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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森豪威尔于1953年初上台时，朝鲜战争接近尾声。这是二战结束、冷战发生以来，美国直接参与的第一场局部热战，也是一场有限参与的局部战争。这场战争的规模、烈度、成本特别是军人的伤亡和财政的投入给美国新政府带来诸多影响，甚至是教训。艾森豪威尔政府希望就美国的冷战战略做出一些改变，不愿意再去耗时耗力地被动应对一场又一场由对手选择时间、地点乃至战争方式的局部战争。艾森豪威尔并不认为苏联的威胁会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减弱，但避免世界大战是可能的，这也是美国政府的首要目标。美国的战略目的就是将国家安全的开支维持在一个恰当的水平，以保证经济的活力。
相对于杜鲁门政府，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自己拥有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那就是核武器。因为就核武器的运用来说，杜鲁门政府时期可供使用的核武器的数量始终如此之少，以至于它们几乎完全不能被用于边缘性冲突：他们也没有制定一种清晰的战略，以便从它对核武器的拥有中获取政治好处。而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核武器的数量和种类都有了急剧的增加，战术和战略两个层次上都如此”
。
在这样的背景下，艾森豪威尔政府在继承杜鲁门政府开创的遏制战略的基础上，把核武器置于遏制战略实践中的突出地位，在将其作为主要手段的条件下形成了“新面貌”战略，而“大规模报复”战略则成为“新面貌”战略主要依托的军事战略。“新面貌”战略的核心理念在于重新获得冷战主动权的同时降低经济成本，这一点在杜勒斯提出“大规模报复”概念的演说中得到明确体现。艾森豪威尔政府明显希望避免像杜鲁门政府应对朝鲜战争那样由敌人来选择发起挑衅的时间、地方和方式，而自己被动应对。“大规模报复”战略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明确而系统的国家核战略，其核心在于核威慑。核威慑的实质是，通过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恫吓来防止敌人发动侵略战争而不是主动用核武器去挑起并打赢战争。当然，如果敌人把核战争强加于自己，那美国必须以其优势的核力量打赢这样的战争。
作为驰骋疆场多年的军人，艾森豪威尔很清楚核战争的毁灭性后果。他恰恰是寄希望于对手同样意识到这种危险的后果从而在美国的核威慑面前保持克制，放弃扩张的企图。艾森豪威尔早在1953 年10 月就强调“威慑战争要比打赢战争更重要。因此，报复性打击力量是能够威慑战争的最重要因素”
。直到其任期结束，艾森豪威尔也没有接受朝野各界热议的有限战争思想，因为他相信由于没有人能保证情绪、冲突和恐惧不会使有限战争升级，所以有必要使有限战争难以发动，这就意味着不要准备去打有限战争。这就是为什么他只坚持准备全面战争，其真正目的是要保证什么战争也不会发生。
需要指出的是，核威慑并不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新面貌”大战略的全部。在“新面貌”战略中，经济手段、同盟体系、心理战、隐蔽行动等因素同样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来实践遏制战略的多样手段。核威慑战略的主要目的是以相对较少的预算获得尽可能多的军事能力，从而得以削减其他常规军事预算、节约资源、维持良好的国民经济，因此核威慑战略成为服务并实践艾森豪威尔政府“大平衡”思想的核心战略和主要依托。它自然受到各界的特别重视和关注，也引发了朝野各界的相关争议。本来以“大规模报复”威慑为主要依托的“新面貌”战略企图以简单的核威慑来夺回西方的主动权，以较低的成本来阻止苏联在全球的扩张。然而，“当威慑与遏制性外交联手，用来阻止苏联在任何方面有所推进时，美国需要以威慑应对的行动既包括大规模战争，也包括小规模挑衅，而且它们不一定直接针对美国本土，也包括那些指向美国盟友的，哪怕是敌人的敌人”
。
1954年的台海危机、越南抗法战争、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和匈牙利危机、1958年中东的黎巴嫩危机甚至1959年的古巴革命等地区冲突和革命不断发生的事实表明，“大规模报复”的核威慑虽然避免了美苏全面战争的发生，但并没有阻止与东方阵营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局部危机或冲突的发生，而且东方阵营的势力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扩张。这使得艾森豪威尔政府主要依靠“大规模报复”的核威慑战略来一劳永逸地应对苏联集团的扩张的目标并没有实现，该战略从理论到实践都受到了国内外的挑战。美国一些官员、军人、学者在批评僵化的“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同时思考和讨论了该战略的补充或替代战略。一种主流的观点倾向于以大规模报复的核威慑为后盾，积极发展有限的常规战争能力来灵活机动地应对苏联集团在全球各地多种形式的扩张行动。最终，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依托大规模核威慑战略而创建的核武器系统与朝野各界围绕该战略进行争论的成果共同为后来肯尼迪政府与约翰逊政府提出“相互确保摧毁”与“灵活反应”的双重战略奠定了理论与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