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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雨婷 （国家发展研究院） ：林老师您好！我最近正好在拜读王亚南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对“李约瑟之谜”有一点想法。
第一是专制官僚政治产生的时间。其在西欧产生于由贵族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阶段，而在中国则早得多，产生于从领主经济向地主经济过渡的阶段，且中国的地主经济相较于西欧土地改革前的领主经济更适应于商品流通经济的发展和中央集权官僚政治活动的展开，使得中国的官僚政治具备一定的先进性，同时它的包容性又将各种社会系统水乳交融在一起，如族长制、伦理纲常政治、意识形态等无疑都成为加强官僚政治的有力杠杆，“愚民”政策也大大强化了官僚政治的力量，一定程度上使中国在早些时间的实力远超西欧。
第二是中国与西欧经济基础的不同。欧洲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是领主经济，而中国很早就从领主经济过渡到地主经济，其官僚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地主经济，这两种经济基础带来了极大的发展差异。“利之所在，弊亦随之。”所有这些特殊的优越性、先进性和灵活性又无一不是中国官僚政治发展的原因和自我腐蚀的力量，无一不是阻滞中国向近代化过渡的消极因素。王亚南先生给官僚政治做出的界定很清晰地阐明了这一点：“在特权政治下的政治权力，不是被运用来表达人民的意志，图谋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国家的’或‘国民的’名义下被运用来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达到权势者自私自利的目的。”也就是说，官僚政治的蓬勃发展是把农民的愚昧无知作为基础条件，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人民才会把官僚统治当作无可抵挡的常规，甘愿做“国王的臣属”。然而对于整个社会生产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无疑是中坚，这样的官僚政治使生产力得不到发展，生产技术得不到改进，不能为社会发展提供丰厚的资本积累，自然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在欧洲没有统一的政权，经济体往往大于政治中心的可控范围，且14—15世纪封建领主制的迅速瓦解、工商业城市化的兴起又为商品经济和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加之竞争压力下的地理大发现，带来了欧洲经济的腾飞。
不知道以上分析是否有逻辑不当之处。烦请老师指正！
林毅夫： 王亚南先生的解释不脱以现在欧美的政治社会作为标准来批判传统中国的窠臼，他所说的那些问题是存在于中国传统社会的，但是，欧洲在前现代的封建社会，在神授的君权和代表上帝的教会的统治下，比同一时代的中国还专制、愚昧和落后，所以中国的儒家学说才成了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来源之一。例如，李约瑟的研究发现，欧洲领先于中国是在工业革命之后，而技术不断创新的工业革命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先有了科学革命，当技术创新出现瓶颈时，可以通过基础科研上的努力来打破瓶颈。科学革命在欧洲发生时，欧洲还在被专制、愚昧和落后的教会和专制的君权所统治。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不同，科学革命刚发生时对技术进步、军事力量提升和经济发展并没有帮助，这种帮助到19世纪才产生。科学革命是一群对自然现象好奇，又受过数学训练和掌握控制实验方法的天才的偶然发现的结果。王亚南先生的大作显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