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形成与发展

布鲁姆斯伯里是典型的伦敦中产阶级街区，著名的英国国家博物馆、伦敦大学以及斯莱德艺术学校等都坐落于此。它们的存在，以及周边廉价的房租，吸引了大批大学生、作家和艺术家聚居此处，这使得该区域充溢着浓郁的文化气息，成为自由艺术的中心，而正是这种自由的精神氛围，吸引着斯蒂芬家的四个孩子毅然弃绝上流阶级的老宅而选择于此定居。布鲁姆斯伯里是由罗素广场、戈登广场、塔维斯托克广场、菲兹罗伊广场等众多花园广场构成的。从地理位置和环境的优越性来看，斯蒂芬姐弟四人选择的戈登广场并不是布鲁姆斯伯里所有广场中气派最恢宏的一个，相反较为僻静，但却令他们尤其是两姐妹雀跃不已，因为这次的搬迁对他们来说意义重大，它标志着他们得以逃离海德公园门所代表的那种极端压抑、令人窒息的维多利亚式生活氛围，摆脱母亲朱莉亚·斯蒂芬、同母异父的姐姐斯特拉·达克沃斯和父亲三位亲人先后故去的阴郁记忆，拒绝同母异父的哥哥达克沃斯两兄弟以兄长之名实施的骚扰与压制，以及扮演上流社会茶桌边的天使等种种尴尬，而进入一个没有年长女性的监护和繁文缛节的种种约束的环境，可以更加自由地聆听音乐会，观赏芭蕾舞，参观心仪的画廊，不受打扰地绘画与写作，结识新的朋友，拥抱精神生活，畅谈艺术、哲学与人生直至深夜。

在海德公园门22号老宅那泛着猩红天鹅绒色调的黯淡背景的映衬下，戈登广场所有的一切都使弗吉尼亚感到新鲜和振奋。她曾兴高采烈地写信给密友维奥莱特·迪金森：“现在我们是自由的女人了！” 然而，更令她心花怒放的是这里充裕而明亮的空间。相较于海德公园门集卧室、书房和会客厅于一体的拥挤，戈登广场46号为两姐妹各提供了一间起居室，并且还在一楼配有一间书房，客厅也是原来的两倍之大。弗吉尼亚终于拥有了自己独立的工作室，她在房间中放置了一张高高的书桌，以便每天上午可以以站姿写作两个半小时，而文尼莎则在自己的画室中作画。就像弗吉尼亚·伍尔夫后来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所做的感慨：“女人要想写小说，必须有钱，再加一间自己的房间。” 伍尔夫坚持认为，女性想要获得思想与创作的自由，一笔属于自己的存款和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是首要条件。可见，布鲁姆斯伯里的新生活为弗吉尼亚和文尼莎各自的艺术创作创造了基本的物质与精神条件。

