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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巨著罕见稀有，本书便是其中之一。您读了就会知道。
这篇导读可略过不读。如果您想知道本书如何在半个世纪以前问世，它有什么影响，围绕其论点产生了哪些争论，再来读本文。如果您想知道一位过来人对于该书在今天的地位有什么看法，再来读本文。
本文介绍的是这本书，而不是库恩及其一生的工作。他通常把本书称为《结构》，在交谈中则径直称为“那本书”。我遵从他的用法。《必要的张力》（The Essential Tension）是一部精彩的文集，收录了库恩在《结构》出版前后不久发表的哲学（而不是历史）论文。
它可视为对《结构》的一系列评论和扩展，所以是很好的配套读物。
（viii）既然是《结构》的导读，所以本文讨论的内容不会超出《必要的张力》。但需要注意的是，库恩在交谈中常说，《黑体理论与量子不连续性》（Black-Body Theory and the Quantum Discontinuity）是反映《结构》主旨的经典案例，
该书研究的是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在19世纪末发动的第一次量子革命。
正因为《结构》是一部巨著，我们才能以无数种方式解读和运用它。因此本文仅仅是诸多可能的导读之一。《结构》催生了一批讨论库恩生平和工作的著作。网络版《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中的“库恩”词条简要介绍了库恩的工作，非常精彩，尽管观点与本文有所不同。
库恩晚年对其一生和思想的回顾可参见阿里斯提德·巴尔塔斯（Aristides Baltas）、科斯塔斯·加夫罗格鲁（Kostas Gavroglu）和瓦西利基·金迪（Vassiliki Kindi）1993年对他的访谈。
至于对其工作的讨论，库恩最欣赏保罗·霍伊宁根-许纳（Paul Hoyningen-Huene）的《重建科学革命》（Reconstructing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一书。
库恩出版物的完整清单可参见詹姆斯·柯南特（James Conant）和约翰·豪格兰（John Haugeland）编的《结构之后的路》（The Road since Structure）。
有一点不常被人提到：和所有巨著一样，《结构》是一部急欲把事情弄清楚的热情洋溢之作。这甚至可以从它谦逊质朴的开篇第一句话看出来：“如果不把历史仅仅看成逸事或年表的贮藏所，历史就能彻底改变现在支配我们的科学形象。”
库恩力求改变我们对科学，亦即（不论是福是祸）使人类主宰这个星球的那些活动的理解。他成功了。
目前这个版本是《结构》的50周年纪念版。《结构》于1962年问世，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科学本身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那时科学的女王是物理学，库恩接受的正是物理学家的训练。精通物理的人并不多，但大家都知道，物理学是出大事的地方。冷战正在进行，人人都知道核武器。美国学生不得不演习蜷伏在课桌下避险。每个城镇至少每年都会拉响一次空袭警报，此时人人都得寻求掩蔽。反核人士会因为有意拒绝躲避而遭到逮捕。1962年9月，鲍勃·迪伦（Bob Dylan）首演《大雨将至》，每个人都认为它指的是原子尘。同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爆发，那是1945年以来世界最接近核战争的一刻。物理学及其威胁萦绕在每个人心头。
如今冷战早已结束，物理学不再有大事出现。1962年的另一件大事是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和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因为DNA的分子生物学、马克斯·佩鲁茨（Max Perutz）和约翰·肯德鲁（John Kendrew）因为血红蛋白的分子生物学而被授予诺贝尔奖。这是变化的前兆。如今，最受瞩目的是生物技术。库恩把物理科学及其历史当作模型。读罢此书，您需要判断在今天这个蓬勃发展的生物技术世界，库恩关于物理科学的说法在多大程度上仍然站得住脚。再加上信息科学，还有计算机对科学实践的影响，甚至连实验也不同于以往：计算机模拟已经改变了实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取而代之。众所周知，计算机改变了通讯方式。1962年，科学家是在学术会议和专题研讨会上以预印本形式宣布自己的科研成果的，然后在专业期刊上以论文形式将其发表。如今电子文档已成为首要的发表模式。
（x）2012年与1962年还有一个根本区别，它影响了本书的核心——基础物理学。1962年，有两种相互竞争的宇宙学：稳恒态宇宙学和大爆炸宇宙学，它们对宇宙及其起源有完全不同的构想。1965年几乎偶然地发现了宇宙背景辐射之后，就只剩下大爆炸理论，满是尚待解决的、作为常规科学来研究的问题。1962年，高能物理学似乎就是无止境地收集越来越多的粒子。所谓的“标准模型”给混沌带来了秩序。它的预言精确得不可思议，即使我们尚不知道如何使之与引力相容。基础物理学也许不会再发生革命，但出人意料的事情肯定会层出不穷。
因此，与今天的科学实践相比，《科学革命的结构》也许——我并没有说的确——与科学史上过去的时代更加相关。
但《结构》究竟是历史书还是哲学书呢？1968年，库恩在一次讲演的开篇强调指出：“站在诸位面前的是一位执业的科学史家……我是美国历史学会会员，而不是美国哲学学会会员。”
然而在梳理自己的过去时，他越来越显得主要拥有哲学上的兴趣。
虽然《结构》对科学史界产生了巨大而直接的影响，但是对科学哲学乃至大众文化的影响却可能更为持久。这也是我在撰写本文时采取的视角。
（xi）“结构”和“革命”都被理所当然地置于本书的标题中。库恩认为，科学革命不仅存在，而且还有一种结构。他精心阐述了这种结构，并为结构中的每一个节点指定了有用的名称。他有创造格言警语的天赋，那些名称已经获得非同寻常的地位；虽然一度晦涩难解，但如今有些名称已成为日常用语。各个节点依次为：
