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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初期，苏联虽然拥有了原子弹，但其氢弹和远程（洲际）导弹仍在研发试验中，尚未形成战斗力，可以说此时的美国仍然占据着绝对核优势。而作为一种有限的常规战争，朝鲜战争给美国造成了耗时长久、伤亡重大、民众反感、国防开支有增无减、国内财政收支失衡等问题，促使艾森豪威尔政府制定主要依靠核武器的威慑力来遏制“共产主义侵略扩张”的“大规模报复”战略。虽然这种战略的出发点是希望增加集体安全的有效性、降低战争成本、使国家收入能够更多地投入国内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具有其合理性，但也有一些军政界人士出于其他角度的考虑，一直质疑、批评甚至反对这一战略。
NSC162/2号文件出台之时，陆军参谋长李奇微与海军部长安德森（Anderson）对此大为不满。他们认为，苏联核力量的增长将使美国核力量的威慑力受到威胁，将美国的安全利益寄托在狭隘的核报复战略上是危险的。
尽管如此，艾森豪威尔出于国内政策的考虑拒绝了不同意见。当时一些美国观察家认为，以“大规模报复”为核心的新战略的出发点并非基于对敌人实力与意图的考虑，而是基于国内经济发展与政治心理倾向的考虑，其理论基础在于“尽管这种计划可能使自己在战争中遭受较大规模的损害，但这可以换来以较少的成本来进行战争准备”
。
“大规模报复”战略公布后，美国对世界各地危机的应对并没有因此更加有效，导致这项战略在国际事务上的实践效果并不被观察家们所看好，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发生的几次地区危机（台海危机、越南反法战争、苏伊士运河危机、匈牙利事件、黎巴嫩危机等）让许多美国战略观察家对“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可信度产生了怀疑。如普林斯顿大学的考夫曼（Kaufman）就认为，朝鲜战争的教训如此深刻，使得美国没有选择直接干预1954年的印度支那危机。他评价指出，美国实施威慑政策有一定的可靠性记录，但这并没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也不令人信服，甚至既有的特定记录还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美国计划的有效性。
当时在哈佛大学任教的基辛格（Kissinger）借用20世纪50年代的几个事例指出，随着现代武器威力的增强，全面战争的威胁已失掉其可靠性，因而也失掉了其政治效应。美国的大规模报复能力未能避免在朝鲜和印度支那的失败，也未能阻止苏联与埃及之间的军火交易和苏伊士运河危机。他进而得出一个结论：在遭遇挑战时不敢使用的威慑力量就算不上是威慑力量。
其实，对艾森豪威尔政府决策具有重大影响的因素是苏联核力量的变化。苏联在1955年拥有了实战氢弹，在1957年成功试射洲际导弹，还先于美国成功发射了人造卫星。1957年2月5日，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Zhukov）在印度军事参谋学院发表演讲时指出，只要在各国的武库中有各种核武器，它们对地面、海上和空中力量的重要性就不容小觑。战后苏联武装力量建设的出发点是：要想在未来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只能依靠由所有武器和兵种组成的联合力量，以及在战争中对它们的协同使用。
可见，苏联军方已经开始计划把核武器列入实际作战的武器库中了。苏联到1958年开始发展导弹核潜艇，1960年初又建立战略火箭军这一独立兵种并开始部署战略核轰炸机，全面解决了核弹与导弹结合的问题。
苏联在核军备上迅速追赶的同时，相应核战略理论与作战思想的讨论也活跃起来。受到核武装发展的鼓舞，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Khrush-chev）于1960年1月14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四次大会上提出了“火箭核战略”——将以大量使用核火箭进行反击的方式来消灭敢于攻击苏联的敌对国家，而且这一战略得到了苏联军方的支持。
这其实就是苏联版本的“大规模报复”战略。赫鲁晓夫与苏联军方将领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一方面不认为核武器是实战武器，不支持打核战争，另一方面又将其视为可以在政治上加以利用的武器，可以作为心理武器，成为对敌人施以高压、恐吓甚至讹诈的工具。
