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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出版社要出此书的第4版，我不得不细看一下书稿。真是汗颜，悔“少作”——其实当时已是中年——的感觉糟透了！许多分析论证今天看来过于粗略还不是什么大问题，感觉糟糕的是文字。因为不喜欢当时流行的法学文字，要么是社论版，要么就是文白混杂民国范儿，想更口语一些，贴近当代。但本来就欠缺中文学术写作的训练，留美7年除了家书就没写过中文，混杂了英文句法，文字表达芜杂絮叨，连词接起来的被动长句，拗口别扭，没几句干脆利落痛快的。26年了，真对不起各位读者！
也想悄悄过去，放弃改版，也别重印了。但编辑要我再想想。想来想去，“知耻近乎勇”“力行近乎仁”，最好的道歉或弥补，莫过于改版。
我删了三篇时过境迁已没啥意思的文字。一篇书评，泛泛介绍了却伯的美国宪法专论（treatise）《美国宪法》；两篇有关法学教育的文字，一篇调研了1990年代中期中国法学教育，另一篇是个人对美国法学教育的浮光掠影。
第一编中本来有两篇涉及法律规避，关注的问题不同。这次删去了当初对中国法学还算必要的学术传统简介，合而为一。考虑到另外几篇论文之间的相关互补，我调整了这一编中几篇论文的顺序。
适度修改全书文字，想贴近口语，但避免口水。也略有增删，使论说更融贯严谨些。没有实质性修改，不是固执己见，只表明当年的思考和分析仍然成立。也不是一点长进都没有，就一篇，有关韦伯的形式理性法律与市场经济（韦伯称之为“现代资本主义”）。就历史中国的法律传统而言，如今我认为，我为韦伯当年可能接触的有限的中国资料误导了，他不仅对中国法的理解、概括和分类不能成立，而且他基于形式和理性这两个概念搭建的“理想型”法律分类也锁死了他的分析，好看不好用，不实用，还容易误人子弟。保留这篇，除其他考量外，也考虑到这是韦伯在当时中国法学中留下的印记之一，鉴于韦伯在今天中国理论法学中已彻底消失，衬托出中国法学研究的经验转型和实证转型，这其实也与本书最后讨论的“后现代法学”有关。我核实补正了旧版中不完善的注释，增加了当年没觉得需要、现在看来最好补上的一些反映了时代特点的脚注。也多亏了网络时代资料查询的便利。
除备课、上课或其他临时安排外，花费了近3个月时间，有意义吗？回头来看，这本书涉及我后来研究写作的几乎所有问题和相关学科交叉，甚至包括翻译、学术批评和法学教育；该能反省自我，检点昨天——愿意改，这就是好同志。但主要还是因为，与研究的结论无关，这些1/4多世纪前分析过的中国法律、司法实践的问题，以及隐含其中的法学问题是真实的，还在或还会以其他方式伴随我们，这就使这些陈旧文字仍有些许现实意义。
2022年4月10日于北大法学院陈明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