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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汉简是近代最早发现的汉简，在汉代敦煌郡的范围内，不断有新的发现，特别是长城沿线的烽燧下面，基本上都保存有汉简，这里提示比较集中的几组发现，相关的酒泉郡范围的出土汉简，也一并叙述。
①英藏汉简（一）
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M. A. Stein）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在敦煌西北汉代长城烽燧沿线掘得，计708 枚，其中纪年简166 枚，内容多为西汉武帝天汉三年（前98）至东汉顺帝永和二年（137）边塞文书。1908年，斯坦因在同一区域还发现几件帛书。报告见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第2 卷（牛津，1921 年）
，汉简整理发表在沙畹（E. Chavannes）《斯坦因在东突厥斯坦沙漠中发现的汉文文书》（牛津，1913年）
，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1914年上虞罗氏宸翰楼印行，中华书局1993年重版）。
②英藏汉简（二）
1913年至1915年4月，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期间，在敦煌汉塞烽燧遗址中又掘得汉简84枚，出土地点大部分属于汉代敦煌郡玉门都尉和中部都尉，又在安西、酒泉两县境内采得105枚，出土地点大部分属于汉代酒泉郡西部都尉和北部都尉。报告见斯坦因《亚洲腹地考古记》（牛津，1928年）
，汉简整理本有马伯乐《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得汉文文书》（伦敦，1953年）
，张凤《汉晋西陲木简汇编》（上海有正书局，1931年），郭锋《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甘肃新疆出土汉文文书——未经马斯伯乐刊布的部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
以上英藏敦煌汉简后来由大庭脩做了重新整理，编为《大英图书馆藏敦煌汉简》（京都同朋舍，1990年）。但仍有一些残片前人都没有进行过整理，收入汪涛、胡平生、吴芳思编著《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斯坦因所获未刊汉文简牍》（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
③小方盘城汉简
距今敦煌市区西北约71公里处的小方盘城是汉代玉门关的故址，因此也是保存汉简比较多的地方，经过后人的数次发掘。1920年周炳南掘得17 枚汉简，具体地点不明，原简现藏敦煌研究院，考释见初师宾《关于敦煌文物研究所收藏的一组汉简》（《敦煌研究》 1985年第3期）。1944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在小方盘城遗址附近掘得76枚（原称49枚）汉简，原简现藏“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土情况参见阎文儒《河西考古杂记》（《文物参考资料》 1953年第12期 /《社会科学战线》 1986 年第4 期、1987年第1期），释文和图版见夏鼐《新获之敦煌汉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 本，1948 年），又刊夏鼐《考古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61年），整理本有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简牍整理小组《居延汉简补编》附录（“中研院”史语所专刊之九十九，1998年）。1999 年敦煌市博物馆在小方盘城遗址中获木简300余支，何双全《简牍》（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 年）有报道，但尚未见整理出版。
④花海汉简
1977年8月嘉峪关市文物保管处在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采集到简牍91枚、素简12枚、七面菱形觚1简，内容为酒泉郡北部都尉的文书档案、书信等，原简现藏嘉峪关市长城博物馆。见嘉峪关市文物保管所《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载《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⑤马圈湾汉简
1979年9月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和敦煌县文化馆在敦煌西北玉门关外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所得，计1217 枚简牍。简报见甘肃省博物馆、敦煌县文化馆《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简报》（《文物》 1981年第10期 /《汉简研究文集》，1984年）。
⑥酥油土汉简
1981年在敦煌市博物馆在酥油土汉代烽燧遗址采得简牍76枚。见《敦煌酥油土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木简》，载《汉简研究文集》（1984年）。
⑦清水沟汉简
1990年在敦煌市博物馆在清水沟汉代烽燧遗址采集汉简一册27枚，内容为历谱，又散简14 枚，素简21 枚，散简内容为爰书、簿籍等。见敦煌市博物馆《敦煌清水沟汉代烽燧遗址出土文物调查及汉简考释》，殷光明《敦煌清水沟汉代烽燧遗址出土〈历谱〉述考》，均载《简帛研究》第2 辑（法律出版社，1996 年），李永良《河西汉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载《简牍学研究》第1 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
以上早期发现的汉简，重新的录文收入林梅村、李均明《疏勒河流域出土简牍》（文物出版社，1984年）和李均明、何双全《散见简牍合辑》（文物出版社，1990年），上述大多数汉简的简影及释文，收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中华书局，1991年），吴礽骧、李永良、马建华《敦煌汉简释文》（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⑧悬泉汉简