安顿下来之后，她们的兄弟、剑桥才子托比·斯蒂芬 开始将他在剑桥大学的好友们带回家中，并宣布每周四晚上10点到12点之间都会在家中待客，戈登广场“星期四之夜”聚会、畅谈的格局由此逐渐形成。在戈登广场的新居以及后来在布鲁姆斯伯里的其他寓所，以文尼莎、弗吉尼亚和托比为中心，逐渐汇聚起一批才华卓越、崇尚智性与美、追求真理、具有自由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这些“布鲁姆斯伯里人”中包含一系列日后将在英国现代文学、艺术、思想与经济史上熠熠生辉的人物，如最先将法国后印象派绘画引入英国的艺术鉴赏与评论家罗杰·弗莱，艺术史家与艺术批评家克莱夫·贝尔，画家文尼莎·贝尔，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E.M.福斯特，传记大师利顿·斯特拉齐，小说家与社会活动家伦纳德·伍尔夫，作家德斯蒙德·麦卡锡（Desmond MacCarthy，1877—1952），画家邓肯·格兰特（Duncan Grant，1885—1978）等。作为推进英国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发展的中坚力量，“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为20世纪英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标志着一个文化时代的结束：“这是在英国史上的最后一个时期，一个如此杰出的知识分子群体能够聚集在大学体系之外的伦敦。” 这一论断，其实也暗示了“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与剑桥大学人文主义精神传统之间的紧密联系。“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与剑桥大学，尤其是它最著名的两所学院——三一学院和国王学院有着不解之缘。关于这个团体的渊源、成员构成与发展过程，伍尔夫夫妇、贝尔夫妇及其长子朱利安·贝尔（Julian Bell）与次子昆汀·贝尔（Quentin Bell）、E.M.福斯特、罗杰·弗莱、德斯蒙德·麦卡锡、戴维·加尼特（David Garnett）等核心成员都以文字形式做过情深意切的回忆。贝尔夫妇的次子、“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年轻一代、英国艺术史家昆汀·贝尔在《伍尔夫传》（Virginia Woolf）、《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和《回忆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 Recalled），英国学者林德尔·戈登（Lyndall Gordon）在《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Virginia Woolf：A Writer’s Life），美国学者莱昂·艾德尔（Leon Edel）在《布鲁姆斯伯里：群狮之家》（Bloomsbury：A House of Lions），美国女性文学专家赫麦尔妮·李（Hermione Lee）在《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等著名传记中都有详细阐释，除此之外，我们还可见到更多的以之为专门研究与回忆对象的专著、编著、回忆录与画册等 ，如加拿大学者S.P.罗森鲍姆的相关著作即有《维多利亚时代的布鲁姆斯伯里：布鲁姆斯伯里的早期文学史》（Victorian Bloomsbury：The Early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Bloomsbury Group，1987）、《爱德华时代的布鲁姆斯伯里：布鲁姆斯伯里的早期文学史》（Edwardian Bloomsbury：The Early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Bloomsbury Group，1994）和《布鲁姆斯伯里读本》（Bloomsbury Group Reader，1993）等。可以说，对它的研究已经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

昆汀·贝尔写道：“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最早开始于20世纪初的剑桥，更确切地说，是1899年秋天在三一学院开始形成的” ，其雏形分别是“使徒团”（the Society of Apostles）和“午夜社”（Midnight Society）。在剑桥诸社团中以神秘、高深而著称的学生社团“使徒团”，由乔治·汤姆林森及其朋友创建于1820年，只有出类拔萃的本科生才有可能成为其中一员。由于其人数始终控制在12人，与耶稣基督最初挑选并赋予传教使命的使徒数目一致，有严肃的社规、入会仪式并自诩为共济会式的神秘组织，因此被称为“使徒团”。在成员选择上，该社团多偏向国王学院、三一学院的学生，尤其是三一学院，更被视作“布卢姆斯伯里俱乐部的胚细胞，使徒们的故乡，高级间谍的摇篮” 。在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期入会的重要成员包括：G.L.迪金森（1885年入会）、罗杰·弗莱（1887年入会）、伯特兰·罗素（1892年入会）、E.M.福斯特（1901年入会）、利顿·斯特拉齐（1902年入会）、伦纳德·伍尔夫（1902年入会）、梅纳德·凯恩斯（1903年入会）、维特根斯坦（1912年入会）、朱利安·贝尔（1928年入会） 等。在活动形式上，“使徒团”每周六傍晚组织严肃的辩论会，成员可在宣读论文之后就某个论题展开激烈的论争。这里没有等级和盲从，有的只是对真理价值的执着追寻和对社会现实的直率探问，剑桥的人文主义精神和智性传统在此得到了集中体现。当时，哲学家怀特海、罗素和G.E.穆尔（G.E.Moore，1873—1958）等都是三一学院的研究员，其思想尤其对他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难怪伦纳德·伍尔夫后来饱含深情地回忆道：“使徒团精神就是一群亲密无间的朋友一同义无反顾、不遗余力地去追求真理的精神。这群朋友相互之间真诚坦率，喜欢以幽默的语言彼此讽刺，以开玩笑的方式彼此嘲弄，而同时又彼此尊重……使徒团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从戏谑之言中体悟出启发意义和教育意义——即使在处理极为严肃的事情时也不例外。” 可见，“使徒团”以相同的志趣和友情的纽带为基础聚集起知识精英，一方面营造出浓厚的学术氛围，为他们的激昂辩论和独立见解提供舞台；另一方面又形成了特殊的文化场域，使每一位成员都能受到自由、理性、批判、质疑精神的熏陶与启迪。

