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夏晓虹

主编《晚清北京的文化空间》一书，对我来说是少有的经历。原因在于，这是一本意外得来的项目书。2010年，我指导的博士生黄湘金通过论文答辩，随即到西南师范大学（现名西南大学）文学院任教。次年，其论文荣幸地获评北京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为奖励，指导教师有资格得到北京市教委资助的科研经费20万。这一最初名为“北京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人文社科项目”的计划，到下达时，显然已将重心从支持教师“开展科学研究”，转向“鼓励和支持其继续指导博士研究生做出创造性成果，为高质量的人才培养提供科研支撑”（北京市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资助2011年北京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科研项目的通知》）。因此，我在申报时，即邀约了九位有共同研究兴趣的已毕业与在校学生参加。到正式立项后，课题也顺理成章地纳入改称“科学研究与研究生培养共建项目”中的“研究生培养项目”。

题目之所以设定为“晚清北京的文化空间”，主要是因为此乃北京市支持在京中央高校的共建项目，当然会以“为北京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组织北京市支持中央在京高校共建项目经费预算申报工作的通知》）的方向优先。而我的研究范围属于近代，“晚清北京”正是最合适的入口。加之，几年前，我曾为研究生开设过一门“晚清上海的文化空间”专题课，相关文章日后结集为《晚清上海片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初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重版）。遗落未用的课程名称倒很切合我对于本课题内容的构想，于是径直套用。

填写申请书是一门技术活，我欠缺经验，幸好有学生可以帮忙。项目论证主要依靠陆胤，经费预算则由黄湘金负责。以下即大段移录我们填写在表格第一项（“结合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简述项目的目的、意义和必要性。要着重阐述其对北京市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的内容，以见当初的整体规划：

随着北京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以及社会科学领域区域研究与城市研究方法的成熟，北京这座有着光辉历史、厚重文化底蕴的城市逐渐受到中外学者的关注，“北京学”近年已趋于显学：陈平原在1994年即预言，“北京”和“北京学”都是绝好的研究题目；北京联合大学1998年组建了“北京学研究所”，并于2004年、2005年开始出版《北京学研究文集》和《北京学研究报告》；北京师范大学也于2002年成立了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每年出版一册《北京文化发展报告》。可以说，作为区域文化研究的学术论域，“北京学”目前已经初步完成了其合理性的论证和理论体系的建构。尤可一提的是2003年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众多高质量的论文从多角度展示了“北京学”广阔的研究前景，颇具示范意义。

作为辽、金、元、明、清五朝宅京之地，北京不仅是历代公文档案、正史、实录、地方志注目的“首善之区”，更通过数百年来文人士大夫的记录或追忆，积累了大量野史笔记、日记年谱、诗文小说等材料。晚清民国以降，随着现代学科范式之下的文史研究的兴起，其中部分史料得到整理、汇编。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北平研究院”，下设史学研究会专门搜集故都文献，为编辑《北平志》作准备；先后出版瞿宣颖编《北平史表长编》（1936）、张次溪编《北平史迹丛书》（1937）等著作。1930—

1950年代间，张次溪还先后编有《燕都风土丛书》（1939）、《辛亥以来纪述北京历史风物书录》《纪述北京历史风物书录补》《纪述北京历史风物书录补遗》等，对北京的地方文献进行了初步整理。此外，欧美、日本人士游历北京所留下的日记、风物志、旅游指南、新闻报道、语言教科书等，亦从另一角度提供了观察近代北京风情的窗口。

改革开放以来，相关的资料整理工作再度起步。北京古籍出版社率先自1980年代起成系列出版了《天咫偶闻》《雪桥诗话》《燕都丛考》《琉璃厂小志》《大清畿辅先哲传》等重要的北京史料；此外还有王灿炽所编、1985年出版的《北京史地风物书录》，首都图书馆1985年和1988年出版的《北京地方文献报刊资料索引》“历史部分”和“地理、名胜古迹部分”等。郗志群等学者于2000年编撰了《北京史百年论著资料索引》，为后来者提供了很大便利。而伴随“北京学”的兴起，关于北京传统文化和各类专门史的成果开始涌现，代表性著作为2000年出版的“北京历史丛书”和2008年起面世的“北京专史集成”。总体上看，“北京学”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然而对比国外大都市（如伦敦、巴黎、维也纳、东京）的研究和国内“上海学”的成果，作为城市研究的“北京学”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仍不无差距，与其政治、文化中心及国际大都市的地位不相匹配。可以说，目前“北京学”研究仅仅还只是起步。

