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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寒冰 （外国语学院） ：在讨论“李约瑟之谜”的过程中，林老师提到了中国现代辉煌不再的原因主要是科学技术的供给不足，而其根源则在于科举制度对科学研究起到了负激励的作用。除了阶段性的政治纷争，中国大体上处于“大一统”的稳定状态，这要归功于中国科举制度的创新。一方面，它让优秀人才得以进入统治阶级，获得巨大收益，从而减少了革命动机；另一方面，它灌输了三纲五常的价值标准，维持了国家的稳定。但是科举制度却成为中国取得科学技术进步的障碍，因为科学不在科举考试范围、官员考核标准之内，人们花费时间用于研究科学既不利于走上仕途，也不利于晋升。
相较于古代的科举制度，在当下的中国，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已经纳入考试范围，可以说是强制学生掌握一定的科学知识，有利于发掘出有好奇心、学习能力较强的人才。但是目前，从事科学研究的收益相较于金融、信息技术等行业仍然不高，对于有天赋的人才的吸引力相对较低，人口基数带来的优势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中国该进行怎样的改变，才能提升科学研究对人才的吸引力？
鲁欣然 （医学部教学办） ：谈一下个人愚见。
从成本角度思考，应该更加重视对于科学研究的资金投入。一方面是政府对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资金投入；另一方面是类似华为的大型民营企业，尤其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的企业，为了企业的发展而在科研上投入资金。民营企业更多地考虑成本收益的问题，可能不愿意在风险高、投入高、不确定性大的科研上进行过多的资金投入，政府也可以考虑给领域内领先的企业适当的产业政策，让其发挥科研能力。
从收益角度思考，应该完善对科学成果的保护，具体表现在对专利和应用转化的保护。除了资金投入，应给予科学家进行更多、更深入、更有意义的研究的激励，保护他们的成果，并使他们能通过成果受益。
从禀赋角度思考，应该努力提高全民的科学素养。科学知识虽然已纳入考试范围，但是科研所需要的探索精神、辩证思维和其他能力也需要进一步提升，而其中有些能力的提升不一定能通过考试达到。在科学知识已经不是科技进步的门槛时，应该培养全民更高的科学素养。可以类比“大一统”的古代中国，如果说古代中国的统一价值观念是四书五经、三纲五常，那么对科学的探索应该逐渐成为中国人以后追求的价值观，那时候，是不是科学对于人才的吸引力自然而然就提升了呢？
林毅夫： 徐寒冰同学，关于“李约瑟之谜”，我提出的看法是：以四书五经为考试内容的科举制度抑制了传统社会中知识精英学习推动科学革命所需要的数学和控制实验两种人力资本的意愿，所以科学革命无法在中国自发产生；由于没有科学革命，也就不会有工业革命。现在已经不再科举取士，这个制度约束已经消除。你的问题则是：“从事科学研究的收益相较于金融、信息技术等行业仍然不高，对于有天赋的人才的吸引力相对较低，人口基数带来的优势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中国该进行怎样的改变，才能提升科学对于人才的吸引力？”
鲁欣然同学对此问题的三点意见很到位，我完全赞同。总的来说，我认为重要的是把经济发展好，等到需要以自主研发来推动经济发展时，自然会给科技研发人才提供必要的条件、良好的环境和足够的激励。
在当前，中国的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有差距，可以靠后来者优势，以引进的方式来取得技术进步。这种方式与需要自己投入大量资本且成功概率极低的发明相比，成本小、风险低，所以当前我国在许多领域可以靠引进而不需要自己发明。而且，发明要有大量的投入并且也有很高的风险，发展中国家一般承担不起，所以，发展中国家有些科技人才会到能充分发挥其才能的发达国家就业，出现人才外流的情形。当一个发展中国家把能引进的技术都引进了，其发展水平也就赶上了发达国家，或有换道超车的机会时，其技术进步就只能靠自己发明。到那时，这个国家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也会有大量资本可以投入，也有能力承担相应的风险。其实，中国在2010年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专利申请国；在2019年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专利申请国。所以，当中国的人均收入提高到和发达国家（如美国）同样的水平时，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左右，科技投入也可以是美国的四倍左右。届时，不仅中国的科技人才会留在中国，外国的科技人才也会被吸引到中国来。
卞铖 （国家发展研究院） ：林老师在课上和教材中以最具聪明才智的人在人群中成正态分布为大前提，以中国人口数量比美国多为小前提，得出中国人中最具聪明才智的人比美国多的结论。但是问题在于，由于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实际上存在人才的“掐尖”现象，全世界最具聪明才智的一部分人都去了美国，美国也乐于向这些人提供“绿卡”。那么，这种现象是否会改变课上和书中对于中国人才数量的乐观期望？对于这种人才流失的现象，中国是否有办法和途径进行改变？实施之后期望的成效会如何？此外，您认为中国什么时候能够做到吸引和聚集全球的人才？
林毅夫： 是的，目前美国可以吸引很多人才，是因为美国给这些人才提供了他们在本国得不到的运用其才能从事科研所需要的支持。但是，只要中国的发展水平和美国接近，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左右，不仅中国自己的天才会是美国的四倍左右，在对科研同等重视的条件下，中国可以提供的科研支持和机会也会是美国的四倍左右。科研有集聚效应，所以，届时不仅中国自己的天才会像施一公、饶毅那样回到中国来，许多外国人也会被吸引到中国来。
张梦洁 （国家发展研究院） ：林老师您好！关于对创新的理解，您在这一讲中强调了科学知识存量、与人口直接相关的试错数量以及社会观念对于创新的影响。请问您怎么看待政府权力强弱对于创新的影响？
我最近在阅读相关资料时看到：一些学者认为，一个强的集权政府会带来对市场机制的破坏和对企业家精神的损害，会损害创新；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企业家精神一直存在，企业家精神的本质仅仅是人类固有的趋利性，而强政府有利于在创造性破坏损害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后，镇压先前的既得利益者的反抗或者对其进行利益分配的安抚，从而不至于让那些既得利益者阻挠了创新的进程，因此比起弱政府，强政府更有利于创新。请问您怎样看待这两种观点？是否这两种观点实际上分别针对创新的萌发阶段和推广阶段，对象并不一样，因此对两者的比较也需要分别来看？如果两者针对的是创新的不同阶段，那么强政府和弱政府在推动创新带来的社会进步方面孰优孰劣呢？
林毅夫： 不错，两者实际上是分别针对创新的萌发阶段和推广阶段，对象并不一样。另外，政府的行为不是一成不变的，好的政府应该在不同阶段、不同状况下做不同的事，所以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好的政府既不是强政府也不是弱政府，而是相机决策的“因势利导型政府”。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若要发展好，都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共同发挥作用，市场和政府的边界是“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市场失灵在经济运行和发展中是处处存在的，需要政府发挥作用来加以克服，市场才会有效。在发生市场失灵时，若政府不发挥作用，是政府缺位；若政府的作用超过克服市场失灵的“度”，则是政府越位。在创新上也是如此。处于追赶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作为创新的来源，但是，企业家的技术和产业引进要想在市场上有竞争力，还有赖于政府提供合适的软硬基础设施；处于技术前沿的发达国家，企业家的技术创新若要成为可能，则有赖于政府支持与技术创新相关的基础科研突破所需的资金投入。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的认识和理解提出自己的概念，而不要被现有的概念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