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长久以来，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互相吸收与融合，是推动人类进步与世界发展的重要动力。相隔万里的东方与西方，在难以计数的探险家、旅行者、商人、外交官、传教士以及文人学者等的联结下，潜移默化地对彼此施加着重要的影响，由此编织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绚烂图景。回望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长卷，我们发现，无论是“西学东渐”还是“东学西传”，中西文学—文化的发展从来都离不开从对方那里汲取的宝贵滋养。

纵观中西文化的交流历程，西方对中国文化的两次接受热潮分别出现在17—18世纪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中，兴起于17世纪中叶的“中国热”风靡欧洲达一个多世纪之久，使得中国瓷器、漆器、茶叶、丝绸等物品成为欧洲社会追捧的对象，中国独特的园林艺术、政治体制、以儒学为代表的道德伦理、文学创作和审美趣味也备受欧洲人的青睐。“中国风尚”从有形的器物层面，再到无形的制度、哲学与审美文化层面均给欧洲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启蒙思想家们反抗欧洲中世纪以来的宗教狂热与封建特权、建构合乎理性的近现代社会秩序的现实参照与精神向往。进入19世纪之后，随着欧洲“中国热”的逐渐回落，西方话语体系形塑的中国形象也渐入谷底。直至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因缘际会之下的西方世界重新“发现”了中国，中西文明再度发生了剧烈碰撞，西方的中国形象也随之发生了改变。此时西方的美学思潮与文学艺术正经历着从以“模仿论”为基础的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传统中脱胎换骨的重大变革，中国的多种文化艺术元素为欧美的现代主义者们提供了来自异域的助推力量。英国著名的现代主义美学与文学艺术团体“布鲁姆斯伯里团体”（Bloomsbury Group）与中国文化元素的密切关联，正是其中的突出实例。

“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是20世纪上半叶以哲学家G.L.迪金森（Goldsworthy Lowes Dickinson，1862—1932）和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美学家罗杰·弗莱（Roger Fry，1866—1934）和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1881—1964），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利顿·斯特拉齐（Lytton Strachey，1880—1932）、E.M.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1879—1970），汉学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1889—1966），经济学家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画家文尼莎·贝尔（Vanessa Bell，1879—1961）等为核心，主要由剑桥大学的精英知识分子组成的文艺美学团体。这一团体不仅在英国现代主义文艺运动中居于核心地位，亦与中国文学-文化有着不解之缘。然而，“布鲁姆斯伯里人”（Bloomsburian）的中国文化观，中国元素之于其探索现代主义美学观念与艺术实践的启示，乃至这一团体与中国的关系在西方的中国观念与形象史、中西文学-文化交流史上的特殊意义等，无论中西学界均未有深入探讨。

作为一种美学运动与文艺思潮，发轫于19世纪中叶并在20世纪20年代臻于高潮的现代主义，在人类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但学界传统的观点基本上以西方为本位，认为现代主义是源自西方对文艺理念、艺术技巧等的自我突破与更新，而后影响及于亚洲及其他地域。中国学者也多将现代主义视为一种由西而东的单向移植，以至习用“西方现代主义”这一表述，很少关注东方文化对现代主义的影响，以及东方世界内部原发的现代主义因素。中西文学-文化交流的史实证明，以中国元素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在助推现代主义生成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文学艺术与美学风格通过典籍外译，博物馆、画廊及私人的中国艺术藏品的展出，商贸往来及传教等多种渠道，潜移默化地启迪了西方的文艺革新。而从更大范围来看，18世纪与20世纪是东西方文化碰撞、交融最为集中的时期，学界对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与启蒙时代以降西方文化所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以及自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问世7个多世纪以来西方的中国形象变迁已有丰厚的史料积累与研究成果，但对20世纪以来西方知识精英如何阐释与想象中国，以及中国文化在西方文艺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独特作用尚未展开深入挖掘。此外，我们即便可以看到部分梳理英、美现代主义与中国文化关联的成果，但其研究侧重主要是在文学领域，如美国东方学家费诺洛萨、意象派诗人庞德等与中国诗歌艺术的关联，而忽视了现代主义艺术美学与实验技巧对东方美学元素的借鉴。其实，从现代主义运动在西方崛起的路径来看，其实验性探索更早是体现在绘画、音乐、雕塑、建筑、芭蕾舞等艺术领域，而后再延伸到文学领域的。因此，将现代主义艺术美学的生成与发展纳入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视野中进行审视，不仅能够更加准确地勾勒其生成图谱，对其中不少重要概念术语的来源与变迁，及其在文学领域中的移植与化用等，亦可以获得更加完整的观照，由此对现代主义的发展全貌有更加科学的认识。

