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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一国有关他国形象的文学呈现，会随着双方各自的社会发展进程、力量对比与彼此需要等而发生动态的改变，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与影响。这既是一种真实的知识，同时也是一种想象与建构。如法国学者布吕奈尔所言：“形象是加入了文化的和情感的、客观的和主观的因素的个人的或集体的表现。任何一个外国人对一个国家永远也看不到像当地人希望他看到的那样。这就是说情感因素胜过客观因素。”
“形象是神话和海市蜃楼——后一个词充分表达着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它唤醒和激起我们不受冷静的理性控制的好感，因为这种诱惑力只不过是我们自己的梦幻和欲望的喷射。”
具体到中西方关系，作为一种既是知识、亦为想象的体系，西方的中国形象映射的是西方人反观自身的“镜像”。在启蒙时代到来之前的数个世纪中，中国形象曾在西方社会对现代性的期盼中被乌托邦化了。恰如法国形象学家达尼埃尔-亨利·巴柔所言：“作为二律背反的西方，东方就是西方的反面：那里没有理性，却有激情、神奇和残酷，没有进步或现代化，不是身边的日常生活，而是迷人的远方，是逝去的花园或重新发现的天堂……”
之后，随着启蒙运动以降欧洲社会的现代转型，中国逐渐变成停滞、专制、野蛮或半野蛮的否定性形象，成为西方映衬自我强大、强化民族认同、巩固现存秩序并为其海外扩张提供意识形态话语支撑的“他者”。然而，在19世纪中期，特别是在进入20世纪之后，人们开始对西方现代性话语的核心价值——科学、理性与进步等产生怀疑，于是再度将目光转向了遥远的东方，以探寻道德观念与美学层面的启示与滋养。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烈后果更是摧毁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盲目自信，部分知识分子在自我反思中开始了对中国文化价值的重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