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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的北京，仅有教会女校贝满女学堂、长老会女校、慕贞女书院
，并无自办女学堂。当年曾有满族官员禀请庆亲王奕劻设立八旗女学堂，“庆邸然之。后以见阻于八旗各都统，遂罢是议”
。这是我所见到的关于国人在北京自办女学的最早报道。今天看来，北京风气远不如南方开化，京中官员反需借上海出版的《女报》来改变其对“开女智、兴女学”的成见。
也是在同一年，《大公报》刊登热心读者的白话来稿，建议自上而下推广女学：太后先在宫中创设女学堂，再明降谕旨，令京中王公大臣、各省文武官员，每家设立女学。不出五年，风气必然大开，女学堂遍及全国。在此文中，最让我留意的是对宫廷女学堂的设想：
皇太后先在宫里，立一座女学堂，考选几位中国女教习。也不必炫异矜奇，只要通文识字、举止安详的，就算合格。皇太后、皇后，也不必言定入学，就求随时振作鼓励着点，那风气自然就开的快了。宫里的宫娥秀女，共有若干名，开一个清册，分为几班，除去当差侍奉的时候，得工夫就按班入学。
就晚清女子教育的实践来看，地方开明士绅是最主要的推动力量，因而此文对兴女学路径的想象显得不合实际。不过，作者将推广女学的起点定位于慈禧太后，也并非全无因由。就现在能看到的材料而言，慈禧对女报、女学等时新潮流，是以一个开明者的形象出现的。如《大公报》称由于京官转呈，慈禧在宫中能够读到在上海出版的陈撷芬主编的《女报》（1903年更名为《女学报》）。
再加上其自身的性别因素，很容易被设想成为新式女子教育的赞助者、推动者。而《女学报》透露出来的消息，确实可以坐实这种猜想：
太后为轸念中国女学之不振，乃将平日所览之《女报》，谕令大公主等各阅一分，并有设立女学堂意，命大公主主其事。俟新建之大学堂工竣，即以现在马神庙公主府之大学堂作为女学堂。八旗中有志入学者，准来堂肄习。此事原因，实由去年日本内田公使夫人力陈东洋女学之兴，故有感慈意云。
报道中的公使夫人即日本驻华大使内田康哉妻子内田政子，与慈禧关系亲密。1902年8月17日日本《报知新闻》曾称：“今日在北京政界而生擒西太后者谁乎？内田夫人也。”
大约1902年慈禧在接见内田政子时，对方谈及日本女学之盛，引起了慈禧对于国内女学蔽锢的感触，因而有意在京城兴建女学堂，收录八旗女子入学，追步日本女学。而在同年，慈禧亦同意了湖北巡抚端方的开女学堂之请，“有饬令鄂省试办之说”
。这当是次年开办的湖北幼稚园附设女学堂的最早缘起。
至1903年，京城里已经有了朝廷即将兴办女学堂的传闻。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总教习服部宇之吉的夫人服部繁子曾经回忆，当年内务府大臣诚璋出面请服部宇之吉起草兴女学计划。此举很可能是出于慈禧的旨意。因为涉及从日本聘请女教师的问题，这一计划并未马上实施。
而在近代女子教育史上，于京师大学堂校址上创建女学堂的设想并无下文，此处很可能是慈禧心血来潮的冲动。不过，步武日本女学的意趣和视恭亲王奕訢长女荣寿公主（即报道中的“大公主”）为女学主事人的安排，已然为后来的“贵胄女学堂”之提议埋下了伏笔。
所谓“贵胄女学堂”，指由皇公贵族开办，对女性亲属、族裔或秀女、婢女实施教育的学校。宫廷或皇室内的女子教育古已有之，如班昭就曾入宫担任过后妃的教师，又如宋若昭被唐穆宗封为“尚宫”，“后妃与诸王、主率以师礼见”
。但皇室创办较大规模的学校推行女子教育，在晚清之前未见记载。进入20世纪后，在“兴女学”潮流的影响下，先后出现了蒙古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创办的毓正女学堂
与肃亲王善耆创办的和育女学堂。毓正女学堂于1903年12月开办，1909年停办。由于地处僻远，其影响基本仅限于蒙古地区。而据服部宇之吉主编的《北京志》，和育女学堂于1905年开办。