（1）常规科学
（第二至四章——库恩称之为节而不是章，
因为他认为《结构》更像一本书的纲要，而不是一本书）；
（2）解谜题
（第四章）；
（3）范式
（第五章），这个词在当时还很冷僻，但库恩使用之后已经变得平常无奇（更不用说
范式转换
了！）；
（4）反常
（第六章）；
（5）危机
（第七至八章）；
（6）革命
（第九章），确立一种新的范式。
这就是科学革命的结构：先是常规科学，具有一种范式，致力于解谜题；然后是严重的反常，导致危机；最后是通过一种新范式来解决危机。另一个著名的词没有出现在各章标题中： 不可公度性 。这个词意指在革命和范式转换的过程中，新旧观念和主张无法进行严格比较。即便使用了同样的词，其含义也发生了改变。而这又引出了这样一种观念：新理论被选出来取代旧理论，与其说因为新理论是真的，不如说是因为 世界观的改变 （第十章）。本书以一种令人不安的思想作结，即科学的进步并非单纯直线地通向 唯一 真理。这种进步更多体现在 远离 不太恰当的世界观，寻求与世界的互动（第十三章）。
让我们逐一审视这些观念。显然，这一结构太过简洁。历史学家抗议说，历史并不是这样的。但正是凭借着作为物理学家的直觉，库恩找到了一种简洁而富有洞见的通用结构。这种对科学的描绘是一般读者能够理解的。它有一个优点，那就是能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检验。科学史家可以考察其专业领域中的重大变化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库恩的结构。不幸的是，一批持怀疑态度的学者对真理概念本身提出质疑，使它遭到了滥用。而库恩并无此意图。他热爱事实，追求真理。
（xii）我们首先会在政治意义上设想革命，比如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等等。一切都被推翻了，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开始了。最先将这种革命观念扩展到科学的思想家也许是康德。他认为有两大思想革命。其最伟大的杰作《纯粹理性批判》（这也是一部罕见的巨著，但不像《结构》那样引人入胜）的第一版（1781年）对此未有提及。在第二版（1787年）的序言中，康德以一种近乎华丽的散文风格提到了两个革命性事件：
一是数学实践的转变，即在巴比伦和埃及那里所熟知的技巧变成了希腊的假设-证明模式；二是实验方法和实验室的出现，康德认为这一系列事件都始于伽利略。仅仅两大段话，“革命”一词就重复了好几次。
请注意，虽然我们认为康德是最纯粹的学者，但他其实身处乱世。人人都知道整个欧洲即将发生剧变，事实上，两年后就爆发了法国大革命。正是康德确立了科学革命的观念。
诚实的康德在一个脚注中坦言，他没能关注历史的细枝末节。
作为哲学家的我觉得这非常有趣，当然也无可厚非。
（xiii）库恩讨论科学及其历史的第一本书并不是《结构》，而是《哥白尼革命》（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
科学革命的观念当时已经广为流传。二战之后有大量著作讨论了17世纪的科学革命。培根是革命的先知，伽利略是灯塔，牛顿则是太阳。
首先要注意（初读《结构》时并不明显），库恩这里所谈的并非17世纪的
那场
科学革命，那是与库恩设定结构的诸革命类型完全不同的事件。
事实上，在《结构》出版之前不久，库恩曾提出存在着“第二次科学革命”。
那是在19世纪初，所有新领域都数学化了。热、光、电和磁都获得了范式，大量杂乱无章的现象突然开始讲得通了。这与我们所谓的工业革命同时发生、携手并进，可以说是我们身处其中的现代科技世界的起点。但与第一次科学革命一样，这第二次革命也没有显示出《结构》中所说的“结构”。
其次要注意，库恩之前的一代人（他们就17世纪科学革命写了大量著述）是在物理学发生重大革命的世界里成长起来的。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1905年）和广义相对论（1916年）给世人带来的震撼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起初，相对论在人文科学和艺术领域所产生的反响要远远大于它在物理学中真实的可检验的推论。诚然，阿瑟·爱丁顿爵士（Sir Arthur Eddington）著名的远征队对该理论的天文学预言作了检验，但只是到了后来，相对论才成为许多物理学分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xiv）还有量子革命，也分为两个阶段：1900年前后普朗克引入量子概念，然后是1926—1927年，整个量子论随着海森伯的不确定性原理而得以完成。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学的结合不仅推翻了旧科学，而且也颠覆了基本的形而上学。康德曾经指出，牛顿的绝对空间和齐一的因果性原理是先验的思想原则，是人类理解世界的必要条件。但物理学证明他完全错了。原因和结果仅仅是表象，不确定性才是实在的根本。革命是科学时代的常态。
在库恩之前，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是最有影响的科学哲学家——我是说他拥有最多的执业科学家读者，并且获得了某种程度的信任。
波普尔成长于第二次量子革命的时代，这次革命使他意识到科学是通过猜想与反驳而前进的，“猜想与反驳”也被他用作一本书的标题。波普尔声称，科学史例证了一种说教式的方法论。我们先提出尽可能可检验的大胆猜想，然后不可避免会发现它们的缺陷，进而反驳它们，最后提出一种与事实相符的新猜想。假说只有在可证否时才称得上是“科学的”。在20世纪初的伟大革命之前，这种纯粹主义的科学观是不可设想的。
（xv）库恩对革命的强调可被视为波普尔反驳论之后的下一阶段。库恩本人用“发现的逻辑或研究的心理学”