爱德华·萨义德写道：“欧洲美学现代主义的历史论述，多数略而不谈本世纪（即20世纪）初非欧洲文化向宗主国核心的大规模渗透，尽管它们对毕加索、斯特拉文斯基和马蒂斯等现代主义艺术家发生了显然很重要的影响，对基本上自认为是由白人/西方人组成的单一社会机体本身也发生了明显的影响。” 所以，“要了解非殖民地化、抵抗文化和反帝文学对现代主义的贡献，就需要在视角和理解方面做出显著的调整” 。本书就是“在视角和理解方面”做出“调整”的尝试与努力。我们认为，现有的英国现代主义美学运动生成的历史地理学观念是过于狭窄以及欧洲中心主义的。事实上，英国的现代主义运动大大得益于帝国时代的英国知识分子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反思，以及对非西方艺术产生兴趣的背景。在1900—1940年间，英国知识分子对早期中国艺术的发现与对历史原始主义，以及部落原始主义的兴趣交融到了一起。其中的突出代表，即“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众多成员对中国哲学思想、伦理价值与文学艺术的共同兴趣。如美国学者帕特丽卡·劳伦斯所言：“英国的现代主义艺术家把目光投向了东方，与此同时，大量新的文化、哲学、审美体验与感受在20世纪初纷纷崭露头角。丽莉那双‘中国眼睛’富含象征意义，是伍尔夫触及文化、政治、美学的成功写作手法，不仅暗示着英国画家融合了中国的审美观，而且暗示着欧洲现代主义甚至包括当代的对我们自己的文化和美学之‘地方’（即普遍性）的质疑。于是，中国的空间被置于英国的现代主义视野内，使得围绕着这场文化运动所进行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对话得以延伸开去。” 通过揭示中国文化的影响，我们得以重新定义英国现代主义，将之视为在包括中国思想观念与文学艺术在内的多民族文化遗产与精神资源的共同助力下，突破西方传统的一系列美学、文学与艺术运动。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实现如美国东方学家J.J.克拉克所期盼的、“在一个破碎的世界中寻找共同点，在充满差异与敌对的民族与教义中追寻某种真知与精神交融，探寻北川三夫所说的‘统一的人性’” 的价值诉求。

有鉴于此，本书拟将现代主义视为具有跨国特征与多元文化渊源的美学运动，以英国“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成员与中国文化的关联及对中国道德价值、美学思想的汲取为个案，深入考察中国文学-文化如何经由转换与变形而助推了英国现代主义的生成；同时，拟在西方的中国观念与中国形象演变的大背景下，在中英文学-文化交流史的框架中，认真辨析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这一特定时段，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英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态度转变的内外部原因，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揭示中国文学-文化参与世界文明现代性构建的重要贡献，弥补中西文学-文化关系研究中的薄弱环节。

在具体方法上，本书将综合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译介学、影响与平行研究的基本方法，吸收中外汉学的丰富史料与成果，借鉴后殖民文化研究观念，在跨哲学、伦理学、美学、文学与视觉艺术等的宽广视域中，展开20世纪中西文学-文化研究领域这一重要但尚未有效展开的个案研究。

就与本课题相关的前期成果而言，在西方，随着“汉学”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兴起，有关中国文明进程与典章制度，17、18世纪以来欧洲的“中国热”，以及中国作为文化“他者”在西方视域中的镜像变迁等方面的成果已洋洋大观，要者如H.A.翟理斯《中国文明》（1911）、W.爱泼顿《华夏的周期：17—18世纪英国的中国时尚》（1951）、唐纳德·F.拉赫《欧洲形成中的亚洲》（1971）、拉娜·卡巴尼《欧洲的东方神话》（1986）、D.E.曼格罗《中西之间的巨大冲撞：1500—1800》（1999）、大卫·琼斯《西方社会与政治思想中的中国形象》（2001）等。然而，与本课题直接相关的成果仅见下列数种：中国台湾学者林秀玲提交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重审英国现代主义：与中国艺术的遭遇》（1999）追踪了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劫掠、火烧圆明园及颐和园的清室皇家收藏所造成的中国艺术的西传，及其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对西方现代艺术发展产生的巨大影响；美国学者帕特丽卡·劳伦斯的《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布鲁姆斯伯里、现代主义与中国》（2004）考察了“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作家伍尔夫、朱利安·贝尔、E.M.福斯特等与中国作家凌叔华、徐志摩、萧乾等的交往或联系，讨论了“布鲁姆斯伯里人”与“新月派”作家群落间的文化因缘；埃里克·哈约特的论文《伯特兰·罗素的中国之眼》（2006）分析了罗素的中国文化观对“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思想的影响。

