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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来，伴随深刻的经济体制变革和社会结构巨变，我国政府职能深刻转变，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稳步实施，“放管服”改革全面推进，政府自身建设迈出新步伐，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张克，2019）。
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近年来我国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凸显。在党中央领导下，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治理、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政府职能得到了有效履行，经济社会发展保持良好态势。经济调节方面，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宏观调控精准施策，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取得积极成效。市场监管方面，不断创新监管理念和方式，以“双随机、一公开”和大数据监管为手段、以重点监管为补充、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逐步建立。社会治理方面，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正在形成，社会安全稳定形势持续向好，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公共服务方面，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脱贫攻坚战取得重大成果，就业、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领域民生投入持续增加。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污染防治攻坚战开局良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顺利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得到进一步理顺，一个适应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现代政府职能体系基本确立。
针对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责划分不够科学、职责缺位和效能不高等问题，我国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坚持优化协同的高效原则，以提升执行力为目标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根据“一类事项原则上由一个部门统筹，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的改革思路，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整合多部委职责组建了新的自然资源部、应急管理部和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为保障健康中国、军民融合、乡村振兴等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顺利实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农业农村部等一批机构及其职能实现了优化重组。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显著变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生态环境部统一行使生态和城乡各类污染物排放的监管和执法职责，为建设美丽中国和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了组织保障。新组建的国家医疗保障局将更好满足全体国民“病有所医”的需求，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医疗保障水平。新设立的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和国家移民管理局，直接服务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彰显出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决心和实力。本轮机构改革后，政府机构设置更加科学、职能更加优化、权责更加协同、监管更加有力、运行更加高效。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三管齐下、全面推进，改革综合效应不断显现。世界银行《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营商环境排名从上期全球第78位跃升至第46位。各地推进“放管服”改革，探索出了“一网通办”“最多跑一次”等许多深受企业和群众欢迎的好经验、好做法。简政放权改革大幅削减行政审批事项、企业投资核准项目，有效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对稳增长、保就业起到了关键支撑作用。放管结合特别是创新事中事后监管方式，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蓬勃发展留出了发展空间，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和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呈现积极态势。优化服务改革聚焦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推出了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等审批服务便民化举措，让广大群众有了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放管服”改革成为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一方面重塑政府治理体系，推动政府工作重心和资源配置从事前审批转向事中事后监管和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倒逼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提升，从理念、流程、方式和手段等维度对公职人员履职尽责提出了更高要求。