可以说，到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形式上具备了对美国进行核打击的能力，对美国也构成了有效威慑，使美国感觉到丧失了单方面核威慑的战略优势。美国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受到了针锋相对的挑战，美国朝野本就持有不同看法的人士对此情势的忧虑也溢于言表。
受新战略影响最大的陆军（陆军兵员、装备、军费裁减最多）对“新面貌”战略的不满情绪最为严重。李奇微担心二战后美国陆军大规模复原和裁减的历史会重演。就是兵力不够，才使得美国陆军在朝鲜战争中遭受了耻辱的失败。现在朝鲜战争停战才不久，美国政府就不顾冷战在持续进行的现实再次大量削减军事力量。而他以陆军参谋长这一职业军人身份的意见并没有被文职政府的国家安全决策所采纳。
1955年，李奇微最终因对政府的军事战略不满、自己的意见得不到重视而辞职。之后，陆军部发展研究组组长加文（Gavin）将军也因对“大规模报复”战略不满而辞职，公开著书立说阐述自己的不同意见，反对这种可能走向毁灭的核政策。
接替李奇微担任陆军参谋长的泰勒（Taylor）同样对该战略持批评态度，并很推崇和欢迎一些对“大规模报复”战略持有异议的战略学者表达的不同观点。
1959年，泰勒退役后出版了《音调不定的号角》一书，提出并系统论述了灵活反应的思想。泰勒认为，无论在全面战争力量方面，还是在常规的反消耗战力量方面，美国都面临着一个在若干年内落后于苏联的时期。美国领导人既担心苏联的突然袭击或错误估计会引发全面核战争，又必须在美国处于劣势的情况下采取果断的行动。因此他认为，美国和自由世界的这种十分软弱无能的缺点，只有立即采取一些在金钱和时间上都比较经济的“快速修补”办法，才能加以抵消和纠正。他就此提出了“灵活反应的国家军事计划”，其中包括四条原则建议：（1）改进有限战争的计划工作与训练工作；（2）利用机动的中程弹道导弹；（3）改善战略空军的保护；（4）推行有限的防辐射掩蔽所计划。
艾森豪威尔政府限制常规力量特别是地面部队发展、缩减军事开支的政策也受到了国会的抵制。1959年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的有限战争能力计划被众议院拒绝（未满足国会要求），而政府提出的陆军装备采购预算却被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强制增加了20%。接下来的一年，众议院又通过了一个“空运现代化”（Airlift Modernization）预算法案，强制拨款30多亿美元用来加强美国常规作战队的机动性。同年，考虑到与苏联存在导弹差距（missile gap）的可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给政府提供了超出政府要求的预算额用来购买B-70轰炸机，以便加强战略空军力量。
显然，艾森豪威尔的军事政策在国会也不受欢迎，国会反而利用立法手段迫使政府加强美国的有限战争能力。
身为民主党参议员并有意角逐总统职位的肯尼迪一方面肯定“大规模报复”战略在应对全面战争方面的作用，呼吁发展更多更好的导弹和预警系统；另一方面又批评当前美国在常规武器和地面部队方面与苏联的差距。他在竞选演讲中指出，大规模报复能力是应对大规模攻击的唯一办法，但不是应对所有共产主义侵略威胁的唯一办法。在实践中，美国的核报复力量是不够的。它不能威慑那些不值得诉诸核战争的有限侵略。他批评政府削减地面部队——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做法，并呼吁和保证扭转这一趋势。他认为，美国政府可以增加人力，推动常规武器现代化，重组人员编制，提供必要的海上和空中运输支援。
这位总统参选人也参与到国家军事战略的争论中，而且执政之后在军事战略方面实践了自己在竞选期间的一些政策主张。
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这一战略在国内遭到战略学界批评，苏联核力量的挑战后来还加剧了这些批评的尖锐性。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美国战略学界产生了大量以讨论“大规模报复”为代表的核威慑战略方面的论著，提出了很多不同的建设性观点。考夫曼肯定了“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初衷，但他指出，该战略缺少威慑的可信度，反而束缚了自己的手脚，该战略还需要与有限战争战略相结合。