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亦有多种有关中国文化外传的著作出版，如王漪《明清之际中学之西渐》（1979），朱谦之《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1985），马祖毅、任荣珍《汉籍外译史》（1997），张国刚、吴莉苇《中西文化关系史》（2006）等。范存忠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于哈佛大学完成以18世纪中学西渐为主题的博士学位论文，中文本后以《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1991）为题出版。张弘《中国文学在英国》（1992）、卫茂平《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1996）、葛桂录《中英文学关系编年史》（2004）、钱林森《光自东方来——法国作家与中国文化》（2004）、姜智芹《傅满洲与陈查理——美国大众文化中的中国形象》（2007）等，考察了中国文学对英、德、法、美文学-文化的影响。任继愈、张西平先后主编的《国际汉学》，阎纯德主编的《汉学研究》，葛兆光主编的《清华汉学研究》和中国台湾汉学研究中心主编的《汉学研究通讯》等，以及阎纯德、吴志良主编的“列国汉学史书系”之《英国汉学史》（2007）、《英国19世纪的汉学史研究》（2009）和《唐诗西传史论——以唐诗在英美的传播为中心》（2009）等，也提供了中英文学-文化关系的丰富史料。进入21世纪，国内还推出了不少研究西方中国形象的著作，如姜智芹的《文学想象与文化利用：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2005）对迪金森与罗素的中国文化观进行了分析；周宁的《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2006）在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中梳理了7个世纪以来西方的中国形象，考察了其生成演变的意义及参与构建西方现代性经验的过程与方式；赵毅衡的《对岸的诱惑：中西文化交流记》（2007）提供了有关20世纪中英文学关系的鲜活资料；黄丽娟的《构建中国：跨文化视野下的现当代英国旅行文学研究》（2013）探讨了现当代英国旅行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在论文方面，程章灿的《魏理与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交游考》（2005）、《东方古典与西方经典——魏理英译汉诗在欧美的传播及其经典化》（2007）、《魏理与中国文学的西传》（2013）、《与活的中国面对面——魏理与中国文化人的交往及其意义》（2015），以及包华石的《中国体为西方用：罗杰·弗莱与现代主义的文化政治》（2007）等，均以具体个案为本课题研究提供了参考。

本书总体篇章结构如下：

“引言”提出深入考察“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现代主义运动与中国文化元素的关系这一课题的学术意义；简略回顾与课题相关的前期研究现状与本课题的主要研究方法；说明本书的基本结构与各章主要内容。

第一章“西方的中国形象与20世纪初的中英文化碰撞”将主要回溯与梳理西方的中国形象与中国观念形成、发展与演变的脉络，努力在中西文化-文学交流的框架中，为本书的研究主旨提供一个历史的框架与背景。作为一种知识与想象体系，西方的中国形象折射出西方人反观自身的“镜像”。中国形象在启蒙时代前的数世纪中曾在西方社会的现代性期盼中被乌托邦化。随着启蒙运动以来欧洲社会的现代转型，中国逐渐作为停滞、专制、野蛮或半野蛮的否定性形象，成为西方实现自我认同、巩固现存观念秩序并为殖民主义提供意识形态支持的“他者”。19世纪中叶之后，伴随着对西方现代性话语的核心价值科学、理性与进步的质疑，人们再度将目光转向了东方，世界大战的惨烈后果更是摧毁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过度自信。知识分子在自我反思与批判中开始了对中国文化价值的重新“发现”。

第二章“‘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形成及与中国文化的亲缘关系”拟在回溯“布鲁姆斯伯里团体”形成与发展历史的基础上，说明以G.L.迪金森、伯特兰·罗素、阿瑟·韦利、罗杰·弗莱、克莱夫·贝尔、弗吉尼亚·伍尔夫、利顿·斯特拉齐等为代表的布鲁姆斯伯里知识精英所秉持的价值立场，以及他们与中国文化的亲缘关系，同时梳理20世纪初年中国文化艺术品进入英国的背景与基本渠道。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伦敦最特立独行的人文知识分子，“布鲁姆斯伯里人”对以哲学家G.E.穆尔的《伦理学大纲》为基础的现代剑桥人文主义思想精华兼容并包，尊重智性，崇尚真善美，呼唤宽容、诚实的伦理价值。他们坚守反战立场，对物质主义和殖民主义高度警觉，向往古老中国代表的人性；中国古典文学与视觉艺术所体现出来的美学原则与形式特征，亦与其形式美学追求高度契合。

