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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央级文艺理论“指导刊物”，《文艺报》长期自觉承担规范制定者和阐释者的角色，并直接受中宣部管理。而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机关刊物的普遍现实。故洪子诚感叹说：“在这个时期，难以能从同一，或不同的刊物中，看到竞争的、矛盾的信息和观点的表达。”
然而，此说只能看作大略之论，实则各刊物的复杂性与特殊性仍然超出想象，譬如《文艺报》在冯雪峰主编时期（1952.1—1954.12）即多有“竞争的、矛盾的信息和观点的表达”。这尤其体现在冯在该刊发起的“关于创造新英雄人物问题的讨论”中。这一讨论当时颇引人注目，在当代文学理论发展史上也堪称“关键性”论争。对此，学界已有所研究，但不无误读。比如有论者以为：“这几次一定规模的讨论，为新英雄人物的创造规定了具体的模式。”
此种观点与冯雪峰在讨论中的“微言大义”几乎南辕而北辙。其实，此次讨论深刻反思了周扬有关“新的人民的文艺”的阐释以及当时渐成“成规”的人物叙述规范，且直接促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自我调整，构成了其内在的张力与丰富性。
冯雪峰1952年1月接替丁玲主编《文艺报》。如前所述，此事与胡乔木的安排有关。新中国成立初年，作为文艺界实际负责人（1954年前周扬在文艺界地位低于胡乔木），胡乔木安排冯雪峰接任《文艺报》主编，其实有在文艺界掌握资源、维持优势的个人考虑。不过，冯雪峰与同样深受胡乔木提携的丁玲颇有差异。这表现在，尽管冯雪峰比较接受胡乔木的领导，但这并不意味着冯像丁玲那样内心多少“燃烧”着仕进的热情。恰如丁玲早年的评价：“（雪峰）对于名誉和地位是那样的无睹。那样不会趋炎附势，培植党羽，装腔作势，投机取巧。”
这是切实的判断——在中国男人甚至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冯雪峰都堪称优异的“少数”：他没有政治手腕，也没有兴趣有此“手腕”。新中国成立以后，他的人生热情主要集中在文学事业，譬如鲁迅研究与《鲁迅全集》汇编，譬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译事业。这意味着，冯雪峰主编《文艺报》与丁玲必有较大的不同。如果说，丁玲主编时有比较明显的靠近组织、凸显自己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权威阐释者的现实考虑的话，那么冯雪峰则更多是对当时日渐机械、教条的文学运行现状忧心忡忡。所以，出任《文艺报》主编以后，冯雪峰暗中对《文艺报》作了重大“变政”，即有意识“调校”文学朝向政治/政策不断“陷落”的危险趋势。这既表现在削减“读者来信”、压制恶评、“酷评”等细微举措上，也表现在组织声势颇大的“新英雄人物讨论”上。后者集中在1952年，是当代文学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最积极有力的自我反思之一。
但这并不意味着冯雪峰不赞同自毛泽东、周扬以降的关于“新英雄人物”的提倡。恰恰相反，作为党的资深文艺理论家，冯雪峰历来都极为重视文学对于正面人物（英雄人物）的塑造。他明确表示：“创造正面人物，即描写先进分子或把英雄人物的高贵品质加以突出的描写，以教育全体人民，这是我们的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最根本的任务。”
这些表述同《讲话》或周扬的阐释并无差异，包含着“新的人民的文艺”的基本要求。是怎样的“要求”呢？这涉及“新的人民的文艺”的双重起源。一方面，它是作为“弱者的武器”的阶级动员的叙事，另一方面，它又是民族主义的动员叙事。而这两方面的斗争，无论下层阶级争取生存的斗争，还是积贫积弱的民族争取独立，都要求其文艺承担“正面假象”的生产。对此，敏米的研究颇值得借鉴。他认为，由于欧洲殖民者对非洲人的文学表述总是不真实的“负面假象”，非洲人文化反抗的最有效方式就是“翻转”之并制造与之对立的“正面假象”：“代替殖民者强加在受殖者身上的负面假象的，是受殖者为自己塑造的正面假象。”而此种逆转也合理地发生在阶级文学之中：“针对无产阶级的负面假象，也有一个正面假象。”