来说明反驳与革命的关系。两人都把物理学当作所有科学的原型，都在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之后形成了自己的思想。然而今天，科学看起来已经非常不同。2009年，人们以极大的热情纪念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150周年。经过这些形形色色的书籍、表演和庆祝活动的洗礼，我相信很多人都认为，《物种起源》是历史上最具革命性的科学著作。而《结构》对于达尔文革命竟然没有提及，这着实令人惊讶。自然选择的确在第171—172页被着重提及，但也只是作为科学发展的类比。既然生命科学今天已经取代物理学成为科学的主角，我们必须追问，达尔文革命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库恩的模板。
最后要指出的是，如今“革命”一词的用法已经远远超出了库恩的设想。这既不是批评库恩，也不是批评一般公众，而是意味着我们应当仔细阅读库恩，注意他究竟在说什么。今天，“革命”差不多是个褒义词。每一款新式冰箱、每一部大胆的电影新作，都被说成是革命性的。人们或许已经忘记，这个词曾经很少被使用。在美国媒体中（几乎已经忘却了美国革命），这个词传递的更多是憎恶而非褒扬，因为在他们的话语中“革命”就意味着“共产主义”。我对时下大肆宣传“革命”一词深表遗憾，它不仅贬低了“革命”的原有价值，也使理解库恩变得更加困难。
（xvi）库恩的思想的确令人震撼。他告诉我们，常规科学不过是专心解决当前知识领域中一些悬而未决的谜题罢了。解谜题使我们想到了纵横字谜、拼图游戏和数独等帮助我们在闲暇时打发时间的东西。常规科学是这样的吗？
许多科学家读到这里不免有些震惊，但转念一想也不得不承认，其大多数日常工作正是如此。研究问题并不以产生真正新奇的东西为目标。第35页的一句话总结了库恩的观点：“我们方才遇到的常规研究问题，其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就在于，它们并不旨在产生多么新奇的概念或现象。”他写道，如果翻阅任何一份研究期刊，你会发现讨论的问题有三种：（1）重要事实的确定；（2）事实与理论的相符；（3）理论的阐述（articulation）。将其略作扩展：
1. 对于一些数量或现象，理论未作恰当描述，而只给出了定性预期。通过测量和其他程序可以更精确地确定事实。
2. 已知的观察与理论并不完全相符。问题出在哪里？要么调整理论，要么表明实验数据有缺陷。
3. 理论也许有可靠的数学表述，但其推论尚不能被理解。人们常常通过数学分析来揭示理论中蕴含的东西，库恩把这个过程恰当地称为“阐述”。
（xvii）虽然许多执业科学家承认他们的工作符合库恩的规则，但这听起来仍然不大对劲。库恩之所以这样说，原因之一是他（和波普尔等许多先驱者一样）认为，科学中的首要工作是理论性的。他尊重理论，虽然对实验颇为看重，但仍然认为实验是第二位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点发生了实质性的转移，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都非常关注实验科学。正如彼得·伽里森（Peter Galison）所说，存在着三种相互平行但基本独立的研究传统：理论的、实验的和仪器的。
每一种传统对于另外两种都至关重要，但又有很大的自主性，每一种都有自己的生命。在库恩的理论立场中，实验或仪器上的巨大创新被径直忽略了，因此常规科学也许有许多新奇事物，只是并非在理论上。至于一般大众，想要的是技术和解药，他们所赞叹的科学创新通常根本不是理论上的。难怪库恩的说法听起来有些执迷不悟。
为了说明库恩的常规科学观念中什么是绝对正确的、什么是可疑的，可以当前的高能物理学为例，科学记者报道最多的是寻找希格斯粒子。这项计划需要投入惊人的财力人力，为的是确证当前物理学所讲授的东西——存在一种尚未发现的粒子，它在物质的存在本身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从数学到工程都有无数谜题需要解决。在某种意义上，解这些谜题不会带来任何新的理论或现象。这正是库恩的正确之处。常规科学并不旨在求新，但对已有的理论进行确证可能产生新东西。人们的确希望，让希格斯粒子现身的正确条件一旦最终确立，崭新的一代高能物理学就会开始。
库恩将常规科学描述成解谜题，这似乎暗示他认为常规科学无关紧要。恰恰相反，他认为科学活动极为重要，而且其中大部分是常规科学。今天，即使是对库恩的革命思想持怀疑态度的科学家，也非常尊重他关于常规科学的论述。
（xviii）这个要素需要特别关注，理由有二。首先，库恩以一己之力改变了“范式”一词的流行程度，以至于每一位新读者对这个词的理解都与1962年作者提出它时的含义非常不同。其次，正如库恩本人在本书后记中明确指出的：“范式作为共有的范例，我现在认为是本书最新颖也最不被人理解的方面的核心要素。”（第186页）就在同一页，他提出可以用“范例”（examplar）一词取而代之。在比这篇后记稍早的一篇文章中，他承认已经对“这个词失去控制”。
到了晚年，库恩干脆放弃了它。但我希望，《结构》既已出版半个世纪，读者能在尘埃落定之后欣然恢复其显著地位。
（xix）《结构》一经出版，读者就抱怨“范式”一词的用法太多。在一篇常被引用但鲜有人读的文章中，玛格丽特·玛斯特曼（Margaret Masterman）发现库恩在《结构》中对“范式”的用法多达21种。
面对诸如此类的批评，库恩不得不出面加以澄清。结果，库恩发表了《再思范式》一文，在文中他区分了“范式”一词的两种基本用法：一种是“整体的”，一种是“局部的”。关于局部用法，库恩写道：“当然，正是‘范式’作为标准范例的含义最初促使我选择了这个词。”但是他说，读者们大都以一种比他的本意更为整体的方式使用这个词，他又写道：“只有‘范式’的原初用法在语文学上是恰当的，我认为没有机会重新回到这种原初用法了。”
这在1974年也许是对的，但在《结构》出版50周年之际，我们可以回到库恩1962年的本意。我会回到局部和整体的用法，但先来做一些回顾。
今天，“范式”及其伴生词“范式转换”已经令人尴尬地随处可见。当年库恩提出这个词时，还很少有人听说过它，但没过多久它便流行起来。对潮流一向警觉的娱乐性杂志《纽约客》曾用漫画来嘲讽“范式”：在曼哈顿的一个鸡尾酒会上，一位体态丰满、身着喇叭裤的女郎对一个自诩时髦的谢顶男士说：“您真了不起，格斯顿（Gerston）先生！您是我知道的第一个实际使用‘范式’一词的人。”
如今，逃避这个可恶的字眼实在很难，难怪库恩早在1970年就说他已对这个词失去控制。