兰德公司战略分析家布罗迪从“大规模报复”战略可能的结局判断该战略实际上“走向了死胡同”
。他提出，需要在核武器的监督下，依靠更为常规和多样化的武力来支持一项应对侵略的外交政策。
美国现代有限战争理论开创者之一、芝加哥大学教授奥斯古德于1957年出版了《有限战争：美国战略的挑战》一书，他根据朝鲜战争的经验，首次专门系统论述了有限战争理论，并从有限的目标、有限的手段、有限的地域三个方面明确界定了有限战争的概念，其中两个核心观点是：苏联集团的有限战争策略给美国的战略带来了严峻挑战；美国只有也采取有限战争策略才能有效执行遏制战略、应对苏联集团的挑战。
同年，基辛格出版了《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从战略、外交、核裁军、核技术、战略与战术核武器、同盟关系、苏联核力量等角度全方位论述了核武器带来的革命性变化，强调采取多样军事战略的必要性。
兰德公司另外一位研究人员卡恩（Kahn）提出“分级威慑”的概念，倡导核武器与有限战争手段结合使用，应对多样的威胁。
综合起来看，各方的批评和建议包含三个核心观点：第一，“大规模报复”这种威慑战略对保证美国的安全与繁荣是必要的和有效的，其出发点有合理之处；第二，在苏联同样掌握了具有大规模报复能力的核力量之后，美国单向威慑战略的效果降低，难以有效应对来自共产主义世界除全面战争以外的多种形式的威胁和挑衅；第三，美国在保持全面战争核威慑力量的同时，必须发展多样的常规有限战争手段，以“灵活反应”的方式来应对苏联集团复杂多样的挑战。总之，政府希望主要依靠核力量来应对苏联集团任何形式的“侵略扩张”从而节省资源；而批评者们则结合历史和现实提出要用多样的手段来应对多样的挑战，有限战争理论成为其中最为突出和影响最大的补充性战略理论，以有限战争为基础的“灵活反应”思想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深刻影响了后来美国的核战略设计。
面对各界如此多的挑战和批评，特别是关于“有限战争”的建议，艾森豪威尔政府并非无动于衷。艾森豪威尔总统本人直接谈及有限战争问题是在1957年7月，恰逢基辛格出版《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该书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关于美国战略与外交关系研究项目的成果。
1957年7月25日，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洛奇（Lodge）在给艾森豪威尔的一份备忘录中介绍了该书。洛奇认为“这是一本思路清晰、颇具建设性的书，很重要”，并附上基辛格发表于《外交》杂志的《战略与组织》
一文。洛奇特别提到，希望总统能阅读此书，古德帕斯特（Goodpaster）将军也在读这本书。
艾森豪威尔读后认为“这是一本很有启发性的书”。他还对代理国务卿怀特曼（Whiteman）说：“洛奇建议我读这本书，他似乎很赞赏这本书。你先读，我想杜勒斯也会对这本书感兴趣的。我不是要你同意他所有的观点，我认为基辛格的观点有很多不当之处，假如我们根据他的建议组织和维持武装力量的话，那将耗资巨大，远远超出我们现在所执行的路线。这本书还包含一些流行的普遍观点，以及一些错误观念。”
艾森豪威尔政府当时仍在坚持缩减军事开支，重视经济与社会发展投入，追求预算收支的“大平衡”，而对花费更多资源以同时维持全面战争与有限战争双重能力的建设并不十分感兴趣，但这不意味着艾森豪威尔完全否定该书。他意识到，基辛格的书包含了当时一些普遍的观点，也就是对全面战争战略的不同意见。所以，他希望更多官员读这本书。1957年8月7日，总统特别助理卡特勒向艾森豪威尔提交的题为“核时代的有限战争”的备忘录指出，美国有效应对有限战争的能力在政策设计的探讨中越来越重要。非军事部门的一些文职人员最先提出这一问题，参谋长联席会议与国防部的一些官员也开始关注这一问题。该备忘录还指出，尽管应对全球战争是首要任务，但是美国政府也该思考并准备应对非全面战争的敌对行动了。这也应该是国家安全政策基本的组成部分之一。不过，这不意味着一定要增加财政支出，也许有别的办法来实现这一点，所以建议总统授权组织一个联合机构来研究这一问题。