托比·斯蒂芬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读书，也是“使徒团”和“午夜社”的成员。1904年在戈登广场开始的“星期四之夜”聚谈，后来成为青年才子们在剑桥大学的智识辩论活动于伦敦布鲁姆斯伯里区的延伸，唯一的不同，是他们多了两位才貌兼具的斯蒂芬小姐为伴。

布鲁姆斯伯里最早的一批固定访客包括克莱夫·贝尔、利顿·斯特拉齐、梅纳德·凯恩斯、德斯蒙德·麦卡锡、邓肯·格兰特和E.M.福斯特等人，他们逐渐形成了一个因相似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和美学旨趣而凝聚到一起，组织松散、来去自由，并无明确的章程或宣言，但却保持了终生友情的小圈子。如伍尔夫后来的密友、女作家薇塔·萨克维尔-韦斯特与其外交官丈夫哈罗德·尼克尔森的次子、伍尔夫书信集的编者之一奈杰尔·尼克尔森（Nigel Nicolson）在回忆中所言：“在所有有关布鲁姆斯伯里的遗产当中，最为出众的是其成员有关友情的观念。没有任何东西——无论是年龄、成功、在艺术和爱情方面的竞争关系，还是战争、旅行或职业造成的长时间的分离——能够将这些自年轻时代就聚到一起的人分开。” 林德尔·戈登在《存在的瞬间：一个作家的创作历程》中亦强调了“它凭借情感而存在。这也是布鲁姆斯伯里团体和其他现代主义者团体、如海明威的或萨特的团体之间的区别” 的特点。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1921年年末与1922年年初为德斯蒙德·麦卡锡的妻子、作家莫莉·麦卡锡于1920年发起成立的“传记俱乐部”（The Memoir Club）撰写并朗读的回忆性文字《老布鲁姆斯伯里》（Old Bloomsbury）和1936年12月1日在俱乐部朗读的《我是势利之徒吗？》（Am I a Snob？），以及在1939年4—7月间和1940年6—11月间断续写成的长文《往事素描》（Sketch of the Past）等中，均对布鲁姆斯伯里圈中人和事作了栩栩如生的追溯。尤其在《老布鲁姆斯伯里》中，伍尔夫对所谓的“老布鲁姆斯伯里”的成型时间做了界定，即1904—1914年间。文中深情回忆了父亲去世后姐姐文尼莎带领姐弟兄妹四人从海德公园门22号阴郁、沉闷的生活中解放出来，迁往布鲁姆斯伯里区戈登广场46号的快乐过程。作家开心地写道：“我可以向你们保证：1904年10月，它（指戈登广场46号）是世界上最漂亮、最激动人心和最罗曼蒂克的地方。” 在那里，“在红色长毛绒上用黑色涂料的瓦特威尼斯传统被推翻了；我们进入了萨金特福尔斯的时代；白色和绿色的印花棉布到处都是；我们弃用了莫里斯的那种有着繁复图案的墙纸，而用朴素的水粉颜料涂抹的淡水彩画装饰墙面。我们充满了试验性与革新性” 。1905年10月份，文尼莎又在戈登广场46号创设了一个“星期五俱乐部”（Friday Club），关注中心更加倾向文尼莎热爱的视觉艺术，成员有克莱夫·贝尔、文尼莎·斯蒂芬、亨利·兰姆、奈维尔·利顿、萨克逊·锡德尼特纳等。他们举办画展，每周五碰头进行艺术讨论，同时又不仅仅限于艺术主题。该俱乐部一直延续到大约1912年或1913年，成员构成和伍尔夫所谓的“老布鲁姆斯伯里”互有交错。