1990年10月—1992年12月间，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敦煌市东61公里甜水井附近的汉代悬泉置遗址做了全面发掘，共得35000枚简牍，有字简23000枚，所岀纪年简牍最早者为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最晚者为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内容涉及汉代中央到地方各种文书、簿籍以及信札、日书、历谱、医方、相马经、佚书等，特别是有关驿站管理文件、使者的过所（通行证）和乘传公文，以及大量招待往来客使，包括西域各国使者食物的账簿，尤为珍贵。另有10件帛书，均为私人信札。相关报道见柴生芳《悬泉遗址发掘又获新成果》（《中国文物报》 1993年3月14日），吴礽骧《敦煌悬泉遗址简牍整理简介》（《敦煌研究》 1999年第4期），简报为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敦煌悬泉汉简内容概述》《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均载《文物》 2000年第5期），全部汉简尚未整理完毕，部分简牍释文和考证有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以及一些散见的文章。郝树声、张德芳的《悬泉汉简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对悬泉汉简中的一些问题做了探讨。有关帛书的研究，见王冠英《汉悬泉置遗址出土元与子方帛书信札考释》（《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1998年第1期），图版见《中国文物精华》（文物出版社，1997年）。悬泉遗址一间房子的墙上，还抄写着西汉平帝元始五年（5）五月从长安颁发的《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已由中国文物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整理出版，即《敦煌悬泉月令诏条》（中华书局，2001年）。
⑨采集散简
敦煌市博物馆在各地陆续采集到的汉简也有不少，1986 年至1988年陆续采得汉简137 枚，具体出土地点为后坑墩17 枚、马圈湾墩4枚、小方盘城2枚、臭墩子2枚、小方盘城南第一烽燧5枚、小方盘城南第二烽燧12枚、盐池湾墩11枚、小月牙湖东墩19枚、悬泉遗址64枚、大坡墩1 枚。见《敦煌汉简》《敦煌汉简释文》，何双全《敦煌新出简牍辑录》（《简帛研究》第1辑，法律出版社，1993年），敦煌市博物馆《敦煌汉代烽燧遗址调查所获简牍释文》（《文物》 1991年第8期）。
1930年和1934年黄文弼在罗布淖尔的默得沙尔汉代居卢訾仓故址获得木简71枚，见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丛刊之一，北京大学，1948 年），现藏于台湾“中研院”罗布淖尔简计58枚，收入“中研院”简牍整理小组《居延汉简补编》，释文可参林梅村、李均明《疏勒河流域出土简牍》（1984年）。
1906年斯坦因发掘11支，沙畹考释发表在《斯坦因在东突厥斯坦沙漠中发现的汉文文书》中
，但与魏晋简牍未加区分。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指出这些是汉简。
1931年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在新疆尼雅遗址盗掘所得，共26枚，内容包括西域使者往来文书。因系非法盗掘，原简被勒令留在新疆，现不知所在，照片于20 世纪90 年代在英国图书馆找到，见Wang Jiqing（王冀青），“Photographs in the British Library of Docu-ments and Manuscripts from Sir Aurel Stein's Fourth Central Asian Expe-dition”，The British Library Journal，xxiv-1，Spring 1998，pp. 23-74；王冀青《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文书》（《敦煌吐鲁番研究》第3卷，1998年，259—290页）；林梅村《尼雅汉简与汉文化在西域的初传——兼论悬泉汉简中的相关史料》（《中国学术》第2辑，2001年，241—258页）。释文可参汪涛、胡平生、吴芳思编著《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斯坦因所获未刊汉文简牍》附录胡平生、汪涛《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简牍》。
1993年，考古工作者在尼雅遗址采集汉简2 支，内容为《苍颉》，见王樾《略说尼雅发现的“苍颉篇”汉简》（《西域研究》1998年第4期）；林梅村《尼雅汉简与汉文化在西域的初传》（《中国学术》第2辑，2001年）。
在从甘肃酒泉地区流入内蒙古居延海的额济纳河沿线，分布着一系列汉代的烽燧和关城，其中也出土了多批汉简，现在分属不同的收藏机构，以下分别介绍。
①居延汉简（史语所藏）
1930年至1931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汉代额济纳河沿线的居延旧地，发掘到约11000 枚简牍。这批汉简最初收藏在北京大学，抗日战争爆发，转移到四川李庄，由劳榦整理。抗战胜利后，原简辗转收藏在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整理工作在台湾和大陆都有成果：劳榦《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石印手写本，四川南溪，1943年 / 上海商务印书馆，1949年），又《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石印手写本，四川南溪，1944年），《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二十一，1957年），《居延汉简·考释之部》（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十，1960 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编》（科学出版社，1959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乙编》（中华书局，1980年），马先醒等《居延汉简新编》（台北简牍学社，1981年），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牍整理小组《居延汉简补编》（1998年）。