同年，上文提到的奥斯古德的《有限战争：美国战略的挑战》一书出版后也引起了军方的重视。国防部对该书的专门评介指出，奥斯古德的书准确地揭示了当前美国国家安全形势的现实，探讨了有限战争的可能性、进行有限战争所需的条件以及有效执行有限战争的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军事与政治要求。它对国家安全的思考独特而有益，值得广泛阅读，包括美军的将领们。由此可见，奥斯古德的有限战争理论得到了高度肯定。国防部的另一篇评论文章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与奥斯古德的著作相提并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斗争是有限战争的典型案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毛泽东的军事理论被不少第三世界国家的游击队或其他民族主义武装学习和实践。这表明，美国国防部乃至整个政府对有限战争、游击战等已经越来越重视，并开始反思新形势下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
1957年9 月20 日，国防部所属的海军战争分析小组（Naval Warfare Analysis Group）完成了一份关于“核平衡对国家政策的影响”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全面战争作为实现国家政策目标的工具已经过时了。战略力量不再适合应对小规模侵略。应对有限侵略需要使用有限的手段和目标。必须限制外交与军事行动的层次与规模，将取胜的目标改变为稳定局势。报告建议，近期的军事发展计划要注重改善战略力量的脆弱性，尽快发展分级威慑能力。
从1958年到1959年间，国防部的一些相关研究机构陆续出台多份有关有限战争技术与战略的研究报告，这些报告都一致认为美国在有限战争能力方面存在严重缺陷，并要求改进。
与此同时，白宫也直接参与有限战争武器技术的具体研究，并特设了一个由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直接负责的有限战争武器技术研究小组（PSAC Panel on Weapons Technology on Limited War），专门就进行有限战争所需的具体武器及技术进行研究。1959年11月，该小组主席罗伯特森（Robertson）向总统科学技术特别助理基斯塔科夫斯基（Kistiakowsky）指出，1961年度财政预算计划表明，政府还是缺乏对应对有限侵略以及防止战争升级到全面战争的能力的重视。该小组就发展空军的战术支援力量、地对地导弹、地对空导弹、生化武器、战场情报、后勤保障以及反坦克武器等其他常规战术武器这样具体的问题逐一提出了建议，希望政府加强对战术武器装备的重视。
这些完全针对有限战争的措施建议，为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的后续研究提供了支持。
1960年5月16日，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完成了一份有关有限战争武器技术的研究报告，论述了美国军队在有限战争形势下面临的问题。该报告认为，过去十年的历史表明，美国威慑全面战争的主要手段即大规模使用核武器的能力，不能自动成为美国应对苏联集团较小规模军事挑战（包括有限目的或地域的军事行动）的手段。苏联集团具备部署和应用有限武力的技术优势。美国与盟国缺乏以有限战争手段应对这类有限规模挑战的能力。美国应对全面战争的能力与应对有限战争的能力严重失衡，要改变局势就要扭转这种失衡局面。报告还指出，目前问题的关键是美国政府缺乏对这方面的重视，从而缺少相应的研究与技术开发。国防部当前的结构不具备研究有限战争能力的必要条件。报告指责国防部所属各军种只追求发展大型武器系统，忽视了应对有限战争的费用较低的武器系统。报告建议在国防部内成立一个机构来协调各军种和部门的行动，消除它们之间的相互竞争，才能有助于研发有限战争能力。
除国防部、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等部门的独立研究之外，国家安全委员会还组织了跨部门的综合研究。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的NSC2317C号文件要求，国务院、国防部、中情局于1960年9月28日联合完成了一份题为“到1962年7月1日美国和盟国的有限军事行动能力”的评估报告。该报告是1958年到1959年间国防部系列研究报告的后续研究，特别强调有限军事行动的重要性。在具体研究了美国在柏林、印度支那（老挝、越南、柬埔寨）、伊朗、朝鲜、中国沿海岛屿地区进行有限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与计划之后，该报告指出，美国和盟国如果需要同时应对上述地区中两个地方的有限军事挑战，其应对全面战争的能力就会受到影响。也就是说，美国尚没有具备足够的能力同时应对有限战争与全面战争，特别是应对游击战，而且美国还可能面临顾此失彼的尴尬局面。如果美国希望以有限军事行动实现国家目标，就必须根据限制使用武力的要求来谨慎地平衡政治与军事考虑。
