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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并没有因为没能上成中学而放弃学习的机会，他不停地买书看，借书看。不但自己学习，还将书中的故事讲给村民们听，与大家共同分享他的快乐，他与高应龙、卓怀贵是村里有名的说书人。他是个记忆力和理解力非凡的人，讲起故事来专注投入，绘声绘色，情绪控制得当，收放自如，面部表情生动，声音抑扬顿挫，仿佛他就是故事情节中的主人公，或是见证者，往往能把听者带入故事情节，让人有置身其中的感觉。外出时老有人缠着要他讲一段。有一次到地里摘水果时遇到下雨，几个人只好跑到看守棚里去避雨，负责为生产队看护水果的方加信和李长林提议让我父亲讲一段，讲到一半时，杨学奎的儿子有急事要找其说，他不耐烦地嚷道：“等下再说。”过了一会儿，其子又找上门来，要与他说事，他骂道：“豺狗吃的，正在精彩处你又来打搅。”
曾经有一段时间，父亲因生产队要建盖房子，被安排到石头山上取石材，用于做房子的基础。安排去的还有村里的另外十几位石匠。每天中午饭后有一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他们都要求父亲讲上一小段，听上瘾后，到了该做活的时间，大家都不愿动。父亲说：“不能影响工作。”大家说：“再讲一会儿，再讲一会儿，等会大家动手时麻利点就行了。”后来越讲越开，大家越听越起劲，就有人提议说：“你每天负责给我们讲好书，你那点活我们几个替你做了。”父亲说：“那怎么行，我自己的事我得做。大家如果想听书，就抓紧时间把当天的活计料理完，我可以给你们多讲一会。”大家惦记着听书，干劲十足，工作积极性高了，工作效率也高了。按生产队规定时间提前三天完成了工作任务，父亲整整给他们讲了两天书，按计划为生产队节约了一天时间，十几位石匠大为过瘾。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讲书也能提高生产力，其实就是用文化提高生产率。
1972年，政府开始修建韶山水库。那时没有工程机械，筑大坝用的土石方几乎全靠人挑车推来完成，需要大量的人力，为了完成这项浩大工程。全公社各村的青壮年几乎全被抽调到工地上。工作十分艰苦，由于长时间没有文化生活，就有人提出让我父亲给大家说书。在那个敏感的年代，我父亲哪敢冒这种风险？我们村一名后来当了生产队长，名字叫做杜敢生的年轻人站出来说：“怕什么，出了任何问题我担着，就说是我让讲的。”父亲只好勉强答应，但要求局限在十来个人。讲着讲着，消息在工地上悄悄传开，晚上前来听书的人越来越多。本来是一个长约四十米，宽约五米的长方形工棚，中间用木板、高粱秆和稻草席隔开成一间一间的宿舍，由于听书的人多了，就把隔墙挤倒了，后来人越来越多，就干脆把几堵隔墙拆掉了，成了一个大通间。住在其他工棚的人得到消息后，也跑来参加，每天晚上这个大工棚里挤满了听书的人，约莫有二百人，离得远的听不太清楚，但只要能够进得去参与就行。父亲从原来几个人时压低声音小声讲，到后来放开声音大声讲，整个工棚里安静得像只有父亲一个人。不时有人自愿地给他加茶水，并关切地说：“喝口水再讲。”在那个精神文化产品严重缺乏的年代，父亲每晚坚持在工棚里说了3 个月的书，丰富了工友们的精神生活，一定程度上也调动了大家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就是文化的潜在力量。
