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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同学： 林老师您好！您对“李约瑟之谜”的回答解释了中国在前现代社会的领先和明清以来的衰落。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又一次踏上了民族复兴的道路，并在四十多年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您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成就，与中国在前现代社会的领先是否有相同的“基因密码”呢？如果有的话，这种“基因密码”是什么呢？
林毅夫： 这是一个好问题、大问题，值得思考。中国人民的务实、自强、不听天由命，中国文化造就的超稳定的“大一统”格局，科层制为知识精英提供的进入官僚体系和在竞争中上升的通道，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以及领导人对历史的责任感等因素，都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不过，没有这些有利因素的其他国家，像日本、韩国，甚至非洲的小国毛里求斯也发展起来了，遑论欧美的国家。所以，在现代社会决定一个国家发展的还有更根本的因素，这是新结构经济学所探讨的课题，也是我在《繁荣的求索》一书中想要回答的问题。简言之，经济发展、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活质量的不断完善有赖于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持续提高，而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则有赖于现有的产业技术不断创新，新的附加值更高的产业不断涌现，同时，还需要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不断完善，以使得技术和产业所蕴含的生产力能够得到最大的释放。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要成功，产业必须有竞争力，而产业拥有竞争力的前提则是企业所用的技术、所在的行业符合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并且有合适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高，技术和产业处于世界前沿，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需要依靠自主研发；发展中国家的收入水平低，技术和产业处于世界前沿之内，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有后来者优势。无论是发达国家的自主研发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技术、产业引进，都会有市场失灵的地方，所以，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不管拥有什么样的体制或文化背景，要发展好经济，在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前提下，都需要有效的市场来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也需要有为的政府来帮助企业家克服在经济发展、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市场失灵。所以，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一个国家无论有什么样的体制或文化背景，只要能够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个制度安排的共同作用下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都能够取得成功。
张哲瑞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前现代社会的中国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始终有巨大的人口。根据林老师在第二讲中所讲，中国在前现代社会具有优势是因为人口数量大。而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1世纪初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经济的腾飞与中国的人口红利息息相关，劳动力上的比较优势与庞大的国内市场吸引了外资进入。以上是我的一点拙见，还请林老师指正！
林毅夫： 人口多确实是中国在前现代社会领先的一个有利条件；在现代社会，如果发展战略对了，人口多、市场大也会是一种优势。不过我们还要回答为何中国不会出现分崩离析的情形。如果我们用的不是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表意文字而是拼音文字，那么中国很可能出现意大利、法国、西班牙那样的情形——同为拉丁语系，成为使用不同文字的不同国家。如果没有儒家的“大一统”思想，那么中国很可能出现中东阿拉伯国家那样的情形——同使用阿拉伯语，但是分裂成不同国家，或者像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那样的情形——同使用英语，却独立成为五个国家。另外，不管国家大小，人口多还是人口少，只要把劳动力从生产力水平低的产业（包括农业）配置到生产力水平高的产业，都会存在人口红利。同时，如我在回答前面匿名同学的问题时所指出的，一个国家只要能够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个制度安排的共同作用下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不管人口多少，都能够发展成功，亚洲地区人均收入水平最高的新加坡就是最好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