1960年8月25日，罗伯特森代表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当面向艾森豪威尔总统汇报指出：“当前的军事结构与行动计划没有满足应对一场有限战争的首要前提要求。各军种追求发展应对全面战争的大型武器，忽视了对专门进行有限战争武器的研发。”该委员会还批评政府过度重视战略空军，没有统一的联合机构来研究和开发有限战争能力，再次建议建立这样的机构并发展战术武器。
综合以上各种研究报告与政策建议可以看出，各方都认为政府对有限战争理论与能力建设的重视不够，从实践上看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对用于战术与常规作战的军备投入不足，如国防支出由1954 年的412亿美元削减到1957年330亿—340亿美元，其中相当部分的资金用于发展战略空军而非战术部队。第二，军队体制、各兵种地位的变化以及对兵员的裁减不利于有限作战。
比如在美军建立战略空军司令部之后，国防部长威尔逊（Wilson）于1955年11月26日发布命令，将发展和使用陆基洲际弹道导弹的责任交给了空军而不是陆军。第三，在武器装备上，最适合用于有限作战的地面部队发展了大量战术核武器，忽视了常规武器的研发；而空军试图夺取战略支配地位，忽视了在有限作战中的战术支援作用；海军为了保住地位也大力发展导弹核潜艇等战略武器，不得不牺牲常规舰艇的建设。第四，政府与军队缺少专门研究有限战争行动的机构和执行有限作战行动的专门战术指挥机构，同时各军兵种和部门之间缺乏协调或联合进行有限战争行动的机制。
艾森豪威尔到此时也承认，越依赖核武器，限制战争、防止升级的希望就越黯淡。他为此而烦恼，一方面认为不能忽视战术武器，但另一方面也认为没有必要额外增加战术武器的研发，如陆军不需要发展喷气式飞机，因为空军可以完成相关任务。此外，他不热衷搞联合研究或行动，而是希望单一部门能够完成相关任务。总之，艾森豪威尔不希望扩大财政支出。他最终表示：“加大对核武器的依赖是不可避免的，但也不应该忽视应对有限战争或局部侵略的任务。”
由此可见，艾森豪威尔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一方面，承认仅依靠全面战争的威慑已经不足以应对苏联的威胁，美国需要提高应对有限战争或局部侵略的能力；另一方面，不希望通过增加财政支出的办法来加大研发、扩展能力，只是希望通过在现有基础上的调整来获取有限战争能力。虽然直到其任期结束，艾森豪威尔也没有接受有限战争思想，但艾森豪威尔政府还是对“大规模报复”战略做出了一些渐进式的微调。
1956年3月15日，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的NSC5602/1号文件指出，美国安全的基本威胁是核力量日益增长的苏联集团的敌对政策与实力。美国面临的基本问题就是在不破坏美国基本价值观与制度、不削弱美国经济的前提下，来应对和最终将这些威胁降到可以接受的程度。美国及其盟国无法阻止苏联核力量的增长，也无法减少苏联的武装力量，除非美国能与苏联达成相互接受的协议或者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不过，采取军事行动的办法是美国及其盟国都不能接受的。
可见，艾森豪威尔政府已经认识到，苏联核力量的增长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在此条件下，美国也不可能通过主动进行大规模军事打击的方式来削弱苏联核力量。因此，美国的政策必须以促使苏联放弃扩张主义政策为目标，慑止其进一步扩张，避免全面战争的爆发，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军事、政治、经济、心理和隐蔽行动等方式来影响苏联集团内部人民的选择和利用集团内部的分歧。当然，其中最核心的政策目标必须是慑止苏联使用军事力量，并准备好进行一场强加给美国的全面战争。政策重点在于向苏联强调全面战争的灾难性后果、局部冲突升级到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从而使苏联统治者相信进行侵略扩张不符合其利益。这一政策的执行必须将核武器与其他武器配合运用，而核武器在全面战争以及非全面战争中的运用必须经过总统的授权。