故而对于“正面假象”（英雄人物）的生产，是第三世界文学也是延安以降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普遍的叙事实践。而对此，林默涵在1947年曾有清晰的论述：
在旧的文艺作品中，并不是完全不写工农，但在那里，工农的姿态是被凹凸歪扭的镜子映照出来的，不是被写成恶徒，便是被画成小丑，他们永远是被讥笑和玩弄的对象。……这是压迫者的立场和观点。他们这样描写的目的是很显然的，就是要证明：工农是天生成的活该受压迫的人们。有的是采取了同情的态度，一面讥嘲，一面却也含着泪珠，要引起人们的恻隐之心，救救这些可怜的人们。这是人道主义者的立场和观点。但我们既反对前者，也不要后者。我们的作家的立场，应该就是工农大众自己的立场。
事后看，林默涵所谓的“工农大众自己的立场”未必能够真正实现，且“对由学院、知识分子垄断的文学等级观念构成了强有力的冒犯”
，但它更多的是社会主义文化实践的内在必然。对于这种新型的叙事实践，冯雪峰显然是支持并努力促成的。
不过，在冯雪峰看来，创造作为“正面假象”的英雄人物，并不等于抛开“生活的深刻性”而彻底虚构。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部分理论家的确渐有向壁虚构之嫌。譬如陈荒煤表示：“这些在革命斗争的英雄，数以千万计，不是像我们某些作品中所表现的，还只在改造和生长的过程中。无数的英雄已经成长为中国革命斗争的最优秀的典型人物。”
胡丹沸甚至认为：“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发现不了新人物，不是新人物不存在，是我们的眼睛有毛病，思想感情上还有问题存在。”
相应地，在新中国成立的巨大喜悦中，“偏爱美德”的“风尚”也扎下根来，“革命者像清教徒或雅各宾派一样偏爱美德。这种偏爱构成了乐观主义的革命者用自己的纯洁性去要求他人的革命者的特性”
，许多读者甚至不能接受作家对英雄缺陷、缺点的描写。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由此迅速严重起来，英雄逐渐有“通体光明”的倾向。而丁玲主编时期的《文艺报》可说是公式化、概念化主要的推波助澜者。对此，冯雪峰颇有警醒。1953年，他在一篇未公开刊行的文章中说：“在这几年的创作上，现实主义显得特别薄弱。除去极少数的几种，我们作品上的真实性是非常低的。”
这种忧思或不为文艺主管部门所乐见，但它更多地代表了冯氏对当时文学可贵的观察与诊断。故他接任《文艺报》主编不久即开始组织“新英雄人物讨论”，几乎是势所必然。自1952年5月至12月，在冯雪峰、陈企霞的策划下，《文艺报》发表大量讨论文章，造成了广泛影响。对此，十多年后的批判材料称：“在这次讨论中，《文艺报》借口反对所谓‘简单化’倾向”，“宣传了极为错误的意见”。
1952年第9期《文艺报》正式开辟“关于创造新英雄人物问题的讨论”专栏。“编辑部的话”明确将“讨论”矛头指向当时文艺界的一些“不妥当的看法”：“有些意见在提倡大力表现新英雄人物的同时，由于对问题各方面缺少比较全面的观察，因而是笼统的、或者几乎是绝对的来反对触到生活中落后现象，反对处理落后‘人物’的‘转变’问题，从而就在实质上否认了生活中的矛盾与斗争。”所谓“不妥当的看法”最易让人联想到的，就是周扬等文艺界领导人关于少写或不写英雄缺点的专门谈论。冯雪峰如此开门见山，敏感者不难“嗅”到其中的令人不安的气息。或因此故，参与这场讨论的就主要是青年评论者和读者，而少见知名评论家的身影。如在此问题上多有阐解的陈荒煤、林默涵等，都未参与其中。
1952年第9期《文艺报》刊出四篇文章，其立场与“编辑部的话”都颇为切近，估计是冯雪峰征集而来。其中，曾炜明确反对“不能写缺点”的“戒律”：“缺点是可以写的，问题是我们怎样看待缺点，是否首先表现了英雄人物的优良品质的一面，在首先表现了好的一面的基础上来写缺点是可以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的党支部书记，他是有缺点的，但他给读者的深刻印象就是有着坚强的党性，使读者对他发生爱”。
