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贵胄女学堂”考详

创设毓坤会的倡议就此消歇，但慈禧对女学堂的兴趣不久之后再度高涨，此时不能不提的人物即是端方。1905年7月，端方被任命为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之一。在逗留北京期间，利用面见“慈圣”谢恩的机会，端方大力强调女学堂的重要性，颇得慈禧称允。在致湖北女学生的电报中，他提到自己曾四次晋谒慈禧，“即女学亦经面奏，慈圣亦以为然” 。在两人的会面中，端方可能还提及皇族女学之事。《大公报》的社论透露，端方“力陈以兴办华族女学校为要”，虽然“群疑众谤”，但得到了慈禧的支持，“慈圣于此事垂注尤殷，将由内廷拨款，以为天下倡”。 稍后的《顺天时报》也记载，慈禧对端方之奏请“极为垂意，已饬内务府筹拨经费若干，以为开办华族女学校之用” 。此华族女学校并未立即兴办，但不久后慈禧授意，“特准将西山旃檀寺改为女学，无论华族编闾皆可就学” 。此旨一出，令民间有志入学的女性倍感鼓舞，“太后于今立意，要想倡兴女学，正是要使我们中国人要人人发愤，人人好学” 。

1905年12月10日晚，《南方报》记者从北京发来电报，称“两宫面谕庆邸（按：即庆亲王奕劻），仿贵胄学堂例筹办皇族女学” 。可见皇族女学之筹设，前有端方之意见，近则有陆军贵胄学堂之刺激。慈禧要求仿办女学，显有示教育平等之意。而《大公报》1906年初的报道则更加详细：

闻内廷人云，日前召见军机大臣时，两宫垂询贵胄学堂规模，催饬赶紧开办。并云外洋重女学，而中国此等风气未开，拟俟贵胄学堂办有成效，再设皇族女学堂，专收王公府第郡主、格格入学肄习，以期输入文明，咸知爱国等谕云云。

消息中“专收王公府第郡主、格格”的学员标准，正与毓坤会一脉相承。另据直隶《教育杂志》转录《津报》的消息，参与筹办皇族女学的尚有庆亲王奕劻、肃亲王善耆夫人、荣寿公主及陆伯英侍郎之夫人等。 而消息所用“贵胄女学堂”的名字，最终为该学堂定名。

在此后关于皇室女学的报道中，慈禧太后一直是最有力的推动者。她在召见学部官员时，便难掩迫切之情：

闻学部尚书曾于日前面奉懿旨，以中国女学尚未发达，亟宜设法推广，以期家庭教育日渐讲求云云。故华族女学之章程近日又复提议也。

此条消息中提及的女学名称——“华族女学”，较前文中的“皇族女学”略有不同。事实上，“华族女学”即为日本皇室女学之名。1885年11月从日本“学习院”独立出来的华族女学校，凭借其得天独厚的优势，不久即成为日本最具影响力的女子学校，“日本女学校，当以此为翘楚” 。华族女学校因此成为中国朝野考察日本教育时必不可少的去处 ，其学监下田歌子也成为中国女子教育界的知名人物。清宫倡议皇室女学而拟以“华族女学”名之，可能寓有向其取径之意。

更值得关注的是慈禧对端方考察女学报告的反应。1905年12月，端方与戴鸿慈一行出洋考察宪政时，慈禧即命其考察东西洋各国女学，随时报告。途中学部又奉旨再次电谕其考察女学。 1906年4月，《顺天时报》有报道，称：“闻日前端、戴二大臣来有电奏，系陈明美国女学校之章程及一切内容，最为完备，中国女学亟宜仿行。两宫览奏，颇为欣悦。现已拨内帑十万两，派肃邸之姊葆淑舫夫人先行组织师范女学一所。” 此消息被多次转载，影响颇大。《申报》读者即乐观地预想此举之效应：“登高而呼，众山皆应。女界光明之发现，将普照于中国全境。” 联系到此前关于皇族女学的报道，在一般读者看来，慈禧的慷慨很可能是因皇族女学而发。如徐锡麟在写给党人的信中，提及“皇太后现捐银十万，开贵胄女学堂”，作为其在满洲人中“可谓通晓时务者”的证据。