本课题将目光聚焦于晚清北京的文化空间。在晚清社会转型的初期阶段，作为政治决策中心的北京，却曾一度落后于沿海口岸。然而，时至世纪之交，随着政治革新与学术变革的深入，作为政治上、文化上新旧阵营角力的要冲，“京师”的作用日益凸显。这一时期的北京，先后经历了戊戌维新、庚子事变和清末新政、预备立宪等政治事件的刺激，社会转型加速，文化界亦出现了诸多新因素，如：白话报刊的登场、宣讲演说的流行、文学改良的兴起、新式教育机构的发端、妇女组织的萌芽、旗人社会的变化、公共园林的出现以及戏曲艺术的改革，等等。既有研究成果对这一时段已多有关注，比较重要的研究著作包括：《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李孝悌，1992）中关于北京的部分，《北京报刊史话》（黄河，1992），《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史明正，1995），《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陈平原、王德威编，2005）中关于晚清部分，《清末民初北京舆论环境与新文化的登场》（杨早，2008），《士林交游与风气变迁——19世纪宣南的文人群体研究》（魏泉，2008），《北京近现代妇女运动史》（刘宁元，2009），《清代北京旗人社会》（刘小萌，2008），《清代北京戏曲演出研究》（范丽敏，2007），《北京地域文学语言研究》（张继华，1999），《老北京公园开放记》（王炜、闫虹，2008）等。但相对晚清北京丰富的文化活动和复杂的文化变迁，相关研究仍有待深化。

本项目的目的在于：将晚清北京视为一个“文化空间”，探讨其间各个社群在各种场合运用多样表达方式的共生关系。不同于主要作为新知识、新生活方式集散地的上海、天津、广州等口岸都市，“晚清北京”的意义更在于新旧共生、士庶交涉、旗汉杂居，传统政教与近代文明相交融。这一文化空间，既不失其固有的政治资源，更在清末“中西学战”、新旧社会冲突、上下关系变化、中外习俗更迭等一系列文化转型过程中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光绪、宣统之交的京城，延续着此前数百年京师士人交游的文酒风流与学艺风尚；但更重要的，则是在传统士大夫文化之外，孕育着崭新而折中的文化取向与社群空间。社会改良思潮受到政治变局鼓舞，随着报刊舆论的伸张、科举制度的废止，倾向新学的知识人登上历史舞台。一方面是文化活动“眼光向下”：借助白话宣讲、注音简字、小说戏曲、国民教科书等新媒介，士庶文化的交汇趋于频繁，发生着从“士大夫的京师”向“国民的北京”的转换。另一方面则是学堂、公园、新式舞台、阅报社、图书馆等近代意义上人际空间，以及马路交通、供水系统、警察等公共设施的出现，预示着民国以后作为社会运动中心的北京文化空间的雏形。

不同于之前的研究成果，本项目既不是纵向的历史线索的梳理，也不是就某一主题开展横向的多侧面的探讨，而是带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充分利用报刊、档案等原始材料，力图深入晚清的历史情境，研究具体的文化人物、事件、机构和相关的文学文本。这些具体问题虽看似指向各异，然而都代表着其时北京文化空间的某一面向。借助这些既各自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散点”，本课题力图交织呈现晚清北京这一特殊历史横断面的文化生态和城市性格。这种尝试的必要性，既来源于对目前研究现状的反思，也是基于晚清这一特定时期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而形成的策略。

本项目的意义有：

1.深入挖掘重要人物对北京历史发展和文化建设所作出的贡献，补充目前名人与北京关系研究之不足；

2.再现发生在晚清北京的重要历史事件，从舆论和文学中探究历史真相及时人的文化心理；

3.分析晚清北京城特殊的具体物理空间所包含的文化记忆，推引出北京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辐射；

4.研究晚清北京的文艺、教育和学术活动，既能丰富艺术史、文学史、学术史的叙述，又可以映证北京作为近代文化重镇的城市地位；

5.分析晚清北京各阶层在文化空间下的不同回应，可以为今天北京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借鉴。

嗣后，整个项目即依照这一思路展开。

实则，立项之前，我已与参加项目的学生作过深入沟通，希望以我提交给“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旧戏台上的文明戏——田际云与北京“妇女匡学会”》为样本。该文讨论的中心事件虽只是著名戏曲演员田际云于1906—1907年演出的一部新戏，不过，勾连前后，却带出了女学、女报、白话报、社团（妇女匡学会）、戏曲改良、义务戏、妇女进戏园、演说、国民捐、警察等诸般新事新政。以此，各位参与者在拟定题目时，已自觉遵循这一以个案剖析观照社会变迁的总原则。

