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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楷 （国家发展研究院） ：林老师您好！我之前读到《顾准文集》中的一篇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文章。文中指出，西方的法权体系基于古希腊文明，罗马法取法于希腊精神，而欧洲法律又继承了罗马法的传统，“法”首先和“权”联系在一起，国家建立在公民权利的基础之上，因此会出现一个个独立王国式的城市自治体，也就孕育了市民阶级和资产阶级；而中国历史上的“法”是明君治理天下的武器，首先是和“刑”而不是和“权”联系在一起，这种法权体系也导致了资本主义难以在中国发展起来。
请问林老师，这是否也可以解释“李约瑟之谜”呢？
林毅夫： 第一，资本主义在明朝时已经在中国萌芽，出现的时间并不比欧洲晚，问题是：资本主义为何能萌芽，却无法茁壮成长？第二，法制是一种制度安排，如果工业革命能在中国产生，法律体系也应该会随之内生地改变。第三，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明、哲学、法权思想等在欧洲中世纪罗马天主教神权统治和禁欲、愚昧主义流行的黑暗时代已经荡然无存，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从阿拉伯文献中翻译回来，得到复苏，而文艺复兴则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物。所以并不是如《顾准文集》以及国内知识界流行的观点所认为的，由于欧洲有古希腊、古罗马的哲学传统和法权体系，才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