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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昌峻 （法学院） ：林老师谈到科学革命为何没有发生在中国时，指出在当时的中国，当官对于聪明才智之士很有吸引力，导致有好奇心的人不去积累科学革命所需的人力资本，因此无法完成从原始科学到现代科学的演化。那么在明清时期，是否可以认为是文化因素导致了科学革命所需的人力资本的缺乏，进而错过了从原始科学向现代科学的演化，即文化决定论？
在我看来，文化决定论的解释与中国如今的经济腾飞似乎并无太大冲突。近现代以来，中国“学而优则仕”等儒家文化传统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变，即文化决定论的前提——中国文化是儒家文化——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变，因而更多的优秀人才转而从事追逐商业利润的诸多创新事业，助力中国经济不断发展。那么，是否可以认为中国如今的经济繁荣是因为中国已经受到一种改良过的新文化的影响，而非文化决定论已彻底失去了其解释力？
毛瑜晨 （法学院） ：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有一些想法，想请林老师指正。我认为文化的改变和经济的进步其实都是社会变革和制度改变的结果，二者的确有相互促进的作用。虽然从现象上看，二者的变化是同步的，但是从根本原因上分析，二者的同时改变只能说是一种相关性（correlation），而很难说是一种根本的因果关系（causal relationship）。
林毅夫： 关于韩昌峻同学提出的文化决定论的问题，这取决于如何定义文化。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是文化的一部分，但不是文化的整体。阻碍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在前现代社会发生于中国的是科举制度中不鼓励知识分子学习与科举无关的知识的激励机制，但是，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价值取向和这样的激励机制无关。作为人才选拔的制度安排，英国在19世纪中叶引进的文官制度就是学习中国的科举制度。所以，我们必须把科举考试的内涵和科举作为人才选拔的制度安排区分开。
我同意毛瑜晨同学的看法。文化的改变和经济的进步都是社会变革以及制度改变的结果，两者一起发生变化，只是存在相关性，但不存在因果关系。两者的变动可能是更根本的原因所导致的。你如果对这方面的问题感兴趣，可以参考《本体与常无》一书中的讨论。另外，关于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可以参考《解读中国经济》第十三讲“中国经济发展与文化复兴”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