当然，当时主流批评反对“写缺点”往往是以“从落后到转变”已沦为公式为借口的。对此，梁汉从生活真实发出质疑：
有一位同志在他的作品中，为了不丑化英雄，为了使英雄不仅有优美的品质而且有优美的形象，就故意删改了描写英雄所遭到的困难的一段……这不禁使人怀疑：为什么不能在文艺作品中批判生活里实际存在的错误思想倾向，或者表现困难的发生与克服过程呢？难道生活本身不是充满了千变万化的复杂的矛盾运动的吗？在革命军队的内部或个别的革命人物的身上，难道没有先进的与落后的、无产阶级的与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吗？……简单地提出不许写“落后转变”，是不恰当的，因为这种说法是有片面性的。
董晓天则从矛盾论出发挑战反对写“落后到转变”的观点：“现实生活是如此丰富而多样，而一切事物都是包含着矛盾和处在不断的发展中的。”他指责主流批评导致荒谬的结果：“譬如说，一篇作品中所描写的许多农民中有一个农民有一种落后思想，他就会不加考虑地指责道：‘难道我们的英勇、勤劳的农民是这样的吗？何等的歪曲！’甚至认为这是一种有意的侮辱”，“（这）就不能使自己对这些作品有正确和全面的认识”。
在第9期四篇讨论文章中，李树楠的文章最具理论深度。其实不准写缺点也好，反对写“从落后到转变”也好，都是以本质主义理论作为根据的。故李树楠批评主流观点是静止、片面的，转而提倡历史主义的态度：“譬如有这样的说法：写从落后到进步的转变，是公式主义，是文艺创作中的不良倾向和危险倾向，因为它否认事物的本质，分不清前进与腐朽的界限。又如有这样的说法：写人民群众应该歌颂他们的优秀品质，才能教育人，至于那些落后的现象是个别的、偶然的，所以就不必去描写。又说：只有英雄才是典型人物，等等。我以为这种种说法和提法是片面的，并且是错误的。我想，只要不是对现实闭着眼睛的人，就不会否认，我们今天的现实中每天都是在涌现着新的英雄的，他们推进了生活前进，改变了生活的面貌，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只有英雄才是典型，也不能说写从落后到进步的转变就是否认事物的本质”，“这种论点和说法，我以为都否认了现实生活的丰富与复杂，否认了现实中存在着的多种多样的矛盾与斗争，而把现实生活简单化和抽象化，也就是教条主义化了。譬如‘认为写从落后到进步的转变就是否认事物的本质’，这说法实在够糊涂。难道说事物发展到今天就静止、凝固不动了么？难道现实生活已经是那样地完美无缺，既无矛盾也无困难也不再前进了么？难道说事物中落后与进步和新旧因素的斗争是非本质的么？而且，事物的本质，难道不恰恰在落后与进步、旧与新的矛盾斗争中么？显然，否认了事物的本质的，不是别人，而是这样说法的本身。我们今天新的生活并非自天而降，生活中所出现的新人物也并非生来就成长为英雄的。革命的英雄是革命斗争的产物。所以，和这些看法恰恰相反，这一切正是在和客观、主观世界中所存在着的旧势力顽强斗争后才产生出来的，历史、生活的真实就是如此。”
凯尔纳认为：“媒体文化是一种诸种再现之间的竞赛，这些再现重现了现存的社会斗争。”
显然，冯雪峰主动挑起的这场讨论，不仅是观点分歧，同时也是不同文学力量之间“社会斗争”的一部分。一个月后，解放军评论家张立云对第9期各篇文章发起了反批评。张立云频繁援引毛泽东、日丹诺夫、斯大林等的论述
，明确质疑第9期“编辑部的话”，认为反对写“落后到转变”甚为必要，并将此现象“上纲”为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以‘落后到转变’作为主要的创作题材……还有文艺工作者主观上的原因。那就是：小资产阶级的东西，不容易理解新的英雄人物。在他们看来，写新东西还不如写旧东西来得顺手；写前进思想、前进人物远没有写落后思想、落后人物来得熟悉。所以，就在一些比较写得好的作品中，你仍可以看到：对落后现象刻画得是生动的、细微的；对转变过程写得是粗疏、简单的；对进步现象写得是概念的、模糊的。”