次月，庆亲王奕劻也有“贵胄女学堂”之奏请，“以便饬令各王府之郡君、格格及满汉二、三品各大员之女子入学肄业”。 而最重要的契机则来自考察宪政归来的端方。据夏晓虹先生考证，1906年8月13日，慈禧单独召见归国不久的端方。 端方在召对时，肯定有关于女学数事，因为据几天后《大公报》报道：“考政大臣端午帅于前日面奏两宫，请饬学部速立女学堂章程规则，兴办女学，以开风气。闻已奉旨饬学部妥拟一切矣。” 趁此次朝见机会，端方很可能还递呈了一份重要奏折——《请设立中央女学院折》。这份由梁启超捉刀的奏章 ，其中心议题是：“于京师设立中央女学院，以开全国之风气，而为各省之模范。” 该办法想必与慈禧此前对于皇族女学的提倡一拍即合，因此很快宫廷中即有“贵胄女学”的消息传出：

闻学部人云：本部近日会议设立贵胄女学，所有一切章程均仿照日本华族女学，量为增减。并闻此事之发起，庆邸、泽公及午帅均极赞成，不日当可具折奏请。

前本报纪端午帅奏请举办女学一事，业与荣大军机商议一切规则，名为贵胄女学堂，其学生以三品以上之大员幼女为合格云。

经过商议，端方与荣庆最终将其命名为“贵胄女学堂”。以源远流长的“贵胄”一词代替“皇族”和“华族”为皇室女学定名，既对应了已经开办的“陆军贵胄学堂”，也与日本的“华族女学校”区别开来。关于学生资格，“三品以上之大员幼女”的规定则与前次开设未成之“毓坤会”遥相呼应。

虽然端方对于美国的女学颇有好感 ，但比较日本和欧美各国的女学情形之后，议设中的贵胄女学堂还是预备借鉴日本的华族女学校。日本华族女学校规模宏大，学制健全，为“天皇及王公大臣，凡华族之女子肄业之所。分为初等小学、高高[等]小学、初等中学、高等中学，凡四科，各三年，以一年为一级，满六岁以上、十八岁以下者得入学” 。作为楷模的华族女学校，为拟想中的贵胄女学堂铺设了美好的前景。而据端方在9月30日外城女学传习所开学典礼上的演讲透露：“皇太后屡次询及女学，拟开办一高等之学堂。诸生在此毕业后，即可升入，为皇太后门生，何等体面！” 言辞中的“高等女学堂”，因其学生是“皇太后门生”，很可能即指将来的贵胄女学堂——也就是说，预设中的贵胄女学堂除了提供初等教育之外，还会为皇族及平民女子开设高等教育，可见此时慈禧对贵胄女学堂所寄期望之深切。

虽然在朝廷内有慈禧太后、庆亲王奕劻和学部尚书荣庆的支持，在地方有端方等大员的倡议，贵胄女学堂的成立却并不顺利。最先遇到的阻力，即来自湖广总督张之洞。1907年初，他即致电学部，表明他对兴办女学的谨慎态度：“张香帅热心学务，人所公认。独于女学雅不谓然，以为中国人民程度尚低，此时倡兴女学，未免稍早。闻于日前有电达学部，详陈此时兴办女学之流弊。未知枢密诸公亦表同情否？” 张之洞电文并未直接针对声势渐涨的贵胄女学堂，但作为朝廷重臣，其意见不容忽视，此番议论对贵胄女学堂的影响也近乎立竿见影：

闻内廷人云：两宫每于召见学部堂官时，必垂询推广女学办法，实注意设立贵胄女学之举。近因某督臣奏陈女学之弊，是以犹疑。日前荣尚书召见时，两宫与之讨论良久，谕以中国风气尚未大开，欲兴女学，必须先订完善章程，然后再行试办，逐渐推广。事宜缓而不宜急，以昭慎重。是以开办贵胄女学之说已从缓议矣。

在1906年学部成立之前，张之洞对新式教育相当积极，是倡导改造传统教育、肯定和推广新式教育的前驱与重镇，但在科举停废后，面对新、旧学乾坤颠倒的时势，他的办学方略的主导倾向也从倡行新学转而为旧学卫道。 对于创兴女学堂之事，此前的《南方报》称其“素不注意” 。不久之后，慈禧接见某位贤王，问及女学章程和官立女学时，“皇太后默然不答，恐有不满意于女学” 。贵胄女学暂缓兴办，可能是慈禧因为张之洞等人的反对而出现了动摇，或是因为朝野舆论而作出的策略性让步。好在女学堂章程奏定已于时不远——3月2日，《大公报》登载女学章程“业经议妥，将于开印后入奏” 。六天之后，《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正式颁布实施。而在同一天，《大公报》上刊载的消息，令关心贵胄女学堂的读者欣喜不已：