第三章“汉学家笔下的诗性中国：韦利与中国文化的传播”将聚焦于20世纪初年英国最伟大的汉学家阿瑟·韦利，探讨他的汉学译介与研究造诣作为英国传统汉学向现代汉学转型的路标与转折点的重要意义，梳理他与中国文化的亲缘关系，其汉学成果与中国文化观念以多种交游网络对英、美现代主义文艺运动产生的影响。作为东方学家，韦利将一生奉献给了中日文学-文化的译介和研究，成为中国文化元素进入“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现代主义文艺群落的重要桥梁。

第四章“哲学家眼里的道德中国：迪金森与罗素的东方乐园”拟在梳理先后于1913年和1920年来华访问的历史学家、哲学家迪金森和罗素与中国的情缘的基础上，分析其各自著作《“中国佬”信札》中理想的中国文明观和《中国问题》中的现代性反思。义和团运动使中国成为西方的新闻热点后，迪金森出版了《“中国佬”信札》，将中国描绘成智慧、宁静、淳朴的人间乐园，批判了贪婪掠夺的“没落”西方；罗素游学中国后写下《中国问题》，亦通过中西文明的对比，赞美了中国人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和平为本的淳朴观念，将中华文明视为拯救西方工业主义对人文主义的侵蚀、世界战争对人类文明的戕害的希望。两位哲人均强调了中国文化的道德价值对反思西方文明弊端的参照意义。

第五章“美学家心目中的审美中国：弗莱等的中国艺术渊源”将首先回顾17—18世纪西方的“中国热”中认知中国艺术的特点，比较其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东方文艺复兴”的差异，在此基础上说明弗莱与他的美学同道的现代主义探索，及其在此过程中与中国艺术等的相遇。以罗杰·弗莱和克莱夫·贝尔等为代表的“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现代主义者以开阔的世界主义眼光接纳了包括中国、拜占庭帝国、南美洲和非洲等国家和地区在内的非西方艺术。由于它们很难以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标准加以阐释，因此修正自身的艺术标准，以形式之美跨越文化鸿沟，成为弗莱和贝尔进入“他者”文化、理解世界艺术的便捷入口。

第六章“弗莱、贝尔对中国艺术美学的汲取与阐发（一）”与第七章“弗莱、贝尔对中国艺术美学的汲取与阐发（二）”将主要从六个方面，论述以弗莱、贝尔为代表的“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美学家如何具体借鉴了中国古典艺术的美学原则，使之成为西方现代主义形式美学观念形成的重要资源。弗莱和贝尔从形式审美的视角观照中国艺术，同时又从西方文学艺术变革的需要出发，再度阐发了中国艺术。他们的借鉴与阐发，具体体现在对艺术作品主观表现、散点透视与平面构图的推重，对线性艺术的韵律之美的嘉许，对“留白”的重视，对设计的观念与结构的意识的强调，以及对艺术创造过程中有机平衡智性与情感关系的肯定等。伍尔夫、福斯特等则在一定程度上又将上述原则平移至小说理论与实践领域，成为中国文化元素助推现代主义文艺运动的重要案例。

第八章“作家想象中的神秘中国：伍尔夫、斯特拉齐等的中国因缘”则聚焦于“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作家，梳理他们与中国文化，以及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不解之缘。通过朱利安·贝尔，弗吉尼亚·伍尔夫不仅与中国现代女作家凌叔华锦书往还，亦以同处战时、惺惺相惜的女作家的身份激励与帮助了凌叔华自传体小说《古韵》的写作。《古韵》后来在伍尔夫夫妇创办的霍加斯出版社的出版，成为20世纪中英文学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传记大师利顿·斯特拉齐以中国晚清宫廷生活为题材的剧本《天子：一部悲情的情节剧》真实呈现了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侵华时期中国社会的紧张氛围，其对东方文化景观的想象，亦体现了斯特拉齐作为西方作家对“他者”文化的矛盾立场；小说家、诗人与散文家哈罗德·阿克顿、W.H.奥登和衣修伍德等均亲身到访中国，以不同的方式书写了遥远东方的神秘中国。

“结论：中国作为‘他者之眼’”将进一步概括本课题的研究价值，指出其在研究观念、研究立场与具体方法方面或可为中外文化-文学关系研究带来的几点启示，补充说明与本课题相关的几个问题。“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现代主义运动与中国文化元素的关系表明，中国文学-文化在参与反思西方社会现代性与建构审美现代性两方面均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中国不仅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史上做出过重大贡献，进入20世纪之后同样在道德与审美等不同维度上为西方文明对现代性的审视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