应该说，此说并非没有道理。的确，承“新文学”而来的“小资文人”（包括冯雪峰），几乎本能地就可从“工农兵”的神圣面影下发现阿Q的浓厚底色。这也是客观事实，但张立云不能接受。在以“资产阶级思想”将之轻率打发以后，张还将落后、动摇等词语与“英雄”隔离开来：“动摇，那是小资产阶级的特点，不是革命战士、人民英雄的特点。站在人民立场上的革命文艺工作者，有必要对之加以区别。但这并不是说，在我们的文艺作品中不能写革命阵营中的动摇分子”，“但必须是当作变节、叛变分子来写他们；他们只能是被否定的，不能是被肯定的人物”。
今天看来，张立云的观点有些不可思议，所谓动摇“不是革命战士、人民英雄的特点”之说不太经得起推敲，但他言之凿凿。不过这未必是教条主义所致，亦有可能只是把特定的“思想和‘再现体系’”作为“争取其利益的话语‘弹药库’的组成部分”
的“酷评”而已。但张的论点无疑给讨论树立了标靶。在与张文同期刊出的“编辑部的话”中，冯雪峰也援引《人民日报》社论，提出对“脱离群众脱离生活”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进行“必要的批判”：“正如《人民日报》社论《继续为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文艺方向而斗争》中所指出的，目前文艺界所存在的思想混乱的状况，主要是表现在两方面：‘首先，也是主要的，是资产阶级思想对于革命文艺的侵蚀。这表现为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追求资产阶级的艺术形式，追求小资产阶级的庸俗趣味，在虚伪的化装下，宣传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错误思想以至反动思想。’‘其次，和上述倾向似乎相反，而实际上也是脱离群众脱离生活的，便是文艺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所以，在讨论怎样更好地描写新英雄人物的问题的时候，就应当对上述的两种阻碍革命文艺健康发展的错误倾向进行必要的批判。”
显然，以张立云为代表的写“新的人民英雄”的观点，被冯雪峰列入了第二类“脱离群众”的倾向，是公式化、概念化的极佳样本。然而，第11—12期合刊号并未变成对张立云的集中批评，而更像一场混战，呈现出“你争我夺”的媒体文化的特征。其中，鲁勒比较支持张立云，认为“从落后到转变”沦为公式也是实情：“既然是‘落后’，在作者的观念中，必然是想家，想老婆，怕吃苦，怕死，怕行军……表现出来的形象则必是歪带军帽，不扣钮子，愁眉苦脸，吊儿郎当，装病偷懒，闹不团结，满嘴怪话，违犯纪律，反抗上级”，“这就形成了‘满篇落后相，处处怪话声’的作品”，“所谓‘转变’也成了一个公式”，“新的写得暗淡无光，旧的却是淋漓尽致，加以有意无意的歪曲，就形成宣扬丑恶与隐蔽美丽的结果”。
周立波也认为工农英雄多是有着“内在的纯洁、优美和强韧的英雄人物”，“觉悟不高的一些工农兵是有缺点的”，“（但这）不是他们的基本的东西，不能把这当做他们的本质的特征”。
但评论家蔡田认为不许写“落后转变”已造成不良影响：“文艺批评要实事求是。正如董晓天同志所说，不许写‘落后转变’的口号‘已经在一部分文艺工作者和读者中间起着不好的影响。’有些作者和读者，就死抱着这一个条文去进行创作，去衡量别人的作品。也有一部分作者和读者，虽然从理论到实践都不同意这个有片面性的条文，但又恐怕被人认为是主要要多多描写黑暗，就宁愿缄口不言。”
武汉电信局职工王宗德则以单位发生的真实的转变事迹批评不许写“落后转变”：“如果只简单地提出不许写‘落后转变’，也是不恰当的。因为一个英雄人物的成长，个人的进步与提高，是有其一定的斗争过程（也包括思想斗争）”，“如‘三反’‘五反’运动中，店员检举奸商，有些店员在开始时，是有些顾虑的”，“如怕失业，怕报复，拿不开情面等等。经过一定时期的启发帮助，店员工人们觉悟提高了，阶级界线划清了，坚定了自己的阶级立场，因而大胆地毫无顾虑地检举奸商。我们写文艺创作，描写店员的思想斗争和认识逐步提高而检举奸商，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李晴将无“落后”之累的先进人物讽为“无本之木”：