②居延新简（甘肃藏）
1972年至1974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甘肃省博物馆在居延汉代遗址甲渠候官、甲渠塞第四燧和肩水金关发掘到简牍19400余枚，1972 年收集散简两组，一组14 枚，一组7 枚，1976年在居延都尉卅井塞次东燧收集木简173枚。整理本为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国家文物局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文物出版社，1990年），32开平装本，无图版；《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中华书局，1994年），8开精装本，有全部简影和释文。该书姊妹篇《居延新简——肩水金关》壹—伍（约11000枚简），于2011—2016年由上海中西书局陆续出版。
③额济纳汉简（内蒙古藏）
古居延海一带现在行政区划上属于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1999年至2002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此发掘，获得500 余枚汉简，内容以行政文书居多，此外还出土有古籍、医方、日书等残简。图版和录文载魏坚主编《额济纳汉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又有孙家洲主编《额济纳汉简释文校本》（文物出版社，2007年）。
武威地区出土的汉简也有数批，主要如下：
①剌麻湾汉简
1945年11月，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在武威南山剌麻湾发掘，获得汉简7枚。收入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牍整理小组《居延汉简补编》（1998年）。
②磨咀子汉简
1959年7月，甘肃博物馆发掘武威磨咀子6 号汉墓，获木简600余枚，完整385枚，残简约225枚，内容为《仪礼》部分篇章。1959年秋发掘18 号汉墓，获木简10 枚，一般称为“王杖十简”。简报见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磨咀子6号汉墓》（《考古》 1960年第5期），甘肃省博物馆《武威汉简在学术上的贡献》（《考古》1960年第8期），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磨咀子汉墓发掘简报》，考古研究所编辑室《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王杖十简释文》（均载《考古》 1960年第9期）。整理本为甘肃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武威汉简》（科学出版社，1964 年 / 中华书局，2005 年）。1981年9月武威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征集到在磨咀子汉墓出土的“王杖诏书令”木简26枚，见武威县博物馆《武威新出土王杖诏书令册》，载《汉简研究文集》（1984 年），释文可参李均明、何双全《散见简牍合辑》（1990年）。
③旱滩坡汉简
1972年11月发掘武威旱滩坡东汉墓，得木简78 枚，木牍14枚，内容全是医方类。简报为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武威县文化馆《武威旱滩坡汉墓发掘简报——出土大批医药简牍》（《文物》 1973年第12期），整理本是甘肃省博物馆、武威县文化馆《武威汉代医简》（文物出版社，1975 年）。1989 年8 月又发掘旱滩坡东汉墓，得残简16枚，内容皆为律令条文。简报为武威地区博物馆《甘肃武威旱滩坡东汉墓》，李均明、刘军《武威旱滩坡出土汉简考述——兼论“挈令”》（均载《文物》 1993年第10期）。
1972年发掘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获竹简312枚，木楬49枚，内容为遣策类。简报为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物编辑委员会《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出版社，1972年），正式报告为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上、下）》（文物出版社，1973年），1973年年底至1974年年初又发掘马王堆2、3号汉墓，获竹木简600多枚，除220余枚为古代医书外，其余皆为遣策类；还出土大量帛书，字数约十几万，内容大致可分为六艺类、诸子类、术数类、兵书类、方技类和古地图。简报为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 1974年第7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的主要收获》（《考古》 1975年第1期），正式报告为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文物出版社，2004年）。1974 年成立“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计划出六函整理报告，已出版的有《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线装本，文物出版社，1974 年 / 精装本，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叁）（线装本，文物出版社，1978 年 / 精装本，文物出版社，1983年），（肆）（文物出版社，1985年）。此后，傅举有、陈松长《马王堆汉墓文物》（湖南出版社，1992年）公布了一些未刊帛书。由于仍有较多帛书尚未整理出版，1996年又重新启动了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工作，有关帛书《刑德》《阴阳五行》和其他术数类帛书研究得以逐渐展开，但正式报告仍未出版。