1906年，斯蒂芬姐妹挚爱的兄弟托比自希腊旅行归来后因伤寒症英年早逝。1907年，为了寻求精神支持与安慰，文尼莎与托比的好友克莱夫·贝尔结婚。弗吉尼亚和弟弟阿德里安则迁居不远处的菲兹罗伊广场29号（29 Fitzroy Square）。随着文尼莎的结婚，布鲁姆斯伯里的聚会以两姐妹的住所为据点，形成了两个中心，而讨论的内容也由抽象的哲学问题转而更加直面现实生活。维多利亚时代以来虚伪的性禁忌被打破，这些大都未婚的青年男女们甚至公开地讨论了有关性与鸡奸等方面的问题。陈规旧俗与正统信仰在这里受到挑战，而“布鲁姆斯伯里人”也因自己的惊世骇俗变得“臭名昭著”起来。因此，托比的离世并没有使聚会中断，相反使斯蒂芬两姐妹和他的剑桥友人们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

伍尔夫曾生动忆及“星期四之夜”的年轻人不倦探讨何为真善美的情景。他们蔑视维多利亚时代严苛的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对传统权威之于真实情感的禁锢十分反感，因此以反叛、张扬的人生态度成为当时英国保守的上流社会侧目的对象。其反叛的具体表现，一方面在于这些学识渊博、自信张扬、意气风发的骄子们通常谈论的话题十分广泛、百无禁忌，大家由此坦率且真诚地追寻真理、质疑陈规，“相信和平而理性的讨论” ；另一方面，“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成员间的关系也甚为开放包容，复杂的异性恋、同性恋与双性恋关系并未影响成员之间的友谊。这种特立独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处事招致了外界的冷眼与议论，但“掩盖在这种新的时髦下面的，不仅是对使人厌倦的世界的一种健康的反动，而且是对精神自由的一种真正的向往” 。从思想资源上说，“布鲁姆斯伯里团体”尤其深受英国哲学家G.E.穆尔的影响。穆尔于1892—1896年间入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他的哲学与伦理学思想影响了包括“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成员在内的当时许多年轻学人，因此，他和罗素被誉为“这个团体的福音传道士” ，成为团体成员永远的精神导师。作为“布鲁姆斯伯里团体”青年时代的“圣经” ，穆尔的《伦理学大纲》（Principia Ethica）不仅决定了“布鲁姆斯伯里人”的生活态度，而且对其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穆尔对真理与理性的尊崇、对自由与审美的奉守，启示其远离物质主义与市侩哲学，而更多地趋向于质疑主流话语与官方立场，表现出开阔的文化视野和对“他者”文化的尊重态度。1938年9月，凯恩斯在“传记俱乐部”聚会时，阅读分享了关于自己早年生活与信仰的回忆录《我早年的信仰》，其中特别谈及穆尔的《伦理学大纲》对自己，对团体崇尚爱、美与真理，摆脱功利主义的深刻影响。“摩尔的影响不仅是压倒性的，而且还和斯特雷奇过去常说的‘致命影响’截然相反；它激动人心、令人振奋，就像一种复兴的开始，一个新天地的出现，而我们是新秩序的先驱，无畏无惧。也许正因为这种智识成长经历，我们即使在最沮丧和最糟糕的时刻，也从来没有失去一种韧性，而这种韧性是年轻一代似乎从来没有过的。” “我们是最后一批乌托邦主义者——这些人有时也被称为社会向善论者——当中的一部分，我们这些人相信持续的道德进步，而且凭借这一点，人类已经成为由可靠、理性、正派的人们组成的群体，他们遵从真理和客观标准，可以从外在的习俗规约、传统标准和僵化的行为准则的限制中安全地解脱出来，并且从现在开始，尽可由他们发挥自己的智慧，跟随内心纯粹的动机和对于美善的可靠直觉。”