法治政府建设迈出重要步伐，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三项制度在全国进行试点，行政执法规范化水平不断提升。政务诚信建设进展顺利，政府公信力明显提升。健全正向激励机制，国务院明确30项督查激励措施，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严格控制总量、改进考核方法，切实减轻基层负担。全面加强政府效能建设，在财政预算、组织人事、政策执行等领域普遍推行绩效管理和行政问责制度，政府执行力稳步提升。政务公开质量持续改进，决策、执行、管理、服务和结果公开更及时，政府网站、“两微一端”、政务热线电话等政务公开平台功能不断优化。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审议通过，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职级与待遇挂钩制度，拓宽了公务员尤其是基层公务员职业发展空间，进一步明确了公务员加班补休、补助等权益保障机制。廉洁政府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推进，公共资金、公共资源、公共资产和公共工程等重点领域的权力制约和监督长效机制日趋完善。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阶层利益分化明显加剧（赵凤云，2014），群众的利益诉求日趋多元化，尤其是网络民意的出现（林琳，2019），对我国政府治理的传统理念提出了全新挑战。尽管政府治理体制正处于改革和不断完善的阶段，但在互联网“放大镜”作用下，政府治理思维与模式、政府职能转变的滞后性愈发明显（高博，2016）。
1.对治理协同性的挑战
一方面，所建信息化系统众多，形成了动态的海量数据；另一方面，相关部门的职能存在交叉和重叠，各部门根据自己所掌握的信息或数据，各自为政，犹如一个个“信息孤岛”，难以进行跨区域、跨部门的协同治理，导致社会治理成本高、效率低，造成公共信息管理机制碎片化。碎片化的公共信息管理机制制约了数据活力，给政府工作效率的提升造成了巨大的阻力，直接导致了办证难、审批难和“公章旅行”等问题，甚至出现了各种“奇葩证明”，给政府形象造成了损害。
2.对治理科学性的挑战
政府部门在决策时，仍存在过度依赖固有经验，特别是“惯例”的情况，缺乏在掌握数据乃至大数据基础上的缜密分析。这种主观化的“拍脑门”决策方式很容易导致决策缺乏科学性、系统性和全局性。现代社会治理要求政府决策跳出“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短线思维，跳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直线思维，而应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超前决策、系统决策、精准决策。所以，政府部门需要依靠大数据分析系统及时掌握社会矛盾数据，充分挖掘大数据在社会风险分析与预测中的巨大潜力，从“事后救火队”变身为“事前预警机”。
3.对治理多向度的挑战
公民权利意识的崛起，意味着不再满足于被动充当社会治理的“客体”，其通过网络参政议政的意愿更加强烈。然而长期以来，政府治理体系中自上而下的单向度、指令化方式往往导致“好事办不好、实事办不实”。所以，政府应及时转变思维，促进公民广泛参与，协调各方利益，从单向度的管理转为多向度的共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李俊生等，2014）。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提高政府效能（翟云，2016）。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潘盛洲，2019）。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要求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目标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杨晓渡，2018），形成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体系，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武装力量体系（袁曙宏，2018），联系广泛、服务群众的群团工作体系（邓茂生，2018），推动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协调行动、增强合力，全面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变革和经济持续增长，我国社会也发生了巨变，主要表现在：阶层结构和利益格局复杂化，财富和收入差距较大；职业选择和劳动就业市场化，社会流动加快；处于原有单位体制之外的“社会人”成为就业主体；社区社会化，在原有的熟人街道社区、单位大院社区之外，出现大量商品房陌生人社区，还有城乡接合部的杂居社区；家庭小型化，单身家庭、单亲家庭、空巢家庭等不断增多，家庭的教化功能有所弱化；价值观念发生深刻变化，需要重塑道德约束和社会信用；等等（李培林，2018）。这些深刻的社会变化加大了社会治理难度，对政府治理能力提出新问题、新挑战。