现在，让我们回溯一下历史。希腊词“paradeigma”在亚里士多德的论证理论，特别是《修辞学》（Rhetoric）一书中起着重要作用。《修辞学》讨论的是演说者与听众之间的实际辩论，他们共有许多无须言明的信念。在英文翻译中，“paradeigma”常被译成“example”（例子），但亚里士多德的意思更接近于“examplar”（范例），即最好的、最具指导性的例子。他认为论证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本质上是演绎的，但有许多未经言明的前提；另一种本质上是类比的。
在类比论证中，某种事物存在争议。下面是亚里士多德举的一个例子，不难将它从亚里士多德时代的城邦套用到今天的民族国家。雅典是否应当对其邻邦底比斯（Thebes）开战？不应当。底比斯对其邻邦福基斯（Phocis）开战是邪恶的，所有雅典听众都同意这一点。这就是一个范例。所争议的情形完全是类比性的。因此，我们对底比斯开战也将是邪恶的。
（xx）一般而言，类比论证是这样的：某种事物存在争议。有人提出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几乎每一位听众都表示同意——这就是一个“paradigm”[范例]。其言外之意是，存在争议的那个事物“也像这样”。
在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拉丁文译本中，“paradeigma”被译成了“exemplum”，后者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论证理论中又有了自己的发展。不过，“paradigm”一词虽然保留在现代欧洲语言中，但已基本脱离修辞学。其用法非常有限，通常是指需要遵循或模仿的标准范例。孩子们学习拉丁文时要学动词变位，比如“爱”的变位是amo（“我爱”）、amas（“你爱”）、amat（“他/她/它爱”）等等，这就是一种“paradigm”[词形变化表]，一种可以用类似的动词来模仿的范例。“paradigm”一词的主要用法与语法有关，但也可以用作一种隐喻。作为隐喻的“paradigm”在英语中从未流行，但在德语中似乎更为常见。20世纪30年代颇有影响的哲学团体“维也纳学派”的成员，如莫里茨·石里克（Moritz Schlick）和奥托·纽拉特（Otto Neurath），都乐于在哲学著作中使用这个德文词。
库恩可能对此并不知晓，但用他的话说，维也纳学派以及其他移民美国的德语哲学家的哲学正是“在思想上受到……长期影响”（第9页）的科学哲学。
后来，在酝酿《结构》的十年间，“范式”一词受到一些英语分析哲学家的追捧。部分原因在于，20世纪30年代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在剑桥大学的演讲中频繁使用这个词，他可是个地地道道的维也纳人。那些如痴如醉的追随者痴迷地热议着他的剑桥课程。这个词也数次出现在维特根斯坦的另一部伟大著作《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首版于1953年）中。书中第一次使用这个词时（§20）提到了“我们语法的paradigm”，不过维特根斯坦的语法概念要比其通常含义广得多。后来，他又联系“语言游戏”使用过“paradigm”，“语言游戏”原本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德文用语，维特根斯坦使之成为普通文化的一部分。
（xxi）我不知道库恩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读到了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但在哈佛和伯克利，库恩曾与富于原创且熟读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家斯坦利·卡维尔（Stanley Cavell）有过多次交谈。两人都承认，当年他们分享各自的看法和问题是重要的人生经历，
而“范式”肯定是他们讨论的一个话题。
与此同时，一些英国哲学家发明了一种幸好短命的所谓“范例论证”（paradigm-case argument），我认为这是在1957年问世的。当时对它有很多讨论，因为它似乎是反驳各种哲学怀疑论的一种新的一般论证。以下是对这种想法的诙谐模仿，应该还算公平。例如，你不能声称我们缺少自由意志，因为我们必须通过各种例子来学习使用“自由意志”这一表述，这些例子就是范式。既然我们通过范式来学习这一表述，而这些范式存在，所以自由意志存在。
总之，库恩写作《结构》时，“范式”一词在很大程度上还处于这种专门用法中。
“范式”一词已经唾手可得，而得到它的正是库恩。
（xxii）这个词是在《结构》第二章“常规科学之路”的开头即第11页引入的。常规科学建基于某个科学共同体所认可的先前的科学成就。在1974年的《再思范式》一文中，库恩再次强调，“范式”是与“科学共同体”一同进入《结构》的。
这些成就作为范例，告诉科学家应当做什么，应当提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是成功的应用，以及“观察和实验的范例”。
第10页列出的成就案例都是牛顿这等英雄级别的。但库恩越来越对规模小得多的一些事件感兴趣，它们属于小的研究者共同体。有的共同体很大，例如遗传学或凝聚态（固态）物理学的共同体。但这些共同体内部又有越来越小的群体，以至于最终有待分析的“共同体可能只有上百个成员，有时还要少得多”
。每个共同体都有自己的一组信念以及关于如何行事的模型。
所谓成就，除了令人瞩目，还必须：
1.“足够空前，因此能够吸引一批坚定的追随者”改弦更张；
2.它们是开放性的，有许多问题留待“重新界定的研究者群体去解决”。
库恩总结说： “凡是具有这两个特征的成就，我此后便称之为‘范式’ 。 ” （第11页，黑体强调为本文作者所加）
