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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结

有关石刻内容的考释文章很多,形成书的也有一些。这里推荐一本给大家参考,即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华书局,2005年),也请参考陆扬的书评论文《从墓志的史料分析走向墓志的史学分析:以〈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为中心》 。这对于研究生使用墓志来研究历史问题,应当会有帮助的。

总之,石刻史料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文献材料,唐人墓志的传记资料,远远多于两《唐书》的史料,而一些不见经传的人物,恰恰是新的史学思潮所关注的一些社会群体,如妇女、地方士人、下层民众等。

不少新发现的墓志可以填补历史的某些空白,如上举《榆林碑石》,所刊几乎全是靖边县统万城(夏州)周边新出土的墓志,除个别有所报道外,几乎没有公布过,所以价值最高。在该书出版前,主编康兰英女史曾将几乎所有拓本交给我,希望合作研究,我也根据内容拟定了一些围绕统万城的研究课题,分给研究生去做 ,但终因我分身无术,最后放弃了这个研究计划,感到很对不起康老师。后来,周伟洲先生写出《陕北出土三方唐五代党项拓跋氏墓志考释——兼论党项拓跋氏之族源问题》 ,利用这中间最重要的资料,填补了拓跋氏世袭情况,以及他们从青海到宁夏的迁徙历程,为党项史研究做出了贡献。

比如我近年关注隋唐长安研究,其中一个出发点就是西安周边出土的大量墓志开始发表出来,使得我们对于原本生活在长安的许多重要人物,有了比以前更为充分的了解,甚至一个家族墓地出土墓志,也可以构建他们在长安城中居住的网络和社会关系。我曾以2003年发表的1976年陕西蒲城县唐睿宗桥陵出土的《大唐睿宗大圣真皇帝贤妃王氏墓志》,辅以《金石录》卷五著录的景云二年(711)徐彦伯撰、张庭珪八分书的《唐左仆射刘延景碑》,1989年8月西安市雁塔区裴家孔村征集、《全唐文补遗》第3辑的《大唐监察御史裴炎故妻刘氏墓志铭》,《全唐文补遗》第4 辑发表的《鸿胪少卿阳济故夫人彭城县君刘氏墓志铭并序》,《唐代墓志汇编》所刊《大周故润州刺史王美畅夫人故长孙氏墓志》,重构了相王(睿宗)与刘氏、王氏的亲属关系表,从而使我们可以理解《长安志》卷七安仁坊的下述记载:“东南隅,赠尚书左仆射刘延景宅。坊西南,汝州刺史王昕宅。注:延景即宁王宪之外祖,昕即薛王业之舅,皆是亲王外家。甲第并列,京城美之。”这其实是韦述开元十年所撰《两京新记》的文字,描述的是开元初的情形 ZjH8KAZVeLLVJmvq4JP9cvRJRcpVolgIH91AOgwlRmICJ0JoWW1MKkoXqZRKucO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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