随着基本物质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人们对生活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比如，更需要多样化、个性化、高性价比的消费产品，不再满足于大批量、排浪式的大众消费；更加重视与健康有关的食品安全和医疗安全，食品安全感和医疗安全感已经成为影响总体安全感的重要因素；更加渴望看得见蓝天、呼吸清新的空气、饮用清洁的水，生态环境污染和恶化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等等。这些社会生活层面的新变化，也对以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的政府治理能力提出新问题、新挑战。
面对节奏快、工作压力大、存在未知风险、由陌生人构成的现代社会，人们的心理孤独、抑郁、压力、焦虑等情绪需要疏导和释放渠道，也更希望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公平感。而且，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以及教育文化水平普遍提高，人们的民主意识、法治意识、权利意识、社会参与意识都在日益增强。这些社会心态层面的变化，也对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提出新问题、新挑战。
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改变了社会结构、社会发展模式、社会价值观念，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模式也必然发生变革（丁元竹，2017）。1978年西蒙·诺拉和阿兰·孟克在《社会的信息化》一书中首次提出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信息化社会”（顾为群，1982），1995年尼古拉·尼洛庞帝提出“数字化生存理论”，认为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后信息化社会”，帕特里克·邓利维则将其称为“数字时代”（翁士洪，2019），此后信息时代、数字时代、网络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等概念已被普遍认可和采用。信息时代的特征给政府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要求政府的公共管理者必须使用新的理念和方式去适应新环境。
1.信息技术对政府功能带来的挑战
主要表现为，从以“政府为中心”发挥功能向以“民众为中心”发挥功能转变；从“为民作主”的功能向民主行政的功能转变；从对社会“管制”的功能向为社会服务的功能转变。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使用信息技术对各个层面进行服务升级，体现在重塑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关系上，分别是政府对政府（G2G）、政府对雇员（G2E）、政府对企业（G2B）、政府对公众（G2C）（邓子云，陈磊，2019）。
2.信息技术对政府组织带来的挑战
主要表现为对组织结构、权力体系和组织中专业分工原则的冲击。在组织结构方面，政府信息化使各级政府及其各部门拥有统一的网络服务平台，从而实现信息共享，强化了管理过程的互动性，减少了组织的中间层级，加强了纵向和横向的沟通、交流与协调，使整个政府组织成为一个柔性有机体；在权力体系方面，权力向外和向下分散，政府分权并不是分散为零散的权力单元，而是将分散到政府各层级和各部门的权力通过网络联系起来，使各级政府部门更有效地协同工作；在专业分工方面，相比传统政务管理，政府事务信息化和网络化对政府工作人员提出了更高的专业技能要求，把知识信息与智能化设备结合起来，高效处理非程序化事务和复杂程度高的工作。
3.信息技术对政府运行方式带来的挑战
主要表现为电子政务的建设。电子政务在出现短短十多年间经历了三代发展。第一代电子政务主要在1995年以前，以政府内部的办公自动化和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为主要特征。第二代电子政务一直延续到2001年，主要以网络技术为基础，大力推动政府部门之间的协同工作和信息资源共享，并面向社会公众提供统一的政务服务。目前已经进入第三代电子政务阶段，主要目标是在政府信息支撑环境的基础上，利用知识管理和客户关系管理技术提高政府的决策和服务能力。与此同时，在公众服务中真正面向公众，建立基于网络的分布式政府结构，并通过“一站式政府”服务中心提供跨部门的政府业务服务。第三代电子政务的特征在于移动互联，以“用户”为中心进行政府部门流程的横向整合则是其核心要点（张尚仁，2003）。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提高社会治理的智能化水平，在网络化和网络平台基础上，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使社会治理能够精准分析、精准服务、精准治理、精准监督、精准反馈，能更好地服务不同社会群体，更有效地管理好国家和社会的公共事务，在社会治理方式上实现不断变革。
“治理”一词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在古希腊文与拉丁文中，治理原意是指掌舵和引导，在中世纪治理（governance）主要指统治方法，12世纪晚期政府管理（government）一词逐渐成为主角（王绍光，2018）。16世纪，治理（governing）成为一种治理术（翁士洪，2019）。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在企业管理领域，学界已经开始同时使用“统治”（government）和“治理”（governance）两词。1989年世界银行首次使用“治理危机”（governance crisis）。此后，“治理”理论迅速兴起并扩散，被广泛运用于各大社会科学领域研究中。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新公共管理理论逐渐被世界银行所倡导的治理理论所取代。目前多数学者认同：治理的实质是强调治理的机制，这些机制不再依赖政府的权威或强制，而是平等多元主体的互动，以及行动主体间的相互影响。
从历史演进的维度，可以将诸多治理理论归纳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代治理理论或早期的治理理论，1989—1997年。此时的治理理论主要包括新公共管理（Rhodes R A W，1996）和“没有政府”的治理两种派别。治理理论主要有公共治理（Rhodes R A W，1996）、民主治理与“没有政府的治理”，基本上没有触及技术治理。