贵胄女学堂事，政府已会同学部妥议，约于春间即可开办。闻荣寿公主已面奉皇太后慈旨，充当贵胄女学堂总监督。

1904年的癸卯学制中，女学“流弊甚多，断不相宜”，而此时则认为“女子教育，为国民教育之根基”，“欲求贤母，须有完全之女学” ，贵胄女学堂的兴办自是名正言顺。

被慈禧指派为总监督的荣寿公主是恭亲王奕訢长女，幼年颇得咸丰皇帝喜爱，与志端婚后五年即守寡，长侍于慈禧身边，“恭谨持正，终身得太后之宠，有时进谏，太后亦多采纳之” 。有趣的是，类似于容菱、德菱姊妹，荣寿公主对英文亦有兴趣。 但其任贵胄女学堂总监督一职并未成为定议。不久之后，《申报》刊载消息，透露此事引起了北洋亲贵袁世凯的注意，而他密保推荐的人选，则是京津女界中享有大名的吕碧城。袁氏认为吕“才优品卓，堪充贵胄女学堂总办之选” 。吕碧城荣膺贵胄女学堂监督之职的最大资本，不为才华出众，而是她主持北洋女子公学的经历。北洋女子公学成立于1904年初冬，吕碧城为创始人之一，并主持全校教务。1907年夏，日本国民新闻社社长德富苏峰参观天津公立女学堂时，曾对吕碧城大加赞扬。 北京报界则称其为“近日女界中独一无二的名家” 。而且北洋女子公学的学生大多为官宦闺秀，与筹议中的贵胄女学堂性质相似，吕氏自己就曾认为女子公学“有日本华族女学之概” ，时人也将其比于华族女学校学监下田歌子 。袁世凯对吕碧城的推重，自然不足为奇。

而本月另一消息，却也说明慈禧与学部官员在总监督人选上的犹豫：

皇太后注意女学，开办贵胄女学堂一节，听说要举衍圣公的夫人为总办，可不知确不确。前两天学部荣尚书召见的时候，皇太后垂问女学情形，已派荣尚书编订贵胄女学章程，打算赶快兴办。

而上海《寰球中国学生报》则称贵胄女学堂“以衍圣公母为总办” 。此处“衍圣公”即为孔令贻 ，其妻陶淑猗，为山东大名知府陶式鋆之女，1905年方归孔令贻为继室。 相较而言，孔令贻母彭氏 显然更有资格担任贵胄女学堂的总监督：彭氏为原工部尚书彭蕴章孙女，1887年农历十月，彭氏入京为慈禧六旬“万寿”祝寿，多次谒见慈禧，并受赏赐 ；1906年夏，慈禧又曾召见孔令贻母子；1907年春，为彭氏六十寿辰，孔令贻进京叩见慈禧，为彭氏求赐匾额。二月初五（3月18日），慈禧面谕军机大臣：“衍圣公孔令贻之母彭氏著赏给御书匾额一方，并准其自行建坊。”御书匾额为“为世礼宗”。 孔令贻此行，触动了慈禧在贵胄女学堂监督人选一事上的考量。委任彭氏担任此职，一方面，取其老成持重，且生于书香世家，是传统“公宫宗室”之教教员的中意人选；另一方面，以其汉籍身份而总办清宫贵胄女学，很可能包含着弥合彼时女学中的满汉矛盾的思虑。

慈禧及学部官员在监督人选上迟迟难决，可见贵胄女学堂这一新生事物引起的广泛关注和朝廷的慎重态度。但对报界和女界而言，何人任监督并非关键，最重要的是早日开办，因而在报道相关新闻时，总有企盼和催促语气。对于贵胄女学堂的难产，《申报》称是因为近有“某侍御条奏，谓学部所订女学章程尚未妥洽，拟请饬部重加改订，俾臻完善等语。两宫览奏，颇涉犹豫，是以此事遂暂置勿议” 。御史奏陈改订女学章程的消息，也可以在《大公报》得到印证。 此时关于慈禧态度转变的说法，可能只是报纸的猜测。但可以确定的是，随着对女学堂批评的累积，慈禧的立场又一次动摇。

5月下旬，御史张瑞荫奏陈杜绝女学流弊 ，针对的即是京城内外哄传一时的四川女学堂学生杜成淑拒译学馆学生屈彊函之事 ，慈禧对女学的意见显然与前时有别：

据内廷消息，日前有某福晋与皇太后论及女学之事，太后谕云：现在各省学务士气嚣张，多流于邪僻。若再兴办女学，则将来办理不善，更足滋生流弊。女学一途，必俟国人遍受普通教育，始再议兴办云。

