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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权力的分析没有完结。正如所有的知识都具有两面性一样，正如权力有流变之可能一样，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村干部拥有的知识也有一种危险，即弱化国家权力在乡土社会的运作。
首先，前面已经提到，村干部是有面子的人，庭长无论真假、是否愿意，都必须予以照顾。否则，此后再有这类事件发生，村干部只要略施小计，甚至仅仅是消极、不配合，法院的权力就难以有效进入这个村庄。因此，在这个案件中，村干部可以自作主张减免400元原则上属于国家所有的钱，尽管这些钱有部分（交通费）可收可不收（在这里更可能是法官用来“砍价”以获得当事人服从的筹码）。
其次，现代法律及其有效运作的前提是陌生人社会或个体主义社会。但在此案中，村干部是这一乡土熟人社会的成员，某种程度上还与乡镇干部构成另一类“熟人社会”。因此，一旦村干部在场，游戏规则势必改变，法学家主张的法律严肃性势必减少，因为熟人间一般无需法律，或只需要很少的法律。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个“开庭”的性质让外来观察者很难界定是“审判”还是“调解”；也可以理解，“调解”为什么在中国农村至今仍是一种比判决更为普遍、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尽管近年来一直强调司法的专业化。
究其原因，也许不完全是法官的司法素质不够，而是这种社会结构、国家司法权在乡村运作时依据的这一知识/权力结构，决定了司法专业化的理想愿望难以落实。
最后，尽管在一定意义上，村干部是国家权力的末梢，但村干部真正的根还是乡村，他/她们不拿工资，没什么晋升的指望，有的早已死了这个心；他们反倒与本乡本土有割不断、理还乱的千丝万缕联系。村干部更多属于乡土社会，不属于国家权力系统。因此，在特定情况下，村干部也完全可以经常运用其知识/权力来对付国家。在此案中，村干部完全可以如观察者之一怀疑的那样，通知借贷的乡民躲过今天，令法庭无功而返。放开一点，我们还可以看到，“文革”时期中国农村曾普遍发生过瞒产多分粮食的现象。特别是在一些山区，上级政府从来也没有真正了解村里的实际土地面积，“学大寨”开荒拓耕的土地往往被村干部隐瞒下来了；由于这往往有利于全村，得到全村人的拥护，这就成为一个仅仅属于本村的地方性知识。由于村干部也了解国家权力的运作规则，能有效应对国家，保护自己。糟糕时，则可能出现严重的违法乱纪现象。至少部分由于这最后一点，我们又可以理解，强调基层干部下乡了解情况的另一种意义。这一点已经超出了收贷案本身的展示，但这一分析是可以成立的。
当分析到这一点，回头看这一收贷案，我们发现，在这个后来被法官制作为“法庭调解”的案件中，如果从社会学意义上的调解结构看
，法庭和营业所更像是一个共同“原告”
，借贷的乡民是被告，而村长更像是调解者。整个“开庭”中，庭长和营业所夸大借贷者所欠本息以及诉讼和交通费用，然后卖人情给村干部；借贷者以各种方式（包括招待）作出抵抗；以及村干部“替借贷人着想”作出安排；这一切更像是由村干部主持的争议双方的讨价还价过程。国家的权力居然落到了这种地步，这更说明了本文的一个前提性判断：中国国家权力在乡土社会，至少在偏远的乡土社会，是相当羸弱的。在国家权力的这一边缘地带，就功能而言，村干部扮演的几乎就是费孝通先生50多年前在《皇权与绅权》
中描述的乡村绅士的角色，尽管不能简单等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