第二代治理理论，1997—2006年。这一阶段出现的治理理论在早期治理理论基础上考虑平衡折中，强调以公众为中心、政府体制机制创新、整体主义，也开始重视信息技术对治理的作用。代表性的理论有整体性治理（Richards D et al.，2002）、协同治理（Ling T，2002）、参与式治理（Baiocchi G，2003）、合作治理（Emerson K et al.，2012）等。这一阶段的治理理论开始重视技术信息，尤其是整体性治理理论为数字时代治理理论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第三代治理理论，2006年至今。新兴的治理理论重点强调了最新的信息技术，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技术、智能技术和云计算技术等，建立了互联网时代的多种治理理论，如网络化治理（斯蒂芬等，2008），新公共治理（NPG）（Osborne S P，2006）和数字时代治理（DEG）（Dunleavy P et al.，2008）等。
当前以大数据、开放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及与之相应的新理念已经深刻改变了组织和个人的互动方式。随着信息技术、数字技术在政府中的普遍使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出现了与信息时代相适应的新的政府治理模式，即数字时代治理。数字时代治理不仅仅是数字化变革，核心是治理。数字时代治理理论主要有如下三方面内容。第一是重新整合：这涉及逆部门化和碎片化、协同式治理、重新政府化、重塑供给链、集中采购和专业化等九个方面内容（Dunleavy P et al.，2008）。第二是以需求为基础的整体主义：它包含互动地搜寻和提供信息、以用户和功能为基础的组织重建、一站式服务、数据库、重塑结果取向的服务、灵活的政务流程和可持续性七个方面要素（Dunleavy P et al.，2008）。第三是数字化变革：它包含电子服务交付、以网络为基础的效用处理、国家指导的集中信息技术采购、新形式的自动化流程、减少中间层、渠道分流和用户细分、减少受控渠道、加强自主管理和走向开放式管理九方面内容（Dunleavy P et al.，2008）。数字时代治理理论的核心特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以问题为中心的治理目标
以问题为中心设定治理目标是数字时代治理理论的核心特征。数字时代治理强调政府不仅简单地提供信息和服务或者公众参与平台，更注重运用以公众为中心的双向互动的治理方式，让公众自主选择与政府互动的方式，强调以需求为基础，主张实现数字时代公共服务的协同供给（Dunleavy P et al.，2010），目的就是能为社会和公众提供成本更低、效果更佳、效率更高、更为整合或无缝隙的公共服务。
2.强调三大部门的跨界合作
公共机构需要和公众、利益相关者、企业、非营利组织及政府官员一起建立均衡的绩效标准来满足不同人群的偏好。这种新的公私部门合作关系不仅包括传统的政府与企业的合同外包，也包括政府根据某些原则通过协议将一部分公共服务职能转移给企业或非营利组织等私人部门，并确定双方在项目上的责任与行动。其主要的运作方式还包括政府与私人部门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如政府向非营利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建立战略性联盟，以及政府、营利组织与非营利组织三大组织共同成立具有独立法人的全新组织形态与跨界合作机制。这些创新形式更加强调那些先前不同部门之间边界的模糊性和“更平等”关系，以及处理各种跨界合作关系的新方法（Ling T，2002）。
3.依托于官僚制组织结构基础
数字时代治理重塑了治理结构，但是从权力转向合同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政府部门的终结（Ling T，2002）。做出合同决定的政治过程、用来达到这一目的的拨款，则来自垂直的、以等级权威为基础的政治权力运作过程。数字时代治理强调不同组织和部门相互依赖、共同参与管理的非科层隶属关系结构。官僚制组织结构基础是治理网络中的无数网络式节点之一，是核心节点或关键节点，数字时代治理理论强调治理依托于官僚制组织结构。
4.嵌入在信息技术治理之中
数字时代治理理论强调网络等信息技术的发展是推动数字时代政府治理的重要力量。除了制度、组织、人员等主要条件和保障外，信息技术是该理论得以成型的基础。网络正渗透到各领域各行业的层级管理模式，数字化改革与网络的逻辑更加一体化，信息技术为行政过程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提供了崭新的动力。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数字时代治理理论借助先进的信息技术能够在指导智慧城市实践、公共服务供给、促进社区整合能力以及创新公民参与形式等诸多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Alonso R G et al.，2016）。
5.重视整合与协同运作
借鉴整体性治理理论，新公共管理带来政府机构和权责碎片化的问题，数字时代治理理论借鉴了整体性治理理论的整合与协同思路，更加强调服务的重新整合与协同的、整体的决策方式以及电子行政运作广泛的数字化。但是，数字时代治理理论与整体性治理理论仍有较大区别，数字时代治理理论主张在公共部门治理系统中不断引入云计算、大数据等先进的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由边缘化向中心化发展，整体性治理理论则是数字时代治理理论的理念基础，主要强调协同、整合与整体运作的理念而缺少制度性基础。
通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精准化政务提升政府的履职能力，提高执行效率，降低治理成本，培育官员的公共服务精神，是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1.政府治理理念的更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工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探索阶段。过去，政府工作中统治所占成分远大于治理。伴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政府工作相较以往不再一味注重效率，而是更加注重公开、公正和透明，政府治理的地位与日俱增。当前，政府更加注重“以人为本”的基本治理理念，以百姓为中心、以服务为主要工作的现代服务型政府正在逐渐形成（肖静，2019）。
