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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掌握原子弹后，杜鲁门政府在面临新的冷战形势而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时候已经考虑到核武器的因素。除了战略学者的积极反应与思考，杜鲁门政府根据现实情况也把原子弹因素引入了冷战初期的国家安全战略设计之内。不过从现实政策安排的角度看，在核时代初期，原子弹的实际地位还没有战略学者们设想的那么高。首先要关注的是杜鲁门本人的态度，作为第一个也是唯一曾实际下令使用原子弹的美国最高决策者，他的态度对美国核武器和核战略的发展的影响是关键的。最初原子弹的发展是从军事考虑出发的，二战已近尾声但尚未结束的时候，杜鲁门“认为原子弹是一种战争武器，从来没有人怀疑可以应用它”
。很快杜鲁门也的确把原子弹当作战争的武器来运用了，将两颗原子弹投到了敌国日本的本土。
在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后，这种战争武器释放出来的恐怖效果使得杜鲁门的认识发生了改变。杜鲁门将其视为恐怖武器，而不是传统武器库的一部分。1947年8月，他公开对美国公众承诺，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再次下令使用原子弹。
1948年7月，他又对其顾问指出，“这不是一件军事武器，它能毁灭女人、孩子和手无寸铁的平民，不适合用于军事用途。我们要将其与步枪、火炮等类型武器区别对待”
。不过，杜鲁门对原子弹的政治价值还是很有兴趣的，他认为拥有核武器起码对任何企图对美国发动战争的战略对手产生“威慑作用”。因此，他在1946年的联邦预算中编入20亿美元的支出计划，用于对核武器的进一步研发与制造，以便巩固美国的核垄断、核优势地位。
可见战后初期，杜鲁门希望把原子弹作为政治武器而不是军事武器来运用，同时致力于对原子能的国际控制。不过军方对原子弹的热情要远高于文职领导人，参谋长联席会议（简称参联会）很早就把原子弹列入自己的战争计划中。1948年5月，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杜鲁门汇报核战争计划时，杜鲁门却下令准备一份完全依靠常规武器的替代应急计划。不过，后来事态的发展逐渐改变着美国政治决策者对使用原子弹的看法。1948年，巴鲁克计划失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开始执政，第一次柏林危机爆发，都促使杜鲁门政府重新评估其军事计划。柏林危机初期，美国国防部长福莱斯特（Forrestal）访问西柏林归来后对杜鲁门汇报：“我们面对苏联压倒性的人力优势，用以威慑的主要手段只有威胁使用原子弹报复。”
1948年7月中旬，美国向英国派出了60架可以携带原子弹的B-29轰炸机。不过，这只是一出空城计，这些飞机不仅都没有携带原子弹，而且都没有被改装成可以携带原子弹。因为截至1948年7月，美国战略空军只掌握了50枚原子弹，只有大约30架改装好的B-29轰炸机可以运载它们。
以上形势使杜鲁门政府认识到在战略和军事上重视核武器的必要性。1948年9月，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名为《美国对原子武器的政策》的NSC 30号文件，开始逐步明确美国的核武器政策，文件提出，“国家军事力量必须准备好迅速有效地使用包括原子弹在内的所有适当手段来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并指定相应计划”，不过只有总统才有权力下达使用原子武器的命令。
虽然杜鲁门允许在军事计划中使用原子弹，但没有让军方实际掌握原子武器。不过，军方热情依然很高。1948年12月，柏林空运还在进行中，参谋长联席会议就批准了战略空军司令部提出的应急计划，一旦敌对冲突发生，首先要动用战略攻击力量，优先打击的目标是苏联的城市工业中心，随后在30天内攻击大约70个苏联城市。一旦最初的空中打击没能结束战争，战略空军司令部计划将延长对苏联和东欧石油设施的核打击与常规打击。
计划虽然如此，但当时美国实际的核打击能力却不能胜任这样的任务。当时参谋长联席会议估算，完成以上任务至少需要133枚原子弹，而当年美国的原子弹只有50枚。同时，当时苏联还没有对美国构成核威胁，所以即使制订了首先对苏联城市工业进行大规模打击的计划，美国军事与文职领导人也没有完全指望依靠有限的核武库来阻止或击败苏联。
1949年8月苏联成功试爆原子弹，这才真正引起美国政府和军界的震动。这一事件破坏了美国之前所有的核战略假设，苏联原子弹已经威胁到了美国利益。这时候，美国面临严峻的选择：是从依赖原子武器转向更多强调常规战争能力，还是制造更多这样的装置，可能的话制造新一代的“超级”原子弹或氢弹，来努力维持对苏联的无限核优势？拥护第二种选择的人占了大多数，参谋长联席会议、原子能委员会、国务院都主张增加原子弹的生产，“这既是一种威慑，也是进行未来战争的一种手段”
。出于对苏联核试验的担心，杜鲁门接受了以上主张。一方面，他要求军政机构组成一个独立的联合小组研究长期战略计划，以尽快确定美国在核对抗条件下的国家战略。
另一方面，他做出重要决定，美国要大力扩展核武库并开始研制氢弹。他指示，氢弹的研究是“最紧急的任务”，要求原子能委员会立即做出大量生产的计划。
在杜鲁门看来，苏联掌握原子弹之后，“美国就必须制造这个武器。如果美国在任何武器领域落后的话，哪怕只是表面上落后，后果都是灾难性的。美国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如何打败对手，而是如何让对手一开始就不敢发动战争”
。总之，杜鲁门政府要确保美国在核武器质量上保持领先于苏联，其中军方在促成这一决定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然而，时任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的乔治·凯南却支持第一种选择，即依赖常规武器。在1946年阅读布罗迪编著的《绝对武器：原子武力与世界秩序》一书时，凯南就评论道，“核武器威力巨大，……完全摧毁敌人的武装力量已经不再是我们的目标”。因为在最好的情况下（苏联没有核武器，且缺乏对我们使用核武器的相关设施），那意味着我们要发动一场反苏战争并最终占领苏联领土，而在最糟糕的情况下，那意味着我们双方要同归于尽，所以美国可以冒险放弃把解除或者摧毁苏联武装力量作为战略目标的想法。他当时就发现核武器已经使美国“现在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既不得不预防自身可能遭受的致命打击，又不希望自己的对手遭受致命打击”
。因此，凯南进一步认为苏联拥有原子弹之后，哪怕是针对苏联以常规武器发动的进攻，美国也不可能用原子弹来实施报复，相反美国可以通过发展在有限基础上的战斗能力来最有效地防止战争。不久后接替凯南职务的尼采在核武器问题上赞同凯南的观点。他在1949年10月断言，苏联的原子弹可能使常规武器变得更为重要，也使得西欧国家和我们自己对它的拥有变得更为重要。尼采认为，苏联通过代理人发动有限冲突的可能性更大，要应对这一可能性，他倡导加强美国和西欧的常规力量，其力度甚至远远超出凯南的想象。
恰恰是尼采领衔组织跨机构联合小组来起草和研究核对抗条件下的国家安全战略。尼采的以上思想深深影响了后来形成的NSC68 号文件。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尼采于1950年4月14日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了NSC68号文件。
该文件实际上从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确立了全面遏制苏联的长期国家战略。
9月30日，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把NSC68号文件的结论作为今后四五年内要执行的政策声明，并责令相关部门尽快予以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