（xxiii）公认的科学实践（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实验和仪器）的例子为创造一种连贯的传统提供了模型，并且充当着最初构成科学共同体的信念。上述引文确立了《结构》的基本想法。范式是常规科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个科学共同体从事的常规科学，只要还有足够的工作可做，还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可以用传统认可的方法（定律、仪器等）来研究，就会继续下去。到了第12页结尾，终于开始转入正题。常规科学以一种范式为典型特征，该范式规定了共同体所研究的谜题和问题。一切运转良好，直到范式所规定的方法不再能应对一系列反常，遂产生危机并不断持续，直到有一项新的成就重新指导研究，充当新的范式。这就是“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你会发现，库恩在《结构》中常常称之为“范式改变”[paradigm change]，但事实证明，“范式转换”更悦耳易记。）
随着我们的阅读，这个简洁的概念变得越来越模糊，但存在着一个初始问题。在几乎任何一组事物里，都可以找到自然的类比和相似之处；范式不仅是一项成就，而且也是规定未来做法的一种特殊方式。玛斯特曼不仅列出了“范式”在《结构》中的21种用法，还可能第一次指出，我们必须重新考察“类比”这个概念。
一个共同体是如何由一项成就使其特殊的研究方式得以长存的？在《再思范式》一文中，库恩以其一贯的新颖方式作了回应。他讨论了“科学教科书每一章末尾的习题主要有什么用处，学生解这些习题能学到什么？”
如他所说，《再思范式》主要针对的正是这个始料未及的问题，因为他对这个问题的主要回答是，有太多自然类比能使一项成就规定一种传统。顺便提醒大家，他这里想到的是自己年轻时使用的物理学和数学教科书，而不是生物学教科书。
（xxiv）我们必须获得一种“能力，在看似不相干的问题之间找到相似之处”
。的确，教科书展示了许多事实和技巧，但并不能使任何人成为科学家。引导你的不是定律和理论，而是章末那些习题。你需要学会看出，这样一组看似不相干的问题可以用类似的技巧来解决。在解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你领会到如何继续使用“正确的”相似性。“学生发现一种方法，把眼前的问题看成他曾经遇到的一个问题。一旦看出这种相似或类比，就只剩下了操作上的困难。”
在《再思范式》中转向“书后习题”这一核心主题之前，库恩承认自己对“范式”一词的使用过于宽泛。于是他区分了“范式”概念的两类用法：整体的和局部的。局部用法是各种类型的范例，整体用法则首先聚焦于“科学共同体”概念。
在发表《再思范式》的1974年，他可以说，20世纪60年代发展起来的科学社会学为区分科学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经验工具。什么“是”科学共同体，这已不再是问题。问题在于，是什么把科学共同体的成员维系在同一个学科中工作？虽然库恩并没有这样说，但对于任何一个明确的共同体，这都是有待追问的基本社会学问题，无论此共同体是大是小，是政治的、宗教的还是种族的，或只是青少年的足球俱乐部，抑或是为老年人提供送餐服务的志愿者组织。是什么使这个群体保持为一个群体？是什么导致一个群体分裂成各个派别，或者分崩离析？库恩的回答都是：“范式”。
“是什么共有的要素使得专业交流不太成问题、专业判断相对无异议呢？对于这个问题，《结构》一书给出的回答是‘一个范式’或‘一组范式’。”
这里指的是整体意义上的“范式”，它由各种类型的信念和做法所组成，在这当中他强调了符号概括、模型和范例。所有这些在《结构》中都有提及，但并未详细阐述。你也许想快速翻阅此书，看看它是如何发展这种想法的。你可以强调，当一个范式陷入危机时，共同体本身是如何陷入混乱的。书中第84页引用了沃尔夫冈·泡利（Wolfgang Pauli）的两段动人的话，一段是在维尔纳·海森伯（Werner Heisenberg）的矩阵代数问世之前数月，另一段是在之后数月。在前一段话中，泡利感到物理学正在土崩瓦解，希望自己从事的是另一种行业；而几个月后，前进的道路已然明朗。许多人都有同样的感受，当危机处于高潮、范式遭遇挑战时，共同体也趋于瓦解。
在《再思范式》的一个注释中，库恩提出了一种激进的“再思”。
在《结构》中，常规科学始于一项能够充当范式的成就。在此之前有一个前范式时期，那时只有猜测，例如对于热、磁、电等现象的早期讨论，直到“第二次科学革命”为这些领域带来了各自的范式。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对热的讨论甚至包括了太阳和粪肥。正因为没有范式，人们根本无法理清事物的头绪，也没有一组商定的待解问题。
在《再思范式》的注释4中，库恩完全放弃了这一看法。他把这称为“用‘范式’一词来区分某一学科发展的早期和晚期阶段所导致的最具破坏性的”后果。培根时代对热的研究固然不同于焦耳时代对热的研究，但库恩现在断言，这种不同并不在于范式之有无。“无论范式可能是什么，任何科学共同体都拥有范式，包括所谓前范式时期的那些学派。”
在《结构》中，“前范式”的角色并不限于常规科学的开端，它在整本书中反复出现（直至第159页）。既然库恩已经放弃了之前的看法，那些部分都需要重写。你必须决定那是不是最佳策略。再思并不必然优于初思。
本章的完整标题是“反常与科学发现的出现”。第七章有一个类似的标题：“危机与科学理论的出现”。对于库恩的科学观来说，这些古怪的配对是不可或缺的。
常规科学并不旨在求新，而在于清理现状。它往往会发现它期待发现的东西。发现不会在运转正常时出现，而会在事物出岔子时出现。新奇事物（novelty）总是与期待背道而驰，简而言之，出现的是一种反常。
“反常”（anomaly）一词中的“a”意为“非”，比如在“非道德的”（amoral）或“无神论者”（atheist）中便是如此。“nom”则源于希腊语的“法则”一词。“反常”与似律的（lawlike）规则性相悖，更一般地与预期相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波普尔已经把“反驳”当成了其哲学的核心。库恩煞费苦心地指出，很少有单纯的反驳这样一种东西。我们总是倾向于看到期望的东西，即使它并不存在。要想真正看清一项与既定秩序相悖的“反常”，往往需要很长时间。
