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刘磊博士关于冷战时期美国核战略的著作即将付梓，我为之高兴。这是他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和在南京大学历史系做博士后研究时的选题，在多年搜集整理得较为完善的有关美国核战略的档案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这部关于冷战时期美国的核武器政策与国家安全战略的专题研究著作。美国核战略史是具有挑战性的研究：一方面，学界有关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较为丰富，想要在这个研究领域有所创新，并非易事；另一方面，这一研究涉及大量档案文献。刘磊的研究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富有创新性的突破。在我看来，这部新著的突出特点有以下几个：

第一，这部著作把冷战时期美国核战略的演变同遏制战略的发展结合起来。遏制战略是冷战时期的美国大战略，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集中体现。冷战的一个重大而核心的特征，就是美苏之间的不断升级的核军备竞赛以及由此产生的国际紧张局势。鉴于核武器的毁灭力，保障核威胁下的国家安全是美国最为重视的政策规划。刘磊的研究是把美国核战略作为遏制战略中防备苏联威胁的核心手段和一切其他手段的后盾来进行认识和分析的。无论是核军备竞赛还是核军控与裁军谈判，无论是全面使用还是有限使用核武器的战略设计，都是遏制战略在核武器与核政策领域的体现。遏制战略离不开核战略的制定与运用。对这些重要问题的论述和分析，都是此项研究的核心议题和主体内容。

第二，美国核战略史不仅是一部政策史，更是一部战略思想史。这部著作体现了美国战略思想史研究的价值。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不少地缘战略领域的思想家，如麦金德、马汉、斯派克曼等。他们关于陆权、海权和边缘地带的思想，对基于地缘政治的美国大战略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而核武器以及运载手段的出现，为思考和制定国家大战略注入了新的因素。美国一些杰出的战略学者立即就注意到这一现象和趋势。正如布罗迪所指出的，核武器以及远程投送工具的出现很可能改变美国大陆受到两大洋保护的观念。随着核武器系统的不断发展和美苏核军备竞赛的升级，美国涌现出一大批战略学者或民间战略家，他们从理论和现实两方面来思考核时代的国家安全、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这些思考和研究作为战略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美国核战略的制定发挥重要的影响。刘磊博士的研究关注这一现象，并注意选定在不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在充分论述这些学者的思想基础上，阐释核领域的战略思想与国家政策之间的互动。

第三，核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是一个系统工程。在美苏两国相互威慑的态势下，核战略攸关国家生死存亡，其制定与实施涉及的核心决策部门数量最多。从美国决策机制看，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都参与相关的决策；在具体过程中，总统的个性与偏好、总统与各级幕僚的关系，甚至实际运用核武器的军方内部不同军兵种的不同考虑，都会影响有关政策的最终形成。同时，社会舆论、同盟关系也对核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制约作用。例如，艾森豪威尔对“大平衡”的偏好，导致其对“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坚持；在约翰逊总统任内，参谋长联席会议与国防部长之间妥协的结果，就是有限部署反导系统；万斯与布热津斯基在对苏政策上的分歧导致卡特政府PD59文件与“抵消战略”出台的拖延；里根对导弹防御的信念推动了“战略防御计划”的形成；美国和欧洲盟国在20世纪80年代就部署“潘兴Ⅱ”导弹的协调；等等。这些案例显示出核战略制定与实施的敏感性和复杂性，刘磊博士在书中对这些过程和影响都进行了充分的论述。

第四，核武器无疑对冷战国际体系和大国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刘磊博士阐释了这些关联。核武器不仅导致了核军备竞赛，而且同时影响着两大集团的同盟关系。冷战时期美国在欧洲部署核力量，不仅是出于遏制苏联的战略考虑，同时也是维持自身在联盟体系中信誉的关键举措。这一举措引发了苏联的反制措施，反过来又加大了西欧国家对美国核保护伞的依赖。冷战时期的核军控与裁军谈判，既体现了美苏两国对核战争风险的恐惧，同时也显示核武器对大国关系和国际体系的影响。当里根政府试图以“战略防御计划”打破美苏之间的核均势时，经济基础相对脆弱的苏联不得不参与超出其承受能力的军备竞赛。因此，核武器在维持大国关系处于冷战状态的同时，又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加速了冷战的终结。

第五，在美国国家安全政策与国防战略的研究中，国家安全档案作为核心文件得到重视和利用，这无须多言。刘磊在搜集、整理和利用相关档案文献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此书不仅利用了《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RUS）有关国家安全政策、美苏关系、军控及裁军等文件，而且使用了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威尔逊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电子档案、DNSA、DDRS等数据库，以及总统图书馆的有关档案。其中关键的核心文件，如杜鲁门政府的NSC68，艾森豪威尔政府的NSC162、NSC162/2、NSC5707/8，尼克松政府的NSDM242，卡特政府的PD59，里根政府的NSDD85、NSDD119等，都得到重点关注与解读。除政府文件外，此书还利用兰德公司等相关智库的研究报告以及诸多战略学者的研究论文、著作等，实现了政府档案与民间文献的综合利用和互证研究。

第六，这部著作还揭示了美国政治与社会体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现象与特征，即在影响美国政府决策的多种利益集团中，除了艾森豪威尔总统所警告的军事-工业复合体之外，还应注意到政治-学术复合体这一群体的影响。很多知识精英在学者与决策者之间自由互换，有关学者在美国核战略与国家安全战略的形成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如基辛格、施莱辛格、布热津斯基、尼采、希契、奥多姆等。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可以把自己的学术资源与后来参与的决策机制以多种形式联系起来，进而影响政策制定和实践自己的战略思想。本书所论证的遏制战略的成型、大规模报复战略向有限战争战略的过渡、有限核选择战略的演变以及抵消战略的出台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这种政治-学术复合体运作的效果。

总之，刘磊博士这项以冷战时期美国核武器政策与国家安全战略为主题的研究，展现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决策机制系统化的运作过程，从政策史与思想史的视角，把核威慑思想与大战略联系起来，分析了美国核战略及其思想的形成、演变和影响。鉴往知今，在国际风云变幻不定的当下，刘磊博士的新著有助于认识和理解影响和制约美国核战略的诸多因素，认识和理解美国核战略的本质，并启发读者由此思考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核战略，这无疑体现了历史研究的意义。特以此为序。

戴超武
2020年7月
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