该文件还提到，为了实现遏制全面战争的主要目标，美国必须形成并保持有效的核报复力量作为其军事力量的一部分，而且必须确保这种力量不被消灭或不受苏联的致命攻击，哪怕是突然袭击。美国也必须制订并实施军事与非军事手段共用的大陆防御计划。只要苏联人对他们消灭美国的空中核报复力量的能力没有把握，美国政府就没有理由预计他们会故意发动全面战争或者采取他们认为会带来全面战争危险的行动，因为他们也不想危及苏联政权自身的安全。还有非常关键的一点是，该文件认识到“核均衡”（nuclear parity）时代正在到来，因此，自由世界能够有选择地、灵活使用武力来维持其意志的能力变得愈加重要。
总之，NSC5602/1号文件坚持并扩大了美国在全面战争和非全面战争中都可使用核武器的自由，但核武器的使用权只在总统手中，而不是在战场指挥官手中，而且其目的在于威慑和报复而非主动进攻。只不过，威慑和报复的对象不一定是苏联的核攻击。这实质上是对“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坚持和延续，它更希望通过这种威慑来避免全面战争的发生、阻止苏联集团的扩张，而非主动挑衅。与此同时，它还寄希望于通过其他非军事手段来配合这种威慑政策的实施，并重视盟国在核威慑中的作用。
为了加强美国的同盟体系、遏制苏联的扩张、弥补美国海外常规军事部署逊于苏联集团的劣势，美国自1954年4月起首先从英国开始逐步向海外部署核武器，同年底，北约整体上接受了美国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因此，在欧洲方向上，美国先后向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法国、土耳其、荷兰、希腊、比利时、冰岛等北约盟国部署大量的战略与战术核武器（到1971年到达峰值7300多件）。在亚太方向上，美国也从1954年12月起先后在日本（冲绳）、韩国、中国（台湾）、菲律宾等地部署核武器（到1967年到达峰值3200件）。
而动用美国海外部署的核武器的决定权实际上一直掌握在美国手中，盟国难以真正参与，这也说明美国政府在可能发生的美苏核战争面前的谨慎和自控。
随后国际形势的实际发展一方面表明核威慑下全面战争并没有发生，另一方面也体现出这种威慑政策在应对全面战争以外的危机中的效用并不明显。正如前文所述，当时发生的一系列冷战危机个案使“大规模报复”的威慑效果遭受质疑和挑战。如在1956年10月至11月的匈牙利事件中，艾森豪威尔政府不干预苏联势力范围内部事务的决定遭受到诸多知识分子和政策分析人士的谴责。美国政府的解释则是：华盛顿是由于担心干预会使之升级为一场与苏联之间的核战争才决定放弃的。副总统尼克松于10月29日在西点军校的演讲中，就匈牙利事件表示，美国唯一可用的武器就是道义谴责，如若做出“另一种选择”，则可能引发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世界大战。
这一案例显然反映出，艾森豪威尔政府依托“大规模报复”核威慑配合以其他非军事手段的设想并没有实现美国的所有期待。而美国的核威慑则不断刺激苏联加速其核武库的扩张与升级。例如，1956年苏联可以携带核弹头的第一代中程导弹SS-3（射程1200千米）和具备空中加油能力（最大航程14500千米）的米亚-4战略轰炸机先后服役。
到1957年中期，NSC5602/1号文件的国家安全政策规划再次被部分修改。艾森豪威尔在6月3日主持了国家安全会议，会议通过的NSC5707/8号文件正式取代NSC5602/1号文件成为“实施国家安全政策的基本指导方针”。其背景包括：一方面，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社会主义国家的地区冲突频现；另一方面，苏联战略核武器增加的同时美国核武库也发生变化，威力相对较小的所谓“战术核武器”开始出现。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除了针对全面战争的大规模核威慑，也有必要通过有限核战争来应对局部冲突。在局部冲突中，灵活而有选择地使用核武器并将其限制在避免升级到全面核战争的程度是NSC5707/8号文件在军事战略上最突出的创新。
NSC5707/8号文件对美国的政策目标、面临的威胁和问题的基本判断没有较大变化，新增的一个关注就是，强调苏联在“无限制地发展核武器”
。就美国的军事战略来说，该文件开始关注不发达地区的局部侵略，因为美国利益较少地牵扯其中而限制了美国军力在这些地区的投入。文件认为迅速而坚决地动用必要的武力来击败这些局部侵略是防止敌对冲突扩展为全面战争的最佳手段。因为美国在应对局部侵略的时候会基于灵活和有选择的能力来制订军事计划，包括是否使用核武器。美国在使用武力应对局部侵略的时候要注意控制规模和方式，避免这些冲突扩展为全面战争。同时，美国还要使盟国也认识到核武器是自由世界武器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需要的时候就应及时而有选择地使用核武器。美国需要盟国和自由世界其他国家的合作与支持，特别是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因此要说服这些国家相信美国的战略和政策也符合它们的利益。