2.政府治理模式的革新
市场规模的扩大让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难度更大，了解社会信息和资源的程度更低。因此，现代化政府治理模式将会更加侧重于政府与社会间的合作共赢。具体来说，现阶段政府往往需要借助市场、企业和社会组织多方的协助，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促进企业、社会组织和政府的协调发展，达到合作共赢的效果（肖静，2019）。
3.政府治理结构的重塑
改革开放前，我国政府工作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高度集权特征，而改革开放实则是一个政府主动进行放权的过程。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采取鼓励民营企业发展、推动民间组织构建的做法，更是直接体现了中央放权的政府发展思路。同样，在现代化政府治理视域下，政府治理工作呈现出结构重塑的发展趋势，政府治理结构不再仅仅包含中央强权，更多的是在各级党委领导下，人大、政府、法院、检察院等各类政权机关以及共青团、妇联等社会组织共同参政的一种现代化政府治理结构，而这种分权式治理结构的应用，极大地减轻了政府治理的工作压力，充分尊重了社会组织的意见和建议，使得政府工作更加符合民情，更具人情味（肖静，2019）。
4.政府治理工具的创新
科学系统的法律法规是政府治理的最有效工具，尤其是反腐政策的推行，使得政府治理成绩十分显著。但是，在现代化政府治理视域下，政府使用强制性法律工具开展治理工作的频率越来越低，更加注重使用强制性程度较低的工具（黄红华，2010；曾军荣，2008），以行政诉讼、申诉等手段为主的治理工具让政府执法的公正性更高，避免了误判和冤枉问题的发生，让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有了更多适用的维权手段（肖静，2019）。
5.政府治理机制的健全
政府治理现代化对于政府治理的公开性、程序性要求更高，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发布，国家逐步提高了对于政府决策程序、执法程序、司法程序的重视，政府治理工作更加有序。此外，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电子政务建设发展迅速，百姓了解政府工作情况更加便利，政府工作更加透明，政府与公众的关系更加密切（肖静，2019）。
1.政府治理现代化的体制性障碍：部门壁垒
当前我国一些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责划分不够科学，职责缺位和效能不高问题凸显，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现行政府体制以条块分割的层级制为主，对于社会问题的处理，首先通过向下的单向传达进入政府议程，最终形成有力的具体行政决策，信息在层层传递和解读过程中往往会发生诸多变形和扭曲，这种体制无法有效保证行政运行的保真性和有效性。在大数据时代，以往的政府科层制体制要适应信息技术领域的快速发展，治理现代化对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提出迫切的诉求。扁平化、网络化的政府行政体制，在现阶段尚没有构建，政府治理的发展尚停留在政府治理工具层面，而未能形成与行政体制高度融合的治理模式（蔡子琪，2019）。
2.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技术障碍：信息孤岛
当下政务大数据在开放与共享过程中仍然存在技术短板、部门利益、安全陷阱、问责压力与产权纠结等主要障碍和壁垒，影响政务大数据的充分开发和利用，增加行政成本、制度成本和协调成本（陈潭，2016）。现阶段政府行政体制的科层制导致信息传递面临横向部门间和纵向层级间壁垒，未能形成完整的数据共享机制，未能从全局角度考虑治理的科学性，使政府治理失去大数据基础依据（蔡子琪，2019）。
信息孤岛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信息化建设发展的历史局限性。在信息技术和信息化建设起步阶段，政府和社会对于信息化的技术和力量还没有深入认识，往往基于试点实验的思路针对局部业务或者行业部门建立内部信息系统，国家的金税、金关、金财、金审、金盾等信息工程以及其他各部门各系统的信息管理系统，客观上形成了“信息孤岛”和“数据烟囱”，信息在横向部门和纵向层级之间难以交互共享，人为地形成了横向和纵向跨越的“信息壁垒”（宋雪莹，2019），系统之间相互隔离，信息缺乏交互共享。
在信息化建设高度发展的今天，政府部门之间难以实现数据融合与共享的原因更多的是政策、制度和部门利益方面的考虑。
（1）出于权力本位不愿共享
少数政府部门往往认为数据来源于本部门工作的积累，隐含着部门权力，就应属于“部门私有”，认为数据的共享意味着权力的流失或者旁落，因此从自身权力和利益出发，不愿意主动提供数据，拖延共享、抵制共享或者只共享无关紧要的数据以应付、敷衍等。“不愿共享”的实质是部门保护主义，其行动策略通常是墨守成规、以静待动、跟风随行，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或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不愿迈出共享的步子。
（2）缺乏法律约束和考核机制不愿共享
最为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关于数据共享没有“法律的强制约束”或“上级明确指令和硬性要求”。一些政府部门拒绝共享，理由是《保密法》属于国家法律，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只是行政法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只不过是国务院红头文件而已。显然，对这些政府部门而言，“保密”比“公开”更重要，“封闭”比“共享”更安全。
（3）政府部门存在管理惰性和“路径依赖”不愿共享