并非每一项反常都会得到重视。1827年，罗伯特·布朗（Robert Brown）通过显微镜注意到，漂浮的花粉颗粒不断地跳来跳去。在被纳入分子运动论之前，此现象只是被当作一种没有任何意义的反常。一旦得到理解，这种运动就成了分子理论的有力证据，而此前它仅仅是一种奇特的现象。许多现象都是如此，它们与理论相悖，却被搁置一旁。理论与数据之间总是存在差异，其中许多还很大。认识到某种东西是必须加以解释的重大反常，而不仅仅是一项迟早会弄清楚的偏差，这本身是个复杂的历史事件，而不是单纯的反驳。
危机与理论变化总是协同并进。反常变得难以处理，再大的修补也无法将其纳入既有的科学。但库恩坚持认为，这本身并不足以导致现有的理论遭到抛弃。“决定拒斥一个范式的同时，总是决定接受另一个范式。导致这一决定的判断不仅涉及范式与自然的比较，而且涉及范式之间的比较。”（第78页）接下来有一段话语气更强：“拒斥一个范式而不同时接受另一个范式，等于拒斥科学本身。”
危机涉及一段反常研究而非常规研究的时期，在此期间，“相互竞争的阐述迅速增加，愿意尝试任何东西，明确表达不满，求助于哲学，就基础进行争论”（第91页）。从这种纷乱中产生了新思想、新方法乃至新理论。库恩在第九章谈到了科学革命的必然性。他似乎在强调，倘若没有反常、危机和新范式这种模式，我们就会陷入泥潭。那样一来，我们根本不会获得新理论。对库恩而言，新奇是科学的一个标志；没有革命，科学就会退化。我们可以想想库恩在这一点上是否正确。科学史上大多数深刻的新奇事物都源于一场革命，并且具有《结构》所述之结构吗？用现代广告用语来说，也许所有真正的新奇事物都是“革命性的”。问题在于，《结构》是否为理解它们如何产生提出了一个正确的模板。
（xxviii）大多数人都承认，一个共同体或一个人的世界观会随着时间而改变。我们最多是对“世界观”这个过于浮夸的字眼感到不悦。它来源于德文词“Weltanschauung”，本身几乎已经是个英文词了。当然，如果真的发生过范式转换，观念、知识和研究计划都发生了革命，那么我们对自己所身处世界的看法也将改变。谨慎的人会说，发生改变的是人的世界观，世界本身并没有变。
但库恩想说的东西更有趣。革命之后，领域发生了改变，该领域的科学家其实是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工作。较为谨慎的人会说，那只是个隐喻。严格说来，世界只有一个，现在的世界就是过去那个世界。我们也许希望未来的世界会更好，但在分析哲学家所偏爱的一种严格意义上，它仍然是同一个世界，只不过有所改进罢了。在欧洲的大航海时代，探险家们将所到之地命名为新法兰西、新英格兰、新苏格兰、新几内亚等等，这些地方当然不是旧的法兰西、英格兰和苏格兰。在这种地理和文化的意义上，我们谈论旧世界和新世界，而当我们考虑整个世界即所有的一切时，就只有一个世界。当然，世界不止一个：我与歌剧女主角或说唱歌手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因此，谈论不同的世界很容易出现混淆，它可能意指各种各样的事物。
在第十章“革命作为世界观的改变”中，库恩努力以我所谓的“试验”模式来处理这种隐喻，不是断言如此这般，而是说，“我们也许想说”如此这般。但他的意思绝不只是我刚才提到的任何隐喻。
1.“……我们不由得要说，哥白尼之后，天文学家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第117页）
2.“……我们不得不说，发现氧气之后，拉瓦锡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工作。”（第118页）
3.“[化学革命]结束后……数据本身已经改变。正是在这最后一种意义上我们说，革命之后的科学家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工作。”（第134页）
在第一段引文中，他想表达的是，天文学家“用旧仪器观看旧对象”（第117页），却能轻而易举地观察到新现象，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xxix）在第二段引文中，他闪烁其词地说，“既然没有理由假定自然固定不变”，变的只是[拉瓦锡的]看法，我们不得不说，“拉瓦锡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工作”（第118页）。这里，（如我这等）古板的批评者会说，我们并不需要“自然固定不变”。诚然，自然是变动不居的；我在花园里修剪花草，此时的一切已不同于五分钟之前的样子，因为我已经除去了一些杂草。然而，只存在着一个世界，这可不是一个“假说”——我在这个世界里修剪花草，拉瓦锡也在这个世界走向断头台。（但那是一个多么不同的世界啊！）可以看到，事情会变得多么混乱。
至于第三段引文，库恩解释说，他并非是指更为复杂精确的实验提供了更好的数据，尽管这并非毫不相干。这里争论的是道尔顿（John Dalton）的论点，即元素以固定比例结合成化合物，而不仅仅是混合物。多年以来，这与最好的化学分析结果一直不相容。当然，由此一来就不得不改变概念：物质的结合若非以大致固定的比例进行，就不是化学过程。要想弄清楚这一切，化学家必须“迫使自然就范”（第134页）。这听起来的确像是改变世界，尽管我们也想说，化学家所研究的那些物质与亿万年前地球冷却成型时的地表物质是同样的东西。
阅读这一章时，您会发现库恩的意图逐渐清晰起来。但您必须判断，何种形式的言辞适合表达他的思想。“只要你知道自己的意思，随便怎么说都行”这一格言似乎是适当的，但也不尽然。谨慎的人也许会同意，革命之后，科学家会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世界，对世界的运作方式有不同的感受，注意到不同的现象，困惑于新的难题，以新的方式与世界互动。库恩想说的不止于此。但付诸文字时，他又执着于“试验”模式，执着于一个人“也许想说”什么。他从未白纸黑字地断言：拉瓦锡（1743—1794）之后，化学家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道尔顿（1766—1844）之后，化学家生活的世界再次不同。