1910—1914年间，新人不断加入，团体进一步扩大，其中最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是罗杰·弗莱的加盟。此时的弗莱刚刚辞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油画厅主任一职，返回英国，并出任《伯灵顿杂志》（The Burlington Magazine）的编辑。他以沉稳敦厚的人品、深厚的艺术史造诣、独到的艺术品鉴赏眼光和高雅的审美趣味迅速成为深受戈登广场和菲兹罗伊广场欢迎和爱戴的人物。在《老布鲁姆斯伯里》一文中，弗吉尼亚曾浓墨重彩地写到自己与弗莱的结识和弗莱来到家中时的情景：“我想，一定是在1910年，克莱夫某晚奔上楼来，无比激动的样子。他刚刚经历了有生以来最最有趣的交谈之一。他是和罗杰·弗莱谈的话。他们一连好几个小时讨论了艺术。他觉得罗杰·弗莱是自己在离开剑桥之后遇见过的最有趣的人物。后来罗杰就出现了。我好像觉得，他来的时候穿的是一件大大的乌尔斯特大衣，每一只口袋里都塞着一本书、一只画盒或别的什么搞不清楚的东西；还有那些他从后街某个小个子男人那里买来的特别的插图；他胳膊底下夹着油画布；他的头发翘了起来；双眼闪闪发光。他的知识和经验比我们所有人加起来的还要多。”

由于弗莱经常在“星期五俱乐部”发表有关艺术的演说，他对艺术的不倦热情对团体成员产生了巨大的感染力量。1910年11月—1911年1月间，弗莱在克莱夫·贝尔和德斯蒙德·麦卡锡的帮助下，在伦敦格拉夫顿画廊（Grafton Gallery）组织了在现代英国艺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一次“后印象派画展”。昆汀·贝尔在《布鲁姆斯伯里》中认为在“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发展史上有四个关键的年份，即1899年、1904年、1906年和1910年。1910年正是第一次后印象派画展举办并在英国激起了轩然大波的年份：“布鲁姆斯伯里起源于1899年的剑桥；莱斯利·斯蒂芬爵士1904年去世后，剑桥因素和伦敦因素结合融成了一体；1906年索比·斯蒂芬去世，瓦奈萨·斯蒂芬和克莱夫·贝尔订婚；1910年，第一次后印象派画展在格莱夫顿美术馆举行。”

自此以后，以绘画为中心的视觉艺术不仅成为整个“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兴趣中心，亦成为英国先锋派艺术的大本营。J.K.约翰斯顿写道：“在这个圈子里，几乎没有人对视觉艺术没有浓厚的兴趣；而这一兴趣的领袖人物是罗杰·弗莱。” 伍尔夫在日后为弗莱所作的传记中尊弗莱为“现代英国绘画之父” ，称他为“一位伟大的批评家，一个拥有深刻的情感，同时又极度真诚的人” ，指出“他通过自己的写作改变了身处的那个时代的趣味，以他在后印象派人物当中的领袖地位改变了当下英国的绘画，并用自己一系列的讲座无与伦比地提升了人们对艺术的热爱” 。伍尔夫本人的现代小说观念与意识流创作实践，也受到以弗莱为代表的现代形式美学观念的深刻影响。

克莱夫·贝尔于1913年制作了一份布鲁姆斯伯里草图。按他的说法，“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由两代人所组成，主要成员及其身份如下：

第一代：

G.L.迪金森（1862—1932）：政治哲学家、剑桥大学导师

伯特兰·罗素（1872—1970）：哲学家

罗杰·弗莱（1866—1934）：艺术评论家

E.M.福斯特（1879—1970）：小说家

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1）：作家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经济学家