而题目的确定，有些是我根据对方已有研究直接指定，如郭道平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庚子事变的书写与记忆》，我希望她把关于“庚子之变与正阳门被焚事件”的部分整理出来；王鸿莉的博士论文做的是《清末北京下层启蒙运动——以＜京话日报＞为中心》，我看好其中“晚清旗人与《京话日报》”的话题；刘汭屿当年刚刚完成硕士论文《海派京剧旦角先驱冯春航研究（1900—1919）》，博士论文依旧准备在京剧上发力，故认领了“晚清京剧的变革”一题；林峥已确定博士论文做“北京公园研究”，原先限定在民国时期，我希望她上推到晚清，由此有了“作为游赏场所与文化空间的万牲园”的选题，并最终成为其博士论文中的一章。也有一些题目是先约定了人选，再商量酌定的，如杨早的博士论文写《清末民初北京舆论环境与新文化的登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这次报来“《孽海波澜》、报刊舆论与北京济良所”；袁一丹的博士论文关注沦陷时期的北平，我请她向前延伸，她因此想到“庚戌银锭桥案与晚清京师的暗杀风潮”可以列入。也有题目系经过调整，如黄湘金的博士论文题为《清末民初小说内外的女学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正式出版时，多出一正题《史事与传奇》），申报课题时，希望有所趋避，而新论题“晚清北京舆论和文学中的春阿氏案”，因其已离开北京，有些特藏资料无法查阅，只得放弃。所遗题目后由正在读博的郝凯利承接，她的博士论文要研究“清末民初报载京话小说”，春阿氏案恰在关注中。

以上题目大体均按照最初的设想完成了。但也有个别变化，如刘汭屿的题目最终细化为《晚清京剧旗装戏与旦行花衫的兴起》，此文可说是所有论文中专业色彩最浓厚者。而黄湘金尽管出让了申报的选题，作为获奖者本人，当然不能缺席，他于是将先前作为博士论文副产品的《贵胄女学堂考论》大加扩充，凭借报刊及各种史料，逐一钩稽晚清北京的女子学校。写成的《“贵胄女学堂”与晚清北京女子教育》，为我们展示了更加翔实与丰富的历史图景。最大的遗憾则是原先提供了“京师大学堂与京师学风”的陆胤，嗣后兴趣转移，此文终未成稿。然而，如前所述，在申报课题阶段，他助力尤多，可以说是以另一种方式参与了项目。

本书虽将时空设定于“晚清北京”，但选取的人物、事件、文本等却均于1900年后展开。也即是说，就北京城的现代化而言，我以为，其最初的启动与庚子事变直接相关。由此引发的变化，从上举各题已可明白见出，即分别关涉女子教育、白话报刊、旗人自救、戏曲改良、新型社会团体与慈善机构、司法改革、现代公园、革命暗杀等在晚清北京的萌生。

而由于论述时段相对集中，书中各文也呈现出相互交织、彼此呼应之势。如“戏曲改良”中时装戏的演出，即“新戏”对“时事”的反映与干预，在《田际云与北京“妇女匡学会”》《＜孽海波澜＞与北京济良所》与《晚清北京“春阿氏案”的文本解读》各篇都有突出表现。旗人话题除在《＜京话日报＞（1904—1906）的旗人色彩》一文中得到充分阐述，又与旗装戏对京剧旦行艺术的提升与革新的论说相映成趣；此外，汪精卫谋刺摄政王案，甚至田际云主演的《惠兴女士传》戏曲主角以及春阿氏其人，无不牵扯到满人。自然，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被梁漱溟先生誉为“当年对于北京社会乃至广大北方社会起着很大推动作用的”《京话日报》（《记彭翼仲先生——清末爱国维新运动一个极有力人物》），在本书中除了王鸿莉的专篇论述，还有四篇论文也采用了该报资料，可见这份白话报纸在开启与引领晚清北京下层启蒙运动中，确实功绩卓著。

尚需说明的是，清末与民初，就国家形态而言，应分属两个时代，但二者在诸多层面的延续性却也分明可见。本书中因而不乏横跨两个时段的论述。如1906年先后发生的“张傻子虐妓案”（京剧《孽海波澜》本事）与“春阿氏案”，其文学与戏曲改编均延续到民初。不过，民国肇建，政权组织与思想意识的更新也在逐渐向下渗透，本课题最后增加的宋雪关于民初“陈绳被害案”的考察因此很有必要。被疑为谋杀主犯的陈璧乃前清邮传部尚书兼参豫政务大臣，而案件的审理过程——包括律师辩护与公开庭审——已与上述两案更多凭借报刊营造的民间舆论的介入有了本质的不同。这样一种以后视前的角度，也适可作为本书的结案。

承接课题时，作为“研究生培养项目”，先后以博士生身份参与其间的有袁一丹、林峥、刘汭屿、郝凯利与宋雪，占据了作者的一半。其中除宋雪外，诸人都已在高校任教。现将作者任职单位开列如下：

郭道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黄湘金，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王鸿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所

刘汭屿，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

杨早，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凌云岚，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

郝凯利，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林峥，中山大学中文系

袁一丹，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宋雪，北京大学博雅博士后

按照当年的计划，此书应于2013年年底完成。但由于各位作者写作认真，交稿多有延迟。特别是其间又经历了篇目的调整与增加，并且，本人在追求完满的同时，也拖拉成性，致使编辑成书的过程不断延长。此次借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杜门不出之际，终于整理好全稿，对各位项目参加者可以有个交代，在我也算做到了善始善终。

2020年6月9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