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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调查的各个县（市）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大致相似。一般均由法院院长、副院长和主要业务庭的庭长组成，一般9人或11人。
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范围都有原则限定。如果是独任审判的案件，法官本人对案件定性或法律适用拿不准，先向庭长汇报；如果庭长与承办法官的倾向性意见一致，则可以定案；如果不一致，庭长将向主管副院长汇报，副院长也拿不准的，经副院长向院长报告，进入审判委员会讨论。
如果是合议庭审理的案件，合议庭的意见与庭长意见不一致，由庭长向主管副院长汇报，副院长提出意见，要求合议庭重新审查；重新审查后，意见仍不统一，副院长向院长报告，进入审判委员会讨论。
究竟哪些案件、因什么原因进入审判委员会讨论呢？民事案件如今进入审判委员会讨论的已经很少。
据我们了解，在一个每年审理民事、经济案件总数达4000多起的某县法院，每年进入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也就大约20起；但据称1995年以后，由于落实“错案追究制”，加上新任主管副院长是从外单位调入的，专业能力稍弱，因此，进入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有所上升，1996年有30多起进入审判委员会讨论。而另一基层法院也称，近年来每年很少有民事案件，最多3~5起，进入审判委员会讨论。
要讨论的民事、经济案件，基本是定性上拿不准；以及地方有关机关或领导干预的（特别是涉及地方、部门利益）。从谈及的一些具体案件来看，有些实际上不存在事实上的或法律上的疑难问题，只是如果依法判决，判决无法执行或执行起来会带来严重后果。
这样的案件进入审判委员会讨论主要因为需要法院决定是否以“单位”身份出面协调执行并落实判决。
刑事案件，每年大约有10%~15%，约20起案件，进入审判委员会讨论。
据称，凡是判拘役、缓刑、免予处分的案件一律要经过审判委员会。除此之外，审判委员会讨论的都是疑难案件。所谓疑难案件，又可分成三类，首先是社会影响大，社会反响强烈的案件；其次是人大、政府或其他机关有某种干预的案件；最后是有法律疑惑，定性拿不准的案件。事实上，这三类案件有可能是交错的，甚至完全合一，例如我后面讨论的警察依法开枪伤人案。
据称，绝大多数行政案件都会进入审判委员会。
根本原因是，行政案件总是涉及当地政府或政府下属机构。但总的说来，在基层法院，这类案件数量相当少。
审判委员会的具体工作程序是，据介绍，首先由承办法官介绍案件情况，特别是介绍分歧点，并提出各方的理由；当案件本身没有问题时，则提出法庭面临的难题。理论上讲，审判委员会委员都必须查看案卷；但据称，事实上不可能都看，因为案件较多，各个委员不可能都仔细看，而且也很难评判；也没有必要都看，因为许多案件并非事实或法律不清，而是定性有分歧或有种种原因难以处理。
讨论案件时，第一把手（院长）一般不先发言，其他委员先谈，特别是对这类案件经验比较丰富的委员，例如参加审判委员会的现任或前任庭长、主管这类案件的副院长或以前管过这类案件的副院长。院长总是最后表态，据说是为了保持其“一贯正确”的形象。
审判委员会委员从法律规定上看是平等的。但不排除少数情况下“第一把手”或个别审判委员会委员会试图影响其他人，并对其他委员确实有影响。即使如此，却不是哪一个人说了就能算的，会有不同的意见和争论。据称，由于争论是为了工作，不是针对个人，因此这种分歧本身不会引起个人之间的矛盾；个人之间已经有矛盾或隔阂时除外。接受访谈的法官认为，这种讨论还是出于公心的。（我们调查组的一个成员曾利用法院的熟人关系在陕西省某县“旁听”过法院审判委员会的一次会议，据他报告，讨论时，委员们确实是从工作出发，坦诚争论；尽管这个例子并不有普遍意义，说服力不大。）
讨论后，大多数情况下，审判委员会会尊重承办案件的法官提出的处理意见，或在多种分析意见中作出选择，并且常常意见一致。少数情况下，审判委员会也有较大分歧；这时，则不表决，该补充材料的则要求补充材料，该请示上级法院要求明确法律的也会请示上级法院的有关审判庭，留待下次会议再作决定；有极少数案件甚至会多次上会讨论。但有时多次讨论还是无法意见一致，最后只能以投票表决作出决定。
审判委员会决策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每人一票，院长也不例外，服从多数，否定少数；但表决情况及各自意见都会记录在档。对外，审判委员会决定的案件会由审判委员会和合议庭共同承担责任；但在内部，实际是由持多数意见的委员对该决定负责。特别是由于近年实行了错案追究制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经济利益（年终奖），这种状况甚至更为严格了。如果某案被上级法院发回重审（这在目前许多法院都被视为“错案”），那么多数派意见的委员将对这个“错案”负责。具体的负责方式在各地法院并不相同。在某县法院，据称，每个办了“错案”的委员都会被扣50块钱奖金，并算办了一个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