1972年4月发掘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1 号墓出土竹简4942枚，木牍5枚，内容为古籍和古佚书，2号墓出土竹简32枚，内容是一份完整的“元光元年历谱”。简报为山东省博物馆、临沂文物组《山东临沂西汉墓发现〈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等竹简的简报》，罗福颐《临沂汉简概述》（均载《文物》 1974年第2期）。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已将全部竹简整理完毕，拟分三批出版，目前出版了《银雀山汉墓竹简》（壹）（线装本，文物出版社，1975年 / 精装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贰）（8开精装本，文物出版社，2010年，收古佚书类）。（叁）拟出“散简”，惜至今仍未出版。
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村40号汉墓发掘，获2500 余枚竹简，内容多为古代书籍。简报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定县40 号汉墓发掘简报》，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河北省博物馆、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县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河北定县40 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及《〈儒家者言〉释文》（均载《文物》 1981年第8期）。竹简古籍整理成果有：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简整理组《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墓竹简〈文子〉释文》《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墓竹简〈文子〉校勘记》，刘来成《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墓竹简〈文子〉的整理和意义》（均载《文物》 1995年第12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县汉墓竹简整理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文物出版社，1997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简整理小组《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墓竹简〈六韬〉释文及校注》，《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墓竹简〈六韬〉的整理及其意义》（均载《文物》 2001年第5期）。
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群也不是一次发掘的，现分别介绍。
①1973年9月发掘8、9、10号汉墓，8号墓出土竹简176枚，9号墓80枚，皆为遣策，10号墓出土竹简172枚、木牍6枚，内容主要为乡里行政机构的文书。简报为长江流域第二期文物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发掘简报》，黄盛璋《江陵凤凰山汉墓简牍及其在历史地理研究上的价值》，弘一《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简牍初探》（均载《文物》 1974年第6期），释文和考释可参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考释》（《文物》1974年第7期）和李均明、何双全《散见简牍合辑》（1990年）。
②1975年3 月发掘168 号汉墓，出土竹牍1 枚、竹简66 枚、衡杆1件。竹牍内容为告地书，竹简为遣策，衡杆文字为有关衡的一条汉律。简报为纪南城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发掘整理组《湖北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发掘简报》，《关于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座谈纪要》（均载《文物》 1975年第9期）。关于衡杆，见华泉、钟志诚《关于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天平衡杆文字的释读问题》（《文物》1977年第1期），骈宇骞《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天平衡杆文字释读》（《社会科学战线》 1980年第4期），释文可参考李均明、何双全《散见简牍合辑》（1990年）。
③1975年11月发掘167号汉墓，获木简74枚，皆为遣策。简报为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发掘整理小组《江陵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发掘简报》，简牍考释见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赴纪南城开门办学小分队《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遣策考释》（均载《文物》 1976年第10期），释文可参和李均明、何双全《散见简牍合辑》（1990年）。
④1975年发掘凤凰山169号汉墓，所获竹简内容为随葬器物的清单，参见俞伟超《古史分期问题的考古学观察（一）》（《文物》1981年第5期）和陈振裕《从凤凰山简牍看文景时期的农业生产》（《农业考古》 1982年第1期）。