“文革”时期是一个极端的时代，几乎什么书都不能看了。你要是看《水浒传》被人抓到了把柄，就有可能被扣上一顶你想造反的帽子。村里出现了几个咬文嚼字，专门给别人挑毛病、找麻烦的人。大伯当过兵，比起父亲来，算是一个见过些世面的人，但却胆小怕事。“破四旧”那会儿，为了不让别人给家里找麻烦留下把柄，他不但把家里十几代人的家谱和七十多个牌位以及他自己收藏的书全部烧了。他还要求我父亲把自己收藏的书也烧掉。我父亲哪里舍得，那不等于要了他的命！父亲嘴上答应他，心里着实舍不得，在一个很深的夜晚，父亲把他的全部图书两百多本，一捆一捆地用牛皮纸和绳子打包捆好，外面再用塑料布左一层、右一层地包好，然后再一捆一捆地装进大的化肥口袋。据他说，那时的塑料布很厚实，多包几层是为了防潮。在夜里两三点钟的时候，他把这些书挑到地里，选了一个相对隐蔽的地方，挖了一个很深的大坑把书埋了起来，这下他才放心了。可没过半个月，天气突然转阴，下起了连阴雨。这下他又着急了，他担心图书受潮后损坏，整晚整晚地睡不着。过了十多天，天气虽然转晴了，但他担心书可能已经受潮了。他终于熬不住了，又在一个很深的夜晚，他摸黑来到埋书的地方，把那些书重新挖了出来，挑回家里，搬到楼上，打开一检查，幸好图书基本没有受潮。他爬上屋顶，我妈妈从窗子里边一本一本递给他，他打开一个瓦片压一本，打开另一个瓦片再压一本，换种方式把这些书又藏了起来。
父亲的读书习惯很特别，睡觉前要看书：在他床的左边靠墙一面，总是放着三五本书，临睡前他会习惯地抓过一本来翻看，看到有睡意的时候再放回去。有时看着看着手一松就睡着了，我妈妈帮他把书捡了放回去，顺便埋怨一句——“瞌睡虫”。吃饭的时候要看书，把一本厚厚的书打开，用一个大铁夹子夹在中间，嘴里吃着饭，眼睛看着书本，看完两页后，放下碗筷打开铁夹翻一页，再用铁夹夹好继续看。这样，他吃饭的时间很长，往往要一个多小时。妈妈是个急性子，常常抱怨说：“吃快点，要收碗筷了。”走路的时候要看书：不是农忙季节时，父亲老是习惯性地把一本书卷起来装在裤子后面的裤兜里，在往返的路上右手扶着肩上扛着的锄头，左手举着打开的书本，眼睛盯着书本，余光看着路，边走路边看书。现在村里六七十岁的老人，大多见过父亲这很独特的读书方式。
父亲是个爱学习勤思考的人，他不停地读书，靠自己经济能力买来的书根本就不够他看，他就用自己的书与别人交换书来看，还不够看就向别人借书来看，有的书他反复看过好几遍，有的看过的书他也会选择精彩的章回或记不太清楚的章节来看。除了看书学习外，他还抽出时间学画画。画素描、画水粉画、水彩画、钢笔画，后来偶尔也画一画油画。因为他有这一技之长，曾一度被安排在村里的宣传队，负责画布景，做一些道具，改写剧本等工作。他还会拉二胡、吹笛子、吹口琴等。
那时，村里的妇女们在农闲时节时兴刺绣。绣花鞋、鞋垫、花围腰、花枕头什么的。只要找到父亲，他就帮她们画花样、剪纸样。后来，他还学会了做木匠活，打个柜子、箱子、椅子，做个门窗什么的完全不在话下。做好后还要亲手绘上喜庆的图画。如在梅花枝上画一对喜鹊，题字叫做“双喜临门”或“喜上眉梢”等。父亲还擅长雕刻，他雕刻的烟斗、拐杖十分精致，比例大小恰当协调，动物、人物有形有态，线条表现流畅到位，非交情好的朋友难求得到。我们兄妹小的时候，父亲亲手为我们制作了好些玩具，如刀、枪、汽车、猢狲之类的。他制作这些东西往往不用参照物，凭印象和学习记忆就可以完成。父亲虽然没有成名成家，村里人却认为父亲很有才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