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孙隆德 （法学院） ：林老师在课上讲到了科举制度对于人才流向科学部门的阻碍作用。对此我有一点基于古代个人视角的想法，想要请教一下老师这种看法是否准确。
由于通过“读”获得阶层跃升的机会始终存在（除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理论受到佛教和道教的挑战，儒家官僚体系被战乱破坏，统治阶层的地位相对衰微），中国传统的“耕读传家”模式在个人层面上是可取的，不论是从物质需求层面还是精神需求层面来说（这里类似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假定全体中国人都有追求更高层次需求的可能性）。而儒家理论中的“耕”和“读”，前者是生存保障，后者是追求理想，给所有在温饱线及以上的人们建立了一种完美无缺的人生观念：第一，积极层面，“进可攻，退可守”；第二，消极层面，物质享受的想象被限制，精神的追求被指定。由此建立了一个稳定的社会价值体系，并排斥了科学技术的产生。
但我感觉这种基于个人视角的解释有几个问题，因为古代中国的人们并不能被这种描述所完全囊括，还存在着其他特例：
（1）古代商人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因此从商的富家子弟好像既没有“耕”的必要，也没有“读”的可能，那么阻碍他们进行某些研究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没有科学方面的系统教育吗？
（2）已经在科举制度下获得成功、进入官僚系统的，也有偏实务的人士甚至派别，如贾思勰、徐光启等人，而较高级的官僚应当也能认识到诸如水利、耕作技术的改进对其治下之民和晋升机会所能产生的积极作用（如徐光启后来晋升大学士就与其进献历法有一定的关系），那么，为什么官僚系统中这一现象实属罕见？
（3）中国古代有钦天监、工部的屯田和水部等专门的技术机构（因此古代中国的天文、水利也比较发达），这些机构的官员可是吃穿不愁的纯“技术宅”，为什么他们也没有发展出一套系统的科学体系？
再横向对比一下，可以发现欧洲的科技发展其实也是由上层人士所推动的，和我以上所举的特例差别并不大，那么为什么中国的不属于科举系统的中上层人士不能像欧洲一样进一步发展科学呢？望老师不吝解答。
林毅夫： 你的这个猜想值得鼓励，不过有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商人自己因为没有功名而地位低，但是其子弟是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的，只有这样才能光宗耀祖，所以商人也多鼓励其子弟去读参加科举考试所需要的四书五经。
第二，在科举制度下成功进入官僚系统的人忙于为官，即使有贾思勰那样重视水利和技术的官员，他们更重视的也是解决现实问题，而不是像数学、控制实验那样的抽象能力，这些能力在14—15世纪的欧洲不是用来解决现实问题的，而是用来满足个人好奇心的。更重要的是，一个官员能否升迁不取决于其是否推动了技术创新，促进了生产的增加，而更多地取决于品德，品德高低的标准在于是否遵循了儒家的行为规范。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很生动地描述了张居正因为不遵守居家守孝三年的丁忧制度而屡屡遭受言官的弹劾。
罗逸群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补充一点。似乎商人不能参加科举考试是隋唐的制度，从宋代开始，商人参加科举考试已被允许。
林毅夫： 重农抑商是中国自汉代以来就存在的制度，当然，在不同朝代和同一朝代不同时期施行的程度有严有松。另外，成功的商人有了钱买了土地，其子弟就变成地主阶层，可参加科举考试。在许多朝代，还有“捐官”的制度安排，这也是商人转变身份的一个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