虽然《大公报》编辑对此“风闻”以按语加以驳斥，认为：“此消息不可信。不兴女学，安有普通教育？此说殊矛盾耳。” 然而，此消息极有可能是真实的。证之以《申报》的报道，慈禧对贵胄女学堂的热忱已大为减退。当某亲王在奏对时再次提及此事，慈禧的答复是“妥慎筹办”，这与亲王“意在速成”的思路形成明显反差，因而此次慈禧的回答很可能是推诿之词。

1907年上半年关于贵胄女学堂的消息频繁传出，吊足了读者的胃口。而就在大家翘首以待时，7月间浙江的秋瑾案件，让筹备中的女学堂再次陷入停顿。7月15日，秋瑾因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一案受牵连，以谋反罪被害于绍兴轩亭口。此后几月内，北京城里已近乎草木皆兵，关于女革命党的消息也时有所闻。 而秋瑾先后为留日女学生、浔溪女学堂教习的身份，也提示着女学生、女学堂与女革命党之间的密切联系，因此“秋案”也成为守旧者批评女子教育的重要借口。

秋瑾就义后不久，即有某举人由都察院代奏，请禁京外女学，“堂堂中国，文固不需此女学士，武亦不求此娘子军。去岁川中邑宰之女，玷于劣生；迩时浙省主政之妻，竟为戎首。前事可鉴，后辙宜防，拟恳通谕疆臣，一体裁撤” 。其请求裁撤女学的事由，一为杜成淑与屈彊之事，一为浙江秋瑾之案。随后又有翰林院侍读周爰诹奏陈学务祛弊八法，经报纸披露后，全国舆论为之哗然。周爰诹之奏折，针对的是留日学生和国内新式学堂中潜滋暗长的革命风潮；而论女学一条，尤为苛严——“所有女学堂，已开的都应停止，未开的不准再开” 。自然，贵胄女学堂即属于“未开的不准再开”一类。明眼人一看即知，此论乃因秋瑾之事而起，“自演出秋女士流血之惨剧以来，士夫中请封禁女学堂者，已不一其人” 。《北京女报》主笔张展云则以“因噎废食”来批评周爰诹的条陈：“他必说，因为秋瑾那回事。咳，秋瑾的事，替他呼冤的，正不知有多少；他是不是革命党，到如今也没有定评。难道真因这模糊影响的事，害及全国女学吗？” 虽然学部与政务处以“风气所开，殊难强禁” 作为周爰诹奏禁女学的答复，但其给全国女学以及贵胄女学堂带来的阴影仍不容忽视。

1907年9月，《大公报》上的消息，证实贵胄女学堂的开办确实停滞多日，而且其阻力另有出处：“创兴贵族女学一事，政府久经提议，迄未办有端倪。溯其原因，闻系前吏部某尚书面奏各省女学流弊滋多，贵族关系全国听闻，倘有误会，未免大伤国体云云，以致延宕至今。刻经袁尚书向各大军机力辩此说，谓其真同因噎废食矣。”

报道中的“前吏部尚书”当指6月19日卸任吏部之职、专任军机大臣的鹿传霖 ，“袁尚书”即新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的袁世凯。事实上，鹿传霖对新式教育的恶感并不自此时始：早在1902年8月，管学大臣张百熙奏呈学堂章程，“军机大臣鹿传霖多方挑剔，闻因章程中有星房虚昴星期停课之语，以为与中国古例不合；又闻各种新学名目，亦多吹求” 。三天之后的《北京女报》针对鹿传霖的阻挠，认为“伤国体的事甚多，可不关乎开办女学”，同时还透露出“袁、张两大军机，皆很注意贵胄女学，打算奏请开办”的努力。

停议多日之后，直至11月，此事方才重新提起：“学部张相国于召见时，慈宫面谕开办贵胄女学，并谓此项经费由内库拨给云云。” 而在另一则报道中，贵胄女学堂开办的地点和总办人选也一并确定：

日昨某邸面奏皇太后，请以南海地方建立贵胄女学，以为全国女学之表率，当蒙慈宫嘉允。一切开办经费，统由内帑发给，并将派某邸夫人为总办。开学之日，慈宫拟亲幸云。

在倡议和争议之间，1907年关于开办贵胄女学堂的报道如此众多，却始终未能付诸实施；而进入1908年，关于贵胄女学的消息又渐趋沉寂，以致大员闺秀到达学龄时，因无此贵胄女学堂，只得进入江亢虎所办的女学传习所就学。《北京女报》在报道此条消息时，语气中已有不满和讥嘲：“贵胄女学堂，吵嚷了一两年，那知道实在没有影儿！” 然而，在1908年的京津媒体中，这是仅有的两条提及贵胄女学堂的新闻之一，另一条也见于《北京女报》：“前两天，两宫召见张中堂，足有一点钟的工夫，听说问的是贵胄法政学堂并贵胄女学的章程，谕令办理周密，以期造就人材。” 贵胄法政学堂章程1909年4月8日由宪政编查馆拟订 ，而贵胄女学之章程，虽早在1906年10月即由庆亲王奕劻“将章程入奏” ，却一直未见下文。