有些政府部门习惯于因循固有的工作模式，缺乏数据共享的动机，担心共享后会带来负面影响和不利后果，要么害怕共享时暴露出本部门原有数据不真实、不精确而引发问责，要么认为“数据安全与保密比共享更重要”、采取封闭行为更妥当。这种“不敢共享”其实质是保守心理主宰下的“不作为”，其行动策略往往是“以守为攻”，或者埋头做鸵鸟，不去直面全新的时代背景及要求，观望等待、畏葸不前、害怕创新突破。
（4）地方政府部门之间往往缺少平台，难以共享
政府职能部门之间常规化、制度化的数据共享行为普遍较少，偶尔的数据交换或共享，也仅仅因为某项业务的需要局限于各部门之间，数据的传递渠道也多是通过社交性工具或电子邮箱进行，安全性、保密性和可持续性难以保证。同时，地方政府数据主要来源于各个职能部门，由于缺少共享平台的统一标准和规范，不同职能部门对数据的采集和记录标准千差万别，常常导致分属两个部门但又高度相关的数据，由于统计口径和时间不一致等原因很难深入应用。
（5）制度、体制和标准欠缺难以共享，共享渠道不畅
第一，我国关于数据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大多是原则性、指导性的，对于数据的共享和发布没有强制要求，同时也缺乏统一的规划和标准，导致政府部门对数据的管理缺乏可执行的依据，各自都有各自的理解。第二，体制问题拖延共享（查先进，2006；樊博，2008），由于管理边界不清晰、责任区分不明确，对数据资源的归属、采集、开发等相关管理规则还不明确，数据的归集、整合、清洗、比对在短时间内难以完成，而且数据共享、维护所需要的经费支持来源不明确，也增加了部门间数据共享的难度。第三，标准问题阻滞共享，原先的政务信息系统建设中，由于缺乏标准体系的支撑，各部门采集的数据格式不统一、标准不一致，采取的处理技术、应用平台各异，数据库接口也不互通。因此，信息管理平台难以整合，导致数据获取、交互交换中发生迟滞、偏差，信息资源的共享存在困难。
部门壁垒和信息孤岛制约业务共享和信息共享，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成效。当前我国各地广泛开展了大数据中心、政务服务信息平台、“互联网+政务服务”等政府治理实践探索，但是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数据共享与流动中存在大量业务孤岛和信息孤岛，这是智慧政府建设的关键瓶颈，表现在横向上部门间业务和信息共享动力不足，纵向上机构间业务和数据互动机制不畅。从源头上看，数据的采集也存在部门分散采集、采集标准不一致、中间环节多、相互割裂等问题。打破部门业务壁垒和信息孤岛极其错综复杂，背后是部门本位主义和利益博弈。
通过推行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可以有效打破部门业务壁垒，消除信息孤岛。行政体制改革是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的重要抓手，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关键举措，是贯穿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连接点、交汇点和关节点。只有建设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坚决破除制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体制机制弊端，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强和完善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保护职能，才能为实现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提供有力机构保障。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先后进行了多次以行政体制改革为核心内容的政府治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及内部机构权力、明确职责，强调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突破既有的利益藩篱，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优化了国务院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理顺了职责关系，国务院减少了8个正部级机构、7个副部级机构，进一步明确了政府治理体系的改革方向、目标和内容等，确立了新时代优化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的总蓝图，充分说明我们党对行政体制改革的认识和实践都达到了新高度。
但是，行政体制改革是在整个政府治理肌体上进行大规模的物理手术，涉及众多行政管理事项重新归并、组合，职能的调整，职责的确定，人财物、业务和信息的重新调度安排等等，稍有不慎就会伤筋动骨，试错成本高，不可能频繁进行。因此，随着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必然是滞后的、延迟的。
在计算机科学和信息技术领域有一个普遍的共识，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增加一个间接层而得以解决。物理的计算机解决不了多任务并发和易用性问题，增加一个操作系统层使得问题得解；类似的，物理的计算机也解决不了自身资源的多用户共享和可伸缩管理问题，故增加一个虚拟机层使得问题得解。实际上，在现代云计算技术中，就是把物理计算资源抽象封装为大量的虚拟机，汇入一个统一的逻辑资源池中进行管理和分配，实现物理资源和逻辑资源的解耦，在逻辑层面完成资源的灵活调度、统一管理、性能监控和规模伸缩等，我们称之为“云计算的资源治理模式”。
有鉴于此，黔西南州政府在长期的政府治理过程中总结经验，借鉴云计算的资源治理模式，将来自全社会的社会治理相关物理资源（包括政府职能资源、人财物资源、信息资源等）从逻辑抽象的视角进行虚拟化映射，汇入一个统一的政务逻辑资源池，建立统一的社会治理资源基础设施（简称云政府）进行逻辑资源的重组和管理，面向全社会提供社会治理资源的获取和使用服务，人们就像日常使用水电煤气那样透明自助地获取和使用服务。云政府，是一种从逻辑层面进行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治理的新模式，是黔西南州在政府治理模式和理论上的一大创新，是“智慧金州”建设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