1957年9月18日，国务院基于NSC5707/8号文件为杜勒斯准备了一份题为《美国政策的挑战与应对》的文稿
，并以他的名义发表于1957年10月出版的《外交》杂志上，公开阐述了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新变化。
该文章指出，苏联的军备扩充、对外军售、与美国进行的军备竞赛（包括核武器）给自由世界包括美国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文章一方面肯定了大规模报复力量在过去几年保证了美国的安全；另一方面又指出，任何国家，无论多么强大，都不可能独自实现安全，都需要与同类国家合作，借助集体安全来达到低成本、高安全的效果。文章认为，美国不能满足于只依靠一种足以摧毁相当大一部分人类的能力才能维护的和平，这只能作为最后的选择。核科学与工程技术的发展可以改变核武器的特性，这些新发展为美国提供了更多选择。
所谓更多选择是指美国开发了限制冲击波与辐射的小型核武器，即所谓的“战术核武器”，这样可以逐步减少对大规模杀伤性核武器的依赖，依靠机动性高的战术核武器来应对苏联方面的全面常规入侵，而美国的战略核武器则会让对方掂量发动全面核战争的后果。
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政策调整可以看出：第一，他们认识到仅依靠战略核武器是有局限性的，特别是在苏联核力量增长的情况下，一方面结局可能太过残忍，过度杀伤民众，另一方面苏联的核报复能力也让美国人有所顾忌；第二，美国节省国防开支的原则没有改变，因此对核武器的依赖没有改变；第三，艾森豪威尔政府重申了集体安全在自由世界防御方面的作用，要盟国分担防御负担，同时发展战术核武器来应对常规侵略以抵消西方人力不足，从而避免为遏制入侵而扩大军队规模；第四，艾森豪威尔政府已经认识到，苏联集团方面的主要威胁是常规入侵而非核大战，他们对遏制核大战具有相当的信心，遏制常规侵略才是难题；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核威慑战略由以前主要针对全面核战争，变成了同时针对全面核战争与有限核战争，战术核武器成为艾森豪威尔政府认定的应对常规侵略扩张的高效武器，既能节省人力、物力开支，又具有较好的战略效果。
在此背景下，艾森豪威尔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58年5月5日通过的NSC5810/1号文件对“大规模报复”战略又做了一些调整。该文件对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基本目标的判断没有变化，对苏联集团威胁的判断也从根本上不变，但对具体条件的评估略有变化。美国安全的基本威胁依然是“敌对的苏联集团通过自身军事与经济实力的增长来主宰世界的决心和能力”，这种威胁可能显现的两个关键因素变化为：“（1）苏联集团拥有足够的核武器并能够迅速造成不可计数的灾难；（2）美国的大规模核能力是否愿意用来保卫自由世界利益的不确定性持续增长。”
也就是说，苏联核力量的增长是不可阻止的趋势，在此条件下，美国动用核武器来应对苏联威胁的意志和决心正在受到考验，美国必须坚定自己的立场。
当然，该文件认为，苏联集团的威胁是多样的，除了核威胁，还有政治、军事、颠覆行动等多种手段。因此，对苏联集团采取预防性战争是不可取的，美国必须采取其他手段来减少苏联集团的威胁，必须综合、灵活而协调地运用军事、政治、经济、心理战措施来制定和执行美国的相应战略。其中就美国战略的军事方面来讲，“美国军事政策的核心目标是威慑苏联集团使用其军事力量，并时刻准备好打一场可能施加给美国的全面战争”。文件再次重申，如果威慑成功，就要灵活机动地利用美国各种军事力量来应对各种形式的共产主义隐蔽侵略行动，同时一旦威慑失败，发生全面战争，要能够赢得这场战争。
也就是说，美国必须做好进行全面核战争的准备，并要保证能在这场战争中取胜。
因此，该文件规定美国的军事政策主要但不完全依赖核武器，要把核武器和其他武器联合使用，并从军事的角度把核武器视为常规武器，必要的时候使用它们来实现国家目标。当然只有总统才有权决定使用核武器。在此基础上，该文件要求美国的核武库要包含各种规模和当量的制式武器以及可行的清洁武器（clean weapons），以便为全面战争或有限战争提供灵活的、可供选择的作战方案。美国还要准备好在一定程度上使用化学与生物武器，来加强军队的军事效率。同样只有总统有权下令使用它们。此外，为了威慑全面战争，美国必须维持一部分有效的核报复力量能够从苏联的打击下存活下来，还必须在美国大陆发展足够的军事和非军事防御项目。该文件还提出另外一个新观点，那就是不仅把美国全面的军事力量用来威慑全面战争，还要与盟国合作威慑并压制局部侵略。这就要求相应的军事力量要适当部署且具备机动性，使其区别于应对全面战争的军事部署。