关于不同的世界，从未有过激烈争论，但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议题却掀起了一场争论的风暴。撰写《结构》时，库恩在伯克利。我曾经提到，卡维尔是他亲密的同事。打破旧习的保罗·费耶阿本德也在那里，他以《反对方法》（Against Method，1975）一书和宣扬科学研究中的无政府主义（“怎样都行”）而著称。他和库恩公开讨论过“不可公度”一词，并曾惺惺相惜、引为同道，但此后却分道扬镳。结果导致了一场激烈的哲学混战，争论的是相继的（革命之前和之后的）科学理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相互比较。我认为相比于库恩的任何说法，费耶阿本德的浮夸言辞更能为这场混战火上浇油。另一方面，费耶阿本德放弃了这个论题，而库恩却念兹在兹，直到晚年。
也许关于不可公度性的论战只可能发生在逻辑经验主义所搭建的舞台上。库恩撰写《结构》时，逻辑经验主义正是科学哲学中流行的正统。这是一种偏重语言学的思路，焦点在意义。以下是对这种思路的一种过分简单化的模仿。我并不是说有人发表过如此天真的言论，但它的确把握了要旨。有人认为，对于可观察的事物，我们用手指着就能学习其名称。但对于电子这样无法指认的理论实体，情况又该如何呢？我们被告知，其意义只能得自于它们所出现的理论语境。因此，若是理论变了，意义也必定会变。于是，有关电子的同一句陈述在不同的理论语境下有不同的意义。如果一种理论说这句话是真的，另一种理论说它是假的，这并不存在矛盾，因为这句话在两种理论中说的是不同的事情，无法进行比较。
（xxxi）人们常常以质量为例对这个议题进行争论。“质量”一词对于牛顿和爱因斯坦都是至关重要的。对于牛顿，人人皆知f=ma，而对于爱因斯坦，人人皆知E=mc 2 。但后者在经典力学中没有意义。因此，（有人强调）这两种理论其实是无法比较的，因此（一个更糟糕的“因此”）偏爱一种理论甚于另一种并无理性基础。
于是，有些人指责库恩否认了科学的合理性，另一些人则将他誉为新相对主义的先知。这两种想法都是荒谬的。库恩对这些议题作过直接回应。
理论应当能够作出准确预言，应当一致，涵盖面广，以有序而融贯的方式呈现现象，并能卓有成效地表明新的现象或现象之间的关系，这是库恩和整个科学家（更不用说历史学家）共同体都赞同的五种价值观念。这便是（科学）合理性的部分实质，在这方面，库恩是一位“理性主义者”。
对于不可公度性学说，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学生们在高中学习牛顿力学，在大学物理系学习相对论。火箭是按照牛顿力学设计的，大家说牛顿力学是相对论力学的一个特例。早先改信爱因斯坦的人对牛顿力学烂熟于心。那么，是什么东西不可公度呢？
在《客观性、价值判断和理论选择》一文的结尾，库恩“径直断言了”他一向的说法。“拥护不同理论的人，彼此之间的交流有很大限制。”此外，“一个人从拥护一种理论转向拥护另一种理论，最好被称为改信而不是选择”（同上书，第338页）。那时人们对于理论选择极为热衷；许多参与争论的人的确主张，科学哲学家的首要任务就是对理性的理论选择的原则进行确认和分析。
（xxxii）库恩所质疑的正是理论选择这一观念。说某位研究者选择了一种他据以工作的理论，通常近乎无稽之谈。新入学的研究生或博士后确实要选择实验室来掌握本行的工具，但他们并不因此就选择了一种理论，即使他们是在选择未来的生活道路。
拥护不同理论的人虽然有交流上的难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无法比较其专业成果。“无论新理论在传统的拥护者们看来是多么不可理解，展示这些令人难忘的具体成果至少也能说服少数人，他们必须发现这些成果是怎样取得的。”（同上书，第339页）还有一个现象，若不是因为库恩的思想，可能也不会有人注意。那就是大规模的研究，比如在高能物理学中，通常需要许多在细节上彼此隔膜的专业人士之间的协作。这种协作是如何可能的呢？他们逐渐形成了一种类似于克里奥尔语的（creoles）“交易区”（trading-zone），当两个非常不同的语言群体进行交易时，这种“交易区”就出现了。
（xxxiii）库恩渐渐意识到，不可公度性概念有意想不到的帮助。专业化是人类文明的一个事实，也是各门科学的一个事实。在17世纪，我们习惯于多用途的期刊，其原型是《伦敦皇家学会哲学会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多学科的科学今天继续存在，《科学》和《自然》等周刊便是明证。然而在我们进入电子出版时代之前，科学期刊就一直在激增，每一种期刊都代表着一个学科共同体。库恩认为这是可以预见的。他说科学是达尔文式的，革命往往类似于物种的形成，一个物种分化成两个，或者一个物种持续存在，但有一个变种暗地里遵循着自己的演化之道。在危机中可能会出现不止一个范式，每一个范式都能包容一组不同的反常，并且扩展到新的研究方向。随着这些新的学科分支的发展，每一个学科分支都有自己的成就作为研究范例，不同学科分支的研究者越来越难理解彼此所做的事情。这并非深奥的形而上学观点，而是任何从事实际工作的科学家都熟悉的一个事实。
正如新物种的典型特征是不杂交繁殖，新学科彼此之间也在一定程度上无法理解。这是对不可公度性概念的有实际内容的应用，它与关于理论选择的那个伪问题毫无关系。库恩晚年一直试图通过一种新的科学语言理论来解释诸如此类的不可公度性。他骨子里是物理学家，他提出的理论也有同样的性质，即试图把一切事物都归结为一种简单而抽象的结构。这种结构视《结构》为理所当然，却与之大相径庭，但它同样反映了这位物理学家的强烈欲望，要把各种现象清晰地组织起来。这一工作尚未发表。
人们常说，库恩彻底推翻了维也纳学派及其继承者的哲学，开创了“后实证主义”。但他使维也纳学派的许多预设得以长存。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最著名的著作名为《语言的逻辑句法》（The Logical Syntax of Language）。可以说，库恩晚年的工作也在致力于探讨科学语言的逻辑句法。
科学的进步是跳跃式的。对于许多人来说，科学的进展乃是进步的缩影。要是政治生活或道德生活能像这样就好了！科学知识是积累性的，在以前的基础上攀登新的高峰。
（xxxiv）这正是库恩对常规科学的描绘。它确实是积累性的，但革命摧毁了这种连续性。随着一种新的范式提出一组新问题，旧科学做得不错的许多事情可能会被遗忘。这的确是一种无可置疑的不可公度性。革命之后，研究主题可能会发生重大转变，因此新科学根本不会讨论所有旧主题。许多曾经适当的概念，它可能也会将其修改或抛弃。