他们也高呼要“大力创造新人物”，但是却反对写困难，写矛盾，他们的理由是：“我们的战斗刚刚得到胜利，我们需要得到休息。不要再拿什么困难和矛盾来折磨（！）人民吧，给他们一点轻松的东西！”他们笔下的“新”事物，就是一帆风顺，天下太平；他们笔下的“新”人物，缺少血肉与思想。……这种“新”人、“新”事，难道不是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吗？
同期《文艺报》还刊出“读者来信综合”：“通讯员庄进辉说：‘在我所读到的一些文艺批评中，有的要求背景像湖水一样平静澄清，连一个脏的泡沫都不许有，而积极人物则须像天仙似的无瑕，我认为这是脱离实际的想法。……我想他们恐怕只是从‘新中国的一切都是好的’这一抽象概念出发，而对新人新事是怎样成长和发展的情况并不清楚，于是只好用概念和僵硬的条文来套作品了。’读者崔世杰说：‘如果为了恐怕歪曲英雄，歪曲新的人物，而避免写人民生活中的斗争，使他不遇到困难，避免写英雄的成长过程，那么，这也是犯了公式主义。’”
应该说，在1952年11—12期合刊号上的“混战”中，由于工人、读者的群众身份，由于“编辑部的话”包含的倾向性意见，主张写缺点、尊重“生活深刻性”的观点还是略占上风。而两派意见的对垒，多少反映出“新的人民的文艺”内部正统延安文人与前左翼文人之间的抵牾与博弈。而后者，多少有着“驳斥”“官方叙述、权威说法”并“竭尽一己之力尝试诉说真话”
的意味。
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冯雪峰从根本上不大认同《讲话》。事实上，冯雪峰努力为之的，是在“新的人民的文艺”内部纳入启蒙资源，实现革命与启蒙的对接。换言之，冯雪峰对“新英雄人物”的理解是与“国民性重铸”相联系的，而非简单地用“正面假象”替代“负面假象”。作为鲁迅友人兼学生，冯雪峰对民众的理解首先是启蒙式的。对此，日后姚文元对冯雪峰的批判可作为很好的参考：“冯雪峰眼光中的人民却是这样的麻木的……例如第一，是‘麻木’，他认为在‘独裁的反动的残酷的统治之下’，人民已经变成‘冷酷到失去知觉的麻木的忍受’……第二，是‘善良’，他认为中国人民从‘长久而沉重的蹂躏与压迫之下而仍得生存下来’，‘几乎忘记了一切’，变成了有一种彻底的奴隶性的‘驯服而善良’的人，变成了只知道‘做一个循规蹈矩的好人’；第三，是‘恐怖主义’，他以为人民对反动统治的反抗是‘以恐怖主义对待恐怖主义’。”
姚文元的总结堪称简洁、准确。的确，在冯眼中，中国民众肩负着千年精神负荷，而新的英雄正是在现实的矛盾、斗争中与这些负荷不断“搏击”而诞生的，新的“国民性”也只有通过新与旧的冲突、光明与黑暗的“肉搏”才得以诞生。在此意义上，冯雪峰认为承续延安而下、以歌颂为主的“新的人民的文艺”的“真实性是非常低的”。不难看出，冯雪峰的讨论和《讲话》也可说是“代表不同利益和不同力量的媒介观点”并“在媒介文本中进行着较量”，
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内部不同取向之间的对话。亦因此故，与《文艺报》以往在文艺运动上“对下边影响很大，有的都被当作学习文件”
不同，“新英雄人物讨论”却被众刊物小心地“绕道”而去，唯有故人丁玲在《人民文学》上作了一次呼应，但重量级人物普遍沉默。尽管如此，冯雪峰、陈企霞仍坚持初衷，继续推进讨论。
1952年第13期，《文艺报》又刊出安理、余树声、周良沛文章。安理回忆：“去年，我们文工团创作了一个反映部队守卫海防的多幕剧《在祖国海岸线上》，参加四野全军会演，全剧没有一个反面人物”，“在对部队战士演出时很多人没看完就走了”，“为什么会写成这样呢？就因为当时思想上有哗众取宠的想法：‘一定要写英雄，要这样写或者那样写，一定不要写落后或缺点，这样，至少不会受批评’”，“这样，虽然‘英雄满台’，实际上没有表现出什么真正能给人以教育的英雄”。
可见，缺乏缺点、缺乏内在斗争的英雄，很难产生艺术魅力。余树声亦有同感，并将此种现象批评为“反现实主义”：“不写出英雄人物无产阶级思想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不写出英雄人物对落后现象的不妥协的斗争过程，这难道能算真实地历史地反映了现实吗？”