1977年发掘安徽阜阳双古堆1 号汉墓，出土6000 余枚竹简、木简和木牍，主要为古代书籍。简报为安徽省文物工作队、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县文化局《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 1978年第8期）。简牍整理成果：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安徽省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汉简整理组《阜阳汉简简介》《阜阳汉简〈苍颉篇〉》，胡平生、韩自强《〈苍颉篇〉的初步研究》（均载《文物》 1983年第2 期），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安徽省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汉简整理组《阜阳汉简〈诗经〉》，胡平生、韩自强《阜阳汉简〈诗经〉简论》（均载《文物》 1984 年第 8期），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安徽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汉简整理组《阜阳汉简〈万物〉》，胡平生、韩自强《〈万物〉略说》（均载《文物》 1988年第4期），胡平生、韩自强《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韩自强《阜阳汉简〈周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该书附有同墓出土的《儒家者言》章题和《春秋事语》章题及相关竹简的照片、摹本、释文及研究文章。
1978年7月发掘青海大通上孙家寨115号汉墓，获木简240余枚，内容主要是有关兵法、军法、军令等。简报为青海省文物考古工作队《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一一五号汉墓》，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大通上孙家寨汉简整理小组《大通上孙家寨汉简释文》，朱国炤《上孙家寨木简初探》（均载《文物》 1981年第2期），李零《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汉简性质小议》（《考古》 1983 年第6期），陈公柔等《青海大通马良墓出土汉简的整理与研究》（《考古学集刊》第5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正式报告为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孙家寨汉晋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
1980年6月发掘陕西西安汉未央宫遗址，获木简115枚，内容属于病历医方类。简报见李毓芳《汉长安城未央宫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文博》 1995年第3期）。正式报告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未央宫——1980—1989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6年）。简牍整理有：胡平生《未央宫前殿遗址出土王莽简牍校释》（《出土文献研究》第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竹简已发现两批：
①1983年12月至1984 年1 月发掘了247、249、258 号汉墓，其中247号墓出土1236 枚，内容为二年律令、奏谳书、脉书、算术书、盖庐、引书、历谱、遣策等，249 墓出土约400 枚，内容为日书，258号墓出土58 枚，内容为历谱。简报为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张家山三座汉墓出土大批竹简》，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江陵张家山汉简概述》（均载《文物》 1985年第1期）。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本主要有：张家山二四七号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张家山二四七号墓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彭浩、陈伟、工藤元男《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②1985年发掘了327 号西汉墓，获简300 余枚支，内容为日书，336号西汉墓，获简829 枚，内容为汉律十五种、食气却谷之法、盗、宴享及饮食器皿、七年质日和遣策，其中，汉律十五种可与张家山二四七号墓二年律令比较研究。简报为《江陵张家山两座汉墓出土大批竹简》（《文物》 1992年第9期），陈跃钧《江陵张家山汉墓竹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文物出版社，1988年），正式报告至今仍未出版。
1993年2月发掘江苏东海尹湾汉墓群，2 号墓出土木牍1 枚，为衣物疏，6号墓出土木牍23枚，竹简133枚，木牍内容为簿籍类文书、占卜、历谱、衣物疏、名谒等，竹简为日忌、刑德行时、行道吉凶、神乌傅（赋）等。简报为连云港市博物馆《江苏东海县尹湾汉墓群发掘简报》《尹湾汉墓简牍释文选》，滕昭宗《尹湾汉墓简牍概述》（均载《文物》 1996年第8期）。简牍整理本为连云港市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东海县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
1999年夏湖南沅陵县虎溪山一号汉墓出土，竹简残断1336枚，内容为黄簿、日书、美食方。简报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怀化市文物所、沅陵县博物馆《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 2003年第1期），西林昭一编辑《简牍名迹选》 2 《湖南篇二》（东京二玄社，2009年）刊布部分日书和美食方的图版和释文，张春龙《沅陵虎溪山汉简选》（《出土文献研究》第9辑，中华书局，2009年）公布部分“美食方”。