奇怪的是，京城内外的报刊似乎都忽视了该校的存在，就我所见，对此竟无任何记载。彼时被多家报刊跟踪报道的皇族女学，唯有1905年起倡建的“贵胄女学堂”。而此前倡议的“毓坤会”，则可看作“贵胄女学堂”兴起的先声。
1904年10月11日，《大公报》刊登了宫廷将设毓坤总学会的消息：
皇太后命裕朗西之女公子在三海中择一处开设毓坤文会，并准在外设立分会一节，已见他报。兹据内侍传说，该文会设在中海，名为“毓坤总学会”，每日讲习浅近文法及各国语言文字。凡王公大臣之福晋、夫人及五品以上之命妇、女子均准入总学会听讲。其分会则官绅商民之妇女，凡身家清白，不论已学未学，均可入会听讲云云。果尔，则女学之兴盛当不远也。
1904年初颁行的“癸卯学制”中，唯《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稍带提及女子教育，但态度十分保守，认为“中国此时情形，若设女学，其间流弊甚多，断不相宜”，其意“在于以蒙养院辅助家庭教育，以家庭教育包括女学”。
《大公报》消息中的“毓坤文会”虽然是学会名义，有人也认为其“仅仅研究语言文字，以备赐宴各国公使夫人之时为之通译，似于立会之宗旨，犹未窥见其大者也”
，但实质显然是皇族女学，放在其时其地，已算难能可贵。消息详细记载了学会创办人、开设地点、授课内容、学员资格，这都暗示出毓坤文会开办在即。在“总会”之外设立“分会”、允许民籍妇女入学的设想，显示出主办者的宏大气魄。如能以慈禧为首自上而下地推广女学，北京女界的沉寂现状又何愁不能打破？《大公报》难掩兴奋之情，也就可以理解了。
稍后，上海的《时报》对“毓坤会”的消息进行了后续报道，云：
探闻近日皇太后因从裕朗西京卿之女公子奏请，拟在南海之内创设女学，赐名毓坤会。凡王公贝勒之福晋、格格，及京员三品以上之命妇、女子均着报名入会，学习东西文。已奉懿旨，特派裕女公子经理其事云。
毓坤会主办者和授课内容均没变动，唯有开办地点已具体选定了“三海”（南海、北海、中海）中的南海，汉族女性的入学门槛也由“五品命妇”提升至“三品命妇”。课程中开设“各国语言文字”，大异于传统宫廷女学，颇具有现代意味，其实是与主办者的个人趣味有关。1903年的《大公报》称，“裕朗西之女公子，颇得皇太后欢心，不时入内，二人皆衣洋装”
。二人即是容菱（1882—1973）和德菱（1886—1944）
，通英、法语，曾在清宫中担任翻译，颇为慈禧宠爱。
而且，在议设毓坤会后不久，容菱、德菱及其母亲又拟设八旗女学，“专收旗民幼女，以期培植女才”
。以德菱姊妹主持毓坤会，可谓无二之选。
就在北京女界和报界翘首期盼中，毓坤会却迟迟未见下文。直到次年初，据《警钟日报》透露出来的消息，毓坤会之所以停滞不前，乃是因为慈禧对女学的看法出现了变化：
湖南革命狱始兴，学界骤为之暗；上海谋刺案继起，政界大为之惊。京师则尤甚，有无关系者均视作密切问题。俄使更番警告，联派党咸有戒心。连日枢府与管学大臣互谒密商，颇耸观德[听]。各学堂学生骄态锐减，有失其常度者。星期出游，亦甚寥寥。西后因学堂迭现怪象，意滋不悦。前拟设毓坤会兴女学，亦中止矣。
消息中所涉先后事件，指1903年春开始兴起的“拒俄运动”、1904年秋冬在长沙流产的华兴会起义以及当年11月上海发生的万福华刺王之春案。前两事，留日学生和国内新式学堂出身的学生都充当了中坚力量，因而清政府对在校学生的日常活动极为警惕，极易产生过度反应。再加上近臣对当前男女学堂的大小“流弊”的渲染，动摇了慈禧对于女学的热忱，毓坤会之事也就意兴阑珊了。
1905年5月《大公报》又有“毓坤会”的消息，但记者语气已经十分犹疑，在按语中言，“上年即闻有此等传说，究竟不知确否”
。事实上，德菱在两月前赴上海照看病重的父亲，离开了清宫。
从此在《大公报》上，再无毓坤会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