似乎并无征兆，以至恽毓鼎的记述，有“忽传旨召王大臣六部九卿入见于仪鸾殿东室”
的描写。因此，慈禧突然决定召集百官会议，很可能即是由于正阳门火灾这一偶发事件。正阳门为内城正南门，与皇城的距离并不远；如前文所引，唐晏在“将午”时候，在皇城北门已见到“正南有烟，黄色直起如烽火”，因而慈禧在宫内见到正阳门附近的浓烟，应为必然之事。时人对于这一关节，虽然大多并未明言，但亦偶有道出者，如胡思敬言，“太后见南城火光烛天，即传旨召百官会议”
，正是两者之间因果关系的证词。由此可见，义和团焚烧老德记药房而不慎延烧的这场火灾，作为一次偶然性事件，对于庚子事件的升级却直接起到了催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