2000年3月湖北省随州市孔家坡8号汉墓出土，竹简可分为两组，一组约700余枚，为日书；一组78枚，为历日。木牍4枚，1枚为告地书，另3枚无字。简报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文物局《随州孔家坡墓地M8 发掘简报》（《文物》 2001 年第9期），张昌平《随州孔家坡墓地出土简牍概述》，艾兰、邢文编《新出简帛研究——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竹简整理和正式报告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考古队《随州孔家坡汉墓简牍》（文物出版社，2006年）。
2002—2004年抢救性发掘荆州市沙市区印台墓地，相继在9座西汉墓葬中清理出竹木简2300 余枚，木牍60 余方，内容分为文书、卒簿、历谱、编年记、日书、律令以及遣策、器籍、告地书等。郑忠华《印台墓地出土大批西汉简牍》（《荆州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9年）简要介绍了简牍的发现情况并公布了24枚竹简的图版。
2003年湖南长沙走马楼J8出土，约3000余支，内容主要是官文书，涉及司法案卷。简报见长沙简牍博物馆、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发掘组《 2003 年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重大考古发现》（《出土文献研究》第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此外西林昭一编辑《简牍名迹选》 2 《湖南篇二》（2009年）刊布少量图版和释文。
2004年4—6月长沙东牌楼J7出土，426枚简牍，218枚有字，内容为公文、私信、事目、名籍、名刺、券书、签牌、杂帐、习字等。简报为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东牌楼7号古井（J7）发掘简报》、王素《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选释》（均载《文物》 2005年第12期），简牍整理本和正式报告为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文物出版社，2006 年），释文可参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研读班《〈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释文校订稿》，载《简帛研究二〇〇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2004年11月至2005年1月在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J264中清理出百余枚木简，内容主要是簿籍和法律文书。简报见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广州市南越国宫署遗址西汉木简发掘简报》（《考古》 2006年第3期），有黄展岳《南越木简选释》，《先秦两汉考古论丛》（科学出版社，2008年）。
2004年11月抢救性发掘安徽天长19号西汉墓，获木牍34块，内容有名籍、算簿、书信、木刺、医方、礼单等。简报为天长市文物管理所、天长市博物馆《安徽天长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11期），公布了部分木牍释文。
2004年年底抢救性发掘湖北荆州纪南松柏1号西汉墓，获木牍63块，内容有遣书、户口簿、正里簿、免老簿、新傅簿、罢癃簿、归义簿、复事算簿、见（现）卒簿、置吏卒簿、叶（牒）书等。简报为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纪南松柏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4期），朱江松《罕见的松柏汉代木牍》（《荆州重要考古发现》，2009年）刊布了四枚木牍图版，彭浩《读松柏出土的四枚西汉木牍》（《简帛》第4辑，2009年）对这四枚木牍作了初步释文和研究。
2006年抢救性发掘湖北云梦睡虎地77 号汉墓，获竹简2137枚，内容可分为质日、日书、书籍、算术、法律五大类。简报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梦县博物馆《湖北云梦睡虎地M77 发掘简报》（《江汉考古》 2008年第4期），初步整理研究参看熊北生《云梦睡虎地77号西汉墓出土简牍的清理与编联》和刘乐贤《睡虎地77号汉墓出土的伍子胥故事残简》，载《出土文献研究》第9辑（2009年）。
2007年11月抢救性发掘湖北荆州沙市区关沮乡清河村谢家桥1号汉墓，获竹简208枚，内容为遣策，竹牍3枚，内容为告地书。简报见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谢家桥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4期），杨开勇《谢家桥1号汉墓》（《荆州重要考古发现》，2009年）刊布部分竹简和全部竹牍图版。
2008年8—10月抢救性发掘甘肃省永昌县水泉子汉墓群，共清理15座，其中5号汉墓出土西汉木简较为完整者700多枚，连同残片1400余枚，均为有字简，内容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为字书，二为日书。简报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永昌水泉子汉墓发掘简报》，张存良、吴荭《水泉子汉简初识》（均载《文物》 2009年第10期），张存良《水泉子汉简七言本〈苍颉篇〉蠡测》（《出土文献研究》第9 辑，2009 年）刊布部分《苍颉篇》图版，并作了初步释文和研究。
2009年年初，北京大学接受捐赠的一批从海外抢救回归的珍贵西汉竹书，计3300余枚，估计经过整理拼对后，可复原的完整简在2300枚以上，经初步考察，内容包括典籍类的《老子》《苍颉篇》《赵正（政）书》《周驯（训）》、赋体文学作品、古佚书《妄稽》，数术类文献《日书》《日忌》《日约》《椹（堪）舆》《六博》《雨书》《荆决》《节》，以及古医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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