为避免此种“错误”，余倡议学习毛泽东的《矛盾论》。但究其实，此“反现实主义”之批评与冯雪峰一年后在二次文代会大会报告草稿（被毛泽东弃用）中表述的观点如出一辙。与安理、余树声直接批评张立云不同，周良沛倒先承认其合理性：“那时，我觉得我们的文艺创作已经形成一种倾向。这倾向就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否认事物的本质中的主要方面，错误地夸大和渲染‘光明中的黑暗面’和凭空臆造不合理的‘落后到转变’。针对这种倾向，提出了‘写英雄，写光明’，要作家写新人物、新感情，是很对的。”
不过他明显是“欲擒故纵”，马上就指出这可能导致新的公式化：
“落后到转变”被另一种公式主义、概念化的创作倾向所代替了。“三反”中，许多搞创作的同志都不敢写官僚主义和一些干部的贪污现象。……当时有些配合“三反”的剧本，虽然当时没有给予批评，有些人却说：“这是活报剧，赶赶任务就过去了。要写就写资本家怎么向我们进攻，而我们的干部却怎么坚定才行。”当时，我自己也认为这种说法是对的。现在想起来，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同时，“三反”运动就给这种片面的说法以有力的反驳。明明这是现实生活中所存在的重大问题，而不去写它，这与现实主义要求创作忠实地反映现实生活是不相容的。所以，我认为不加具体分析地把“落后到转变”当作一种“创作方法”来反对是不妥当的。
而且周良沛还认为许多反对“落后”者本身系无知所致：“很多人不加分析研究，便说‘歪曲英雄形象’、‘非本质’”，“有一次，我们看了一个描写少数民族的小歌剧，歌剧里面有一个苗族少女在碾米的时候是赤着脚的。接着，就见一个师文工队长提意见，说‘这只是少数民族野蛮、贫困，是歪曲了劳动人民的形象’”。
可以看出，第13期三篇文章不再“混战”，明显与冯雪峰观点切近而从各个角度抨击张立云式的观点。第16期又刊出四篇文章，其中三篇皆批评甚至讽刺剔除“落后”因素后的英雄描写。王正谈及歌剧形象田桂英的失败说：“我们能不能去表现落后呢？剧中能否出现有落后思想的男工和有旧思想的母亲？田桂英及其同伴有思想的波动吗？……许多顾虑使人们不敢写。”
读者刘炳善则对无缺点的英雄人物奚落有加：“这些英雄人物，一到有些作者的笔下，往往就变成了毫无生气的纸人。政府的干部，往往把他们写得十分呆板，没有活气，使人怀疑何以能被称为人民中的英雄人物”，“观众一看到台上的政府干部要讲话，就马上想站起来走路”。
读者左介贻更提供了令人尴尬的实例：“作家因为生活贫乏，有时连生活细节的描写也不能不借助于已见的书本，而成为一种枯燥无味的公式。比如在思想斗争的时候，不是折树枝就是抓头发，吸烟的呢，就让烟烧着手。有一次我和一位平常还不大看电影的人在一起看电影，当剧中人在作思想斗争时，正拿着火柴预备吸烟，我那朋友就说：‘那人会把火柴丢掉的。’话刚说完，那人便把没有擦的火柴丢在桌上了。后来那人把烟点上了，我那朋友又说：‘烟会烧着他的手的。’后来真烧着手了。我很奇怪我的朋友怎能预先知道。他说：‘怎么会不晓得呢，老是这样表演的。’一般化、公式化的作品有什么东西能教育人呢？”
显然，这些文章的倾向性仍然比较一致。应该说，冯雪峰组织的这场讨论与其说是众声喧哗，不如说是在展示由分歧走向“共识”的合理化过程。明眼人不难看出，讨论至此，结论实已呼之欲出。刊于第16期上的关太平的文章，其实可以看成结论：“文艺创作中写某些人物的落后到转变，不但可以，而且应该，有时甚至是必须的。因为现实生活是十分复杂、多样的。文艺为了反映这个复杂多样的现实生活，不仅要反映出其进步的一面，也要反映出其落后的一面，并且还要反映出它们相互消长，反映出新的如何战胜旧的、进步的如何克服落后的，反映出生活的前进的面貌”，“新现实主义的文艺自然首先要歌颂新的、进步的事物：一方面也要批判旧的、落后的事物，这种歌颂和这种批判，并不是互相对立、互相排斥，而正是有机地联系着、结合着的”。
当然，关太平的文章不是编辑部正式推出的结论。后者其实是由副主编陈企霞亲自撰写的讨论《小结》。遗憾的是，这份《小结》未能与读者见面（送审时未获通过）。现可看到的该《小结》的观点是通过批判材料转述的：
当时《文艺报》实际负责人陈企霞在为这次讨论写的《小结》（未发表）中反对把创造新英雄人物作为“我们的创作方向”，他认为这种提法是一种“简单化的思想”。他说这种孤立地机械地理解这一创作任务的思想，在我们的文学界，是真实地严重地存在着的。他还诬蔑我们文学艺术作品中的“正面人物写得不真实”。他强调，“必须描写人物的发展与成长过程”，否则就要“陷入”“公式化”。
