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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野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您在课程中提到，技术进步是一种利益驱动的主动变化，而制度完善则是一个消极适应的过程，制度完善也要以技术变迁为前提。那么，决策者该如何判断何时应进行制度完善呢？因为制度也会反作用于经济活动，有可能恰恰是当前制度压抑了技术变迁，导致当前制度看上去和经济活动相辅相成，于是就并未出现改革的需求，从而制度也就无法变得更加完善。那么，从决策者的角度来看，如何判断到底需不需要改革，以及改革力度该有多大呢？
林毅夫： 好问题！确实，技术作为经济基础，决定着作为上层建筑的制度；制度也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影响技术的创新。这个问题在《解读中国经济》的附录一“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中做了专门的讨论。总的来讲，当制度成了技术创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制约因素时，合适的制度创新能够带来经济的增长。出现这种状况时，可能会有自发的制度企业家来推动制度变革。不过，制度变革需要协调许多参与者的共同行动才能成功；同时，制度是一个公共产品，制度企业家无法内部化制度变革所带来的所有效益，因而靠市场自发的制度变革的速度可能会严重低于最优的变革速度。政府可以使用强制力，因而有可能更有效地推动制度的变革。但是，政府决策者应该如何判断到底需不需要改革以及如何改革呢？这就需要有合适的社会科学理论的指导，来帮助政府决策者“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理论的适用性取决于理论的前提条件。只有总结于我国自己的经验或针对我国自己的问题而形成的理论，其前提条件才会符合我国的现实。这也就是为何我要推动新结构经济学这一来自我国的自主理论创新，并以“唯成乃真知”“知成一体”作为新结构经济学的目标和检验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