以上战略安排把各种核武器甚至生化武器放在了关键地位，并将其作为美国军事战略的主要载体。除了之前大规模的战略核武器，NSC5810/1号文件还提出像常规武器那样运用小规模的战术核武器、生化武器，从这种角度加强“大规模报复”战略的灵活度，并开始重视机动灵活地应对局部侵略的课题。然而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战略调整只至于此。直到其任期结束，艾森豪威尔也没有彻底放弃既定的“大规模报复”战略。他在任期内最后一年批准的美国首个关于核战争的综合计划明显体现了这一点。
其实在“大规模报复”战略提出的数年内，美国军方已根据此战略原则制订了相应的作战计划，但在1960年以前，都是美国军队各军种司令部或参谋部根据自己掌握的核力量独立制订各自的战争计划。1960年8月，艾森豪威尔政府和军方新成立了一个联合战略目标计划工作组（JSTPS）来整合美国各类核力量的打击目标和作战计划。该工作组在1960年制订了首个国家核战争计划——第62号统一联合作战计划（SIOP62），其目标是以最优的配置混合打击苏联集团的军事与城市及工业目标。如果在苏联打击美国之前，美国有足够的预警和先发制人的机会并能完全执行SIOP62计划的话，美国可以发射300件以上的核武器来打击苏联集团的目标。不过，该计划没有什么灵活性，没有后备力量安排，也没有完全避免打击苏联集团内某单一敌国的安排。这种无区别的攻击将导致难以想象和史无前例的巨大人员伤亡（参谋长联席会议估计执行该计划所导致的包括苏联和中国在内的整个苏联集团死亡人口在3.6亿到4.25亿之间）。艾森豪威尔卸任前批准了该计划，可以说除了“大规模报复”，该战略威慑态势没有提供其他的常规选择或核选择。
SIOP62计划足以说明艾森豪威尔政府高层决策者没有根本改变依赖核武器来控制国防总开支、平衡国防与民生支出的思想认识。当时美国的核优势也为这种思想的实践提供了坚实基础。只不过随着后来美苏核力量对比的进一步变化，这种思想的基础逐渐被侵蚀，进入20世纪 60年代，美国核战略的大调整已成必然。围绕全面战争还是有限战争，美国朝野各界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辩争。而从争论中各方所表达的观点和战略调整的结果来看，大多数人没有完全否定“大规模报复”战略。他们更多强调的是，冷战的局面是复杂的，苏联集团扩张的手段是多样的，不能寄希望于依靠一种战略手段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类型的威胁。他们认为，除了大规模核威慑之外，美国还应该采取有限而多样的手段来应对敌人的各种挑战，而这种解决方案来源于美国战略调整倡议者们对二战后世界新出现的两种政治和军事形势的认识。“政治形势是出现了强大的共产主义国家集团，它们都在寻求机会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军事形势是美国和苏联同时掌握了可靠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特别是核武器，同时具备了摧毁对方的能力，双方政府都意识到全面战争将是国家的灾难。”
因此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美国必须以战略核力量为后盾，寻找灵活多样的斗争方式应对苏联等共产主义国家灵活多样的扩张方式，其中有限战争就成为非和平斗争手段的最佳选择。
或许各方怀着不同的目的参与到这场论争中，但最后的效果是推动了美国核战略的转变。可以说，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战略论争和政策调整，为后来肯尼迪政府新战略的确立奠定了理论与现实基础。这说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美国核战略的转变，即由“大规模报复”战略向“灵活反应”战略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调整变革，而是经历了一个相对较长的酝酿过程。这个过程始于艾森豪威尔政府后期，并在肯尼迪政府时期得到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