此年5月，曾拟担任贵胄女学堂监督的彭氏病逝 ，可看成对贵胄女学的反讽；而1908年11月15日慈禧太后的逝世，贵胄女学堂之议更是失去了最大的推动力。1909年春天，贵胄女学堂又提议开办，其缘由都是为了实现慈禧的“遗志” ，且《顺天时报》称“学堂将及开办，而监督已经派定肃邸之姊葆淑舫女士”，“现闻规模已备，不日将行开办” 。不过，就事态发展看，此次只是摄政王载沣的一时兴起罢了。

贵胄女学堂最后一次议办是在1909年秋天，倡议人希望“以为振兴女学之表率”，然而阻力依然巨大——

独某相国对于此事，谓须详慎妥议，严定章程，再行奏明办理。

所谓“详慎妥议，严定章程”云云，一望即知为敷衍之词。即使不计1904年的毓坤会之倡设，而从1905年倡议“贵胄女学堂”算起，时间已经流逝了四年，其计议不可谓不慎，贵胄女学堂却空有其名。

在此条新闻之后，贵胄女学堂再无音信。当初被女界寄以厚望的贵胄女学堂，自始至终，都只是一份停留在纸上的蓝图。而百弊丛生的清政府，也已时日无多。

贵胄女学堂之倡设，历时数年却最终不了了之，似乎难以理解。以倡议者之地位、宫廷女学之性质而言，其办学条件是京城内外女学堂难以比肩的。那些其他女学堂为之所苦的问题，如办学经费、学校建筑、教学仪器、师资与生源，在贵胄女学堂都可以轻而易举解决。学堂章程既有东京华族女学校可以效法，国内许多卓有成效的女学堂也堪借鉴。《北京女报》1907年在解释其所以缓办时称，“监督、教员，一时还没有人；又因为款项没筹出来，所以才迟延没办” ，这些其实都无关大局。最为紧要的，是提议者慈禧对于女子教育的立场并不坚定，其在贵胄女学堂问题上数次摇摆，导致了学堂的流产。

服部繁子曾经回忆，慈禧对于女子教育的态度并不明朗，“有人说太后也有这个意思，也有人说太后没这个意思” 。而就“贵胄女学堂”议设过程看，她也缺乏始终如一的支持立场。端方等人劝说设学之重要，慈禧以之为然；反之，若有人反对贵胄女学堂，慈禧亦会认同。1905年9月，《南方报》透露慈禧在召见端方时曾说：“我何尝不许开女学，但伊等不以为然耳。”所谓“伊等”，即指慈禧左右禁近之臣。 此语表明，虽然慈禧个人对女学堂时有好感，但作为朝廷之主，不仅在政治上需要考量、平衡各方意见，在贵胄女学堂之事上，她也是小心谨慎，缺乏主见与魄力，显得犹豫不决，而且态度时有反复。

贵胄女学堂在倡议过程中一波三折，先挫于张之洞之阻挠，继阻于秋瑾之案，再阻于鹿传霖之奏章，从中亦可见女子教育与晚清政治的紧张关系。1907年之后，虽然《奏定女学堂章程》予女学堂以合法地位，但在晚清特殊的时局中，女子教育并未获得完全自足的发展空间。女学堂多因启蒙之迫切而设立，又会因为突发的政治风潮和社会舆论的批评而面临生存危机。北京淑慎女学校总理葆淑舫郡主认为，中国女学“贵重也真贵重，危险也真危险”，希望“总别使有人弹他一指头，也别让意外的风潮过来侵犯” ；箴宜女学堂总理继识一则感慨“人言之可畏，不可不防” ，正是主事者的典型心态。而毓坤会和贵胄女学堂因为地处宫中，对于政治力量的攻击或压制，基本上没有缓冲的空间，因而首当其冲地成为政治风波、人事变动的牺牲品。 N4Ww+iJp66uGnM8smZkTFQZ2mhHLR372kVbKemqq1LGjNwGN8OifVnLVYB2Gxlg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