陈企霞比冯雪峰更为猛烈。他连创造新英雄人物的“方向”意义都反对。而这，是从毛泽东到周扬、陈荒煤一贯强调的“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根本任务，恰如杜赞奇所言，“在中国和印度那样的新民族国家，知识分子与国家所面临的最重要的工程之一，过去是、现在依然是重新塑造‘人民’”
，那么怎样教育并“塑造”人民呢？创造为民众所喜爱愿意效仿的“正面假象”（英雄人物）即是必经之途。对此冯雪峰其实是认可的，但陈企霞连这一层都予以否定，不能不说非常冒失，缺乏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本质性把握。当时《文艺报》送审对象是胡乔木和周扬（以胡为主），连冯、陈的支持者胡乔木都不能通过，可见“新英雄人物讨论”存在理论边界。
不过这层内幕读者自然无从知晓。“讨论”到第16期落下了帷幕。从已经展开的讨论看，主张不写缺点、不写“落后转变”的观点被作为新“公式化”倾向受到全方位批评。故而此后对现状深表不满、主张正视光明内部的“黑暗面”的观点在《文艺报》上成了“合法的知识”。如《文艺报》1953年第1期社论称：“三年多中间的文学和艺术的创作竟是非常的不多，而其中可称优秀的作品更是不多。……人民已经日渐不能忍耐肤浅地、稀薄地反映我们现实的、思想性既低下而艺术性也拙劣的作品。这样的作品，是不能认为已经反映了我们伟大的现实的。人民对于我们的怠惰、敷衍了事、粗制滥造，以及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等等，已经表示大大的不满。”而侯敏泽转述的读者“风凉话”，也不免使“新的人民的文艺”赖以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颇有尴尬：“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要‘把鸡蛋写成小鸡’，要求在鸡蛋打开来‘并不能见到什么羽毛’时，在鸡蛋没有变化成小鸡的条件时，就把它写成小鸡。……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典型的创造’就是‘……预见明天的情况，甚至后天的情况，从那里把今天所需要的，足以更完满更充分地表现本质的现象，拿过来，集中到今天……使成为完整的形象’。”
这些讽刺不免刻薄。应该说，作为党的权威文艺理论刊物，《文艺报》似乎是在挑战渐成“共识”的主流。不过显然，这不是中央高层意见的反映，而更多是冯雪峰、陈企霞“代理”进《文艺报》的探索性意见。从这一点上讲，《文艺报》是存在主编权上的“代理人”问题的——党委托可信任的作家掌管刊物，而作家却有着与党未尽一致的文学观念与审美追求。
“代理人”冯雪峰显然还有将“新英雄人物讨论”的结论制度化的考虑。1952年下半年，胡乔木受命组织全国第二次文代会，冯雪峰则受委托撰写大会报告草案（周扬其时已被边缘化，在湖南参加工作地方）。这可谓胡乔木在文艺界以丁玲、冯雪峰等为班底赢得最大影响力的时期。然而，由冯雪峰撰写的大会报告草案竟未获首肯。关于此事，张光年回忆：胡乔木“主张作家协会会员要重新登记，长期不写东西的挂名者不予登记”，毛泽东“对取消文联发火了”，“因为这件事触怒了，大会报告也气得不看了”。
“大会报告也气得不看了”应属想象，一则胡乔木不会将报告从毛泽东处取回，以毛泽东喜爱理论问题的个性，生气之后他应该还是把该报告看了。二则毛泽东很快通知由周扬取代胡乔木重新撰写大会报告。以毛泽东对胡乔木的长期信任（甚于周扬）而作出如此重大改变，应不是一时生气，而是读过冯雪峰报告后的慎重决定。作为对比的是，周扬重新组织撰写的大会报告深获他的赞赏。那么，毛泽东赞扬周扬报告、不满冯雪峰报告的着眼点各在何处呢？黎之回忆：“关于创造英雄人物能不能写品质性的缺点问题，毛泽东表示同意周扬报告中的观点，他风趣地说：人都是有缺点的，所以英雄人物当然也有缺点。但是，文艺作品中的英雄人物不一定都写他的缺点。像贾宝玉总是离不开女人，而鲁智深却从来没考虑到女人。为了创造典型有意识地夸张或忽略某些方面是应该的。”