文尼莎·贝尔（1879—1961）：画家

邓肯·格兰特（1885—1978）：画家

克莱夫·贝尔（1881—1964）：艺术评论家

伦纳德·伍尔夫（1880—1969）：政治理论家、作家

利顿·斯特拉齐（1880—1932）：传记作家

阿瑟·韦利（1889—1966）：翻译家、东方学家

戴蒂·瑞兰兹（1902—1999）：诗人、演员、剑桥大学导师

第二代：

朱利安·贝尔（1908—1937）：诗人、政治活动家

昆汀·贝尔（1910—1996）：作家、艺术家、艺术历史学家

安吉莉卡·贝尔·加尼特（1918—2012）：作家

其子昆汀·贝尔在所撰的《布鲁姆斯伯里》中，亦用一张表格描绘了1913年时“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成员的构成，包括E.M.福斯特、戴维·加尼特、德斯蒙德·麦卡锡和莫莉·麦卡锡夫妇、罗杰·弗莱、文尼莎·贝尔、克莱夫·贝尔、邓肯·格兰特、弗吉尼亚·伍尔夫夫妇、利顿·斯特拉齐、凯恩斯、萨克逊·西德尼特纳等人。贝尔父子所共同强调的时间节点1913年，正是“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影响力走向鼎盛的时间，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一年。此时，由“布鲁姆斯伯里人”策划并主持的两次后印象派画展刚刚结束，在英国艺术界掀起的余波未平；克莱夫·贝尔和文尼莎·斯蒂芬结婚并生下了长子朱利安·贝尔；弗吉尼亚·斯蒂芬和伦纳德·伍尔夫结婚并分别完成了小说处女作《远航》和《丛林里的村庄》；凯恩斯出版了经济学著作《印度通货与金融》；福斯特从印度返回并开始创作著名小说《印度之行》；由罗杰·弗莱倡议成立、旨在对年轻艺术家提供帮助的“欧米茄工作室”开始运转……而按照伍尔夫在《老布鲁姆斯伯里》一文及其他传记类文章中的表述，“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成员还有核心与外围之分，核心成员就是最早参加家庭聚会，由同学、朋友和姻亲组成的固定的数位，而受邀来访的朋友，或朋友的朋友则数量庞大，作家亨利·詹姆斯、诗人T.S.艾略特等都在其列。如果根据1987年出版的《布鲁姆斯伯里名人录》（Who’s Who in Bloomsbury）中收录的条目来看，则人名可达上百。 至于年轻一代成员，除了克莱夫·贝尔所列的自己三个子女 之外，与这个小圈子关系亲密，或从中受益良多的其实还有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的青年诗人鲁珀特·布鲁克、诗人斯蒂芬·斯彭德、诗人兼出版家约翰·莱曼、一起访问过抗战时期的中国并进行采访的散文家克里斯托夫·衣修伍德和诗人W.H.奥登等人。伍尔夫的密友薇塔·萨克维尔-韦斯特亦在这一团体中扮演着重要而特殊的角色。此外，中国现代作家与翻译家徐志摩、林徽因、凌叔华、萧乾与叶君健等人，也与这一团体的重要成员有着或长或短的复杂关联，由此创造了20世纪上半叶中英文学艺术史上一段段复杂而独特的交流因缘，推动了各自国家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发展。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成员拒绝参与帝国主义战争，大多选择成为服从良心的反战者，公开持与政府不合作的态度，为躲避兵役而宁愿到菲利普·莫瑞尔夫妇在牛津附近的嘉辛顿农场做工。

战争使得“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固定聚会不复存在，大家转向了各自的工作，分散到了全国各地。战后这一小圈子虽重新聚集起来，但聚会地点更加分散多元，除了伦敦之外，很大程度上随“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女王文尼莎·贝尔和情人邓肯·格兰特寓所的迁移而变动，他们在查尔斯顿的农庄和在法国南部的度假寓所卡西，以及伍尔夫夫妇的住宅“僧侣屋”等，都是家庭与朋友聚会的重要地点。进入20世纪30年代之后，随着利顿·斯特拉齐、罗杰·弗莱、朱利安·贝尔等的先后谢世，以及1942年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自溺身亡，“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JDOAk7KAPK648e83Lef7mgJlc/7ZA9pT0uU/2ayt4rtiwjcA4w3qy+haDyXTvyF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