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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路 （国家发展研究院） ：我听说过一个猜想，说科举制度对治理国家自然有莫大的好处，昔日的门阀被消灭了，百姓获得了一个上升的通道，但是这个制度却在经济上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政府垄断了精英阶层。例如，在宋朝时，官户享有减免部分税役的特权。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征税这个问题的博弈上，双方其实根本不在同等的位置上，征税的一方拥有着全国最精英的人才，而纳税一方只是底层百姓，就连进行博弈的资格都没有，根本无法制约国家权力。反观欧洲，由于始终没有类似于科举制度的措施，人民的能力无法被充分调动起来，这固然导致其在中世纪落后中国上百年。当中国的洛阳、汴梁等城市人口过百万时，欧洲最大的城市威尼斯的人口也不过刚超过十万。然而，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正是西方这种较为落后的制度，使其在民间诞生了大量的精英。而正是由于这些精英站在了纳税的一方，即政府的对立面，在双方的互相抗衡下，西方最终才能在金融领域取得领先世界的地位，并为随后的两次工业革命打下基础。
这种说法是否有一定的道理？
林毅夫： 任何制度都有两面性，产生正面效果的同时也会有负面效果，这一观点是正确的。科举制度亦然。但是，科举制度之所以抑制了科学革命的产生，如我在书里讨论的，是因为它抑制了一些充满好奇心的天才去学习推动科学革命所需的数学和控制实验的人力资本，而不是因为精英成了统治阶层的一部分，享有不纳税的特权，纳税人无法制约国家权力（请你参考我在前面有关这个问题的回答）。另外，西方在金融领域的领先应该是西方发达的结果而不是原因。金融最终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实体经济强，金融才会强。也正因如此，世界金融中心才从地中海贸易时代的意大利转移到跨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贸易时代的荷兰阿姆斯特丹，再转移到工业革命以后的英国伦敦，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而转移到美国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