那么进步如何体现呢？我们原以为科学是在自己的领域朝着真理迈进。库恩并没有挑战对常规科学的这种构想。他的分析原创性地解释了，为什么常规科学这种社会建制能自行快速进步。然而革命却有所不同，它们对于另一种进步是必不可少的。
革命改变了研究领域，甚至（根据库恩的说法）改变了我们用来谈论自然某个方面的语言。无论如何，它转向自然的一个新的部分进行研究。由此库恩给出了他那句格言：革命通过 远离 先前陷入重大困难的世界观而进步。这种进步并非朝向预定的目标，而是远离曾经运作良好，但已不再能处理自身新问题的旧框架。
“远离”似乎对那种主导的科学观念提出了质疑，即科学旨在追求关于宇宙的
唯一
真理。认为关于万事万物有且只有一种完整的正确解释，在西方传统中根深蒂固。它源于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所谓人类探究的神学阶段。
在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宇宙论的通俗版本中，关于万事万物只有一种正确的完整解释，即神所知道的东西。（哪怕是一只麻雀的死，神都知晓。）
（xxxv）这种意象转移到了基础物理学中，许多物理学家可能自豪地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却理所当然地认为只存在一种关于自然的完整解释有待发现。你若认为它言之有理，它就成了科学进步所 朝向 的理想。于是，库恩说进步是一种“远离”，似乎是完全错误的。
库恩拒绝接受这种图景。他在《结构》第170页问：“设想存在着一种完整、客观、正确的对自然的解释，并认为对科学成就的正确衡量就是它在多大程度上使我们接近了这个终极目标，这真的有帮助吗？”许多科学家会说当然有帮助，这正是他们理解自己所做的事情和为什么这些事情值得做的基础。但库恩这个修辞性的反问过于简略，读者仍需继续思考这个问题。（我本人也有库恩这种怀疑，但这个问题并不容易，不能仓促作答。）
库恩并不认同“存在着一种完整、客观、正确的对自然的解释”。这是否意味着他也不认同真理呢？绝对不是。正如他所指出的，除了在引用培根的话时，《结构》对真理未置一词（第169页）。热爱事实的智者在试图确定某事物的真理性时，不会陈述一种“真理理论”，他们也不应这么做。熟悉当代分析哲学的人都知道，有数不清的真理理论在相互竞争。
库恩的确拒绝接受那种简单的“符合论”，即声称真陈述符合关于世界的事实。大多数头脑冷静的分析哲学家可能也会拒绝接受这种理论，因为它明显存在循环论证——除非把陈述表述出来，否则无法指明与该陈述相符的事实。
（xxxvi）20世纪末，怀疑主义浪潮席卷美国学术界，许多颇具影响的知识分子否认真理即美德，并且视库恩为盟友。这些思想家非要给“真理”一词加上引号（无论在字面意义上还是比喻意义上），否则不愿写下或说出这个词，以表明这个概念害处太大、让人惧怕。许多爱好深思的科学家尽管非常赞赏库恩关于科学的大部分说法，却认为他鼓励了真理的否认者。
《结构》的确大大推动了科学的社会学研究。其中一些工作强调事实是“社会建构的”，从而堂而皇之地加入了否认“真理”的队伍，保守科学家所声讨的正是这些工作。库恩明确表示，他本人非常厌恶这种对其工作的发展。
请注意，《结构》中并没有社会学。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科学共同体及其实践处于全书的核心，与范式一道于第10页出现，直到全书最后一页。科学知识社会学在库恩之前就有，但在《结构》之后开始迅速发展，并且引出了今天所谓的“科学学”（science studies）。这是一个自生领域（当然有自己的期刊和社团），包括一些科技史和科技哲学工作，但其重点是各种社会学进路，有些是观察性的，有些是理论性的。库恩之后，关于科学的原创性思考大都有一种社会学倾向。
库恩对这些发展持否定态度。
在许多年轻的研究者看来，这令人遗憾。我们不妨将其归因于他对这一领域发展初期的困难感到不满，而不是贸然引入乏味的父子斗争隐喻。库恩留下的一项非凡遗产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科学学”。
（xxxvii）《结构》起初是作为《国际统一科学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Unified Science）的第2卷第2期发表的。其第一和第二版的扉页（第i页）和目录页（第iii页）都写明了这一点。第ii页还列出了关于《国际统一科学百科全书》的一些事实，比如28位编辑和顾问的名单。其中大多数人的名字即使在50年后的今天也耳熟能详，如塔斯基、罗素、杜威、卡尔纳普和玻尔等。
这部《国际统一科学百科全书》是纽拉特及其维也纳学派成员所发起的一项计划的一部分。为了躲避纳粹迫害，它从欧洲转移到了芝加哥。
根据纽拉特的设想，它至少有14卷，包括由专家撰写的许多短篇专著。库恩交稿时，它才出到第2卷的第一部专著。此后，这部《国际统一科学百科全书》便陷入垂死状态。大多数评论家都发现，库恩在这里发表《结构》颇具讽刺性，因为《结构》破坏了隐含在该计划背后的所有实证主义学说。对此，我已经表达了不同看法，认为库恩继承了维也纳学派及其同时代人的预设，保持了其基本原则。
此前，只有少数专业人士才去读《国际统一科学百科全书》的专著。不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是否知道《结构》所引发的轰动？1962—1963年，《结构》售出919册；1963—1964年售出774册。次年，《结构》平装版售出4825册，此后便居高不下。到了1971年，《结构》第一版总共售出超过9万册；其后的第二版（增加了“后记”）延续了这一势头。到了1987年年中，出版25年来，《结构》的总销量已近65万册。
有一段时间，人们把《结构》列为引用率最高的出版物之一，其表现不亚于通常涉及的《圣经》和弗洛伊德的著作。新千年到来之际，《结构》常常出现在各大媒体开列的五花八门的“20世纪最佳著作”榜单上。
更重要的是，《结构》的确真正改变了“现在支配我们的科学形象”。永远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