毛泽东对冯雪峰报告的不满极可能亦在此。事实上，周扬在重新撰写的报告中明确申述了与冯、陈很不同的“新英雄人物”观：“（英雄人物）对自己的缺点采取不调合的态度，他能够勇敢的接受群众的批评和勇敢地进行自我批评”，但“这决不是说作家写英雄的时候都要写出他的缺点，许多英雄的不重要的缺点在作品中是完全可以忽略或应当忽略的。至于一个人物如果具有和英雄性格绝不相容的政治品质、道德品质上的缺陷或污点，如虚伪、自私甚至对革命事业发生动摇等，那就根本不成其为英雄人物了”。
这明显与《文艺报》“讨论”观点迥异。所以，尽管周扬在报告中从始至终未提及冯雪峰、陈企霞，但现场与会的黎之依然认为：
周扬在报告中着重批判《文艺报》对一九五三年十月第二次文代会的方针“采取了消极的抗拒的态度”。这个批评是有其历史背景。第二次文代会以前文艺界对文艺形势的估价，英雄人物的创造，文艺批评的方针和作风有很大分歧。关于英雄人物的创造问题，《文艺报》曾组织了讨论，陈企霞起草了结论。这些问题周扬等同志与冯雪峰等同志之间看法上也明显的不一致。……所以周扬在这里特别批评《文艺报》对抗文代会方针。
应该说，黎之的记忆不太准确，就公开的发表版本看，周扬报告中没有点名批评《文艺报》的任何内容。但作为当时中宣部的青年干部，黎之的这种“抗拒”“分歧”的印象无疑是准确的。不难想象，冯撰写的报告应该是另外一番面目，其中必有令毛泽东深感不满之处。那么，会是哪些论述呢？据现收入《雪峰文集》第2卷的未刊手稿《关于创作和批评》（从内容和时间判断，当是报告草稿），可见如下一些论述，如“我们已经出版和发表的作品，在数量上不能说少，但大部分水平都还很低。少数较好的作品，在水平上也还不能说已经达到了能力上可能达到的高度，例如这几年发表的作品，其中可作为最高成就的，也还不及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到全国解放前之间的最高成就的作品”，又如：
有些人把先进英雄人物从群众中孤立开来看，并且以为只有孤立开来才能使先进英雄人物显得高出于群众，才能把他写成为高出于群众的典型人物，结果写出来的人物却完全不是先进英雄人物，不但没有高出于群众，而且简直是一种公式化的、假造的、没有真实性的人物。不用说，这是由于对实际生活斗争研究得不够，了解得不够，忘记了广大普通人民群众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最基本的力量这样一个真理。
前段文字引起毛泽东的不满显而易见，后段文字初看问题不严重，但细加琢磨，冯要求英雄人物首先是从群众中产生的（“群众”在冯雪峰的“词典”里与愚昧、“麻木”纠缠不清），因此英雄的成长要经历这样的历程——“（人民）有光明的一面，也有灰色的一面；有要求解放的战斗的一面，也有依然被封建意识束缚着的一面”，“人民在现实矛盾的斗争中是经过种种的思想斗争和自我批评的斗争而得到自己的正确的方向和思想的”。
这种“英雄”和当时文坛已开始流行的“英雄”完全不同，故冯雪峰认为后者“假造”“没有真实性”。当然，从字面上看冯的表述多有温和、平正之处，但毛泽东还是发现其中的重要差异。或许在毛泽东看来，中国下层阶级一旦冒死参加革命，他们本身就是“真理”的化身，而冯雪峰一定要把他们放在显微镜下以诊断其“麻木”“恐怖”的做法，无疑不太符合新中国蓬勃向上的现实情境。所以弃冯稿而不用几乎是必然的。
可以说，冯雪峰为二次文代会撰写的报告是《文艺报》“新英雄人物讨论”的最高的也是最后的理论表述。它的被弃用明确传达了毛泽东对冯雪峰“新英雄人物”理论的不满。而这，也使“新的人民的文艺”的生产在某种程度上呈现为“社会关系图中居于不同、有时甚至是对立地位的群体间的一种冲突”
。而使这种文学内含的“社会斗争”性质更刺人眼目的是冯雪峰作为“浙东乡下人”的倔硬——在二次文代会召开不久，他把毛泽东弃用报告中的主要内容又以单篇文章的形式在《文艺报》上隆重刊登出来，此即后来被批评是“采取了消极的抗拒的态度”
的《英雄、群众及其他》（刊1953年第24期）一文。这无疑折射了当代文学内部不同话语力量之间的摩擦与冲突，见证了其内在的张力与复杂性。由此亦可知，日后冯雪峰在《文艺报》“小人物”事件中失掉主编一职其实不能说是“委屈”的和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