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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笑坤 （外国语学院） ：林老师您好！您上课时讲到文化决定论只解释了中国近代为什么落后，却没有解释中国古代为什么强盛。这里，我想试着给文化决定论做一些补充。如您在《解读中国经济》第十三讲中提到的，有一种说法把中华文明称为“黄色文明”，把西方文明称为“蓝色文明”，认为“黄色文明”是内向的、保守的，“蓝色文明”是外向的、开放的。我认为，所谓的“黄色文明”对于中世纪的发展可能没什么问题，甚至非常优秀，并因此孕育了一系列先进的、优秀的、有现代化倾向的制度。但是“黄色文明”中的保守倾向使中国虽然能够将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发展到极致，却无法向外拓展。因此，在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西方开始向外扩张，将世界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中国没有赶上全球化的步伐，失去了全球化的优势，逐渐落后。而这样的保守倾向，在中国国门被打开，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因此也不会成为阻碍中华民族复兴的因素。观点浅薄，还希望和大家讨论。
齐乐然 （外国语学院） ：笑坤同学，你好！我很赞同你谈到的有关“黄色文明”中的保守倾向的部分，中国自古以来对扩张的需求似乎是远远小于西方国家的，特别是在后者掌握了航海技术之后；然而，我认为清朝末期的情况也许不能一概而论，因为那时的闭关锁国并不只是生产力落后和“没有赶上全球化的步伐”的原因，也是它们的结果之一。
虽然中国古代很少将向外扩张作为要务，但也有不少如“郑和下西洋”和“鉴真东渡”这样的海外交流经验，与许多国家维持着联系和交往（只不过是没有以侵略为目的）。宋朝的开封或杭州还称得上是当时的“国际都市”，甚至直到清初，中国在海外贸易方面都占有很大的优势。因此，中国并不算是自古以来封闭保守。而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清末的闭关政策施行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国内的生产力落后于经过了工业革命的西方国家，朝廷为了保护国内经济、打击走私等才出此下策（虽然该政策之后也确实带来了使情况继续恶化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因此这种“保守”的特点虽然确实导致了封闭的政治决策，但这个政策其实是生产力落后的结果而非直接原因。如果国力强盛、生产力领先世界（如唐宋时期），我相信古代中国也能很积极地加入全球化贸易活动。没能赶上全球化步伐的根本原因可能还是没有发生工业革命，生产力水平没能提高，因此我认为闭关锁国的事实或许不能完全支撑“黄色文明的保守倾向导致了闭塞”这一推论。
王笑坤 （外国语学院） ：乐然同学，你好！读了你的回复之后我觉得你的观点很有道理。
首先，我还是认为中国古代有着“黄色文明”固有的保守倾向，而这一倾向对于封闭一定起到了作用。自古以来，地大物博的国家因为拥有广大的国内市场，在开放问题上都显得比较保守，同时有提高关税、保护国内产业的倾向。而小国多因国内市场不足而有寻求向外扩张的倾向。中国在历史上虽然在航海方面有着很多辉煌的成就，但是这些成就与农业相比，还是有些微不足道，因为可能中国本身封闭的倾向就会强一些。同时闭关锁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明朝的倭寇问题。而倭寇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又与海禁导致的以渔业为生的人民失去收入来源有关。至于明朝时为何开始实行海禁，我认为与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保守倾向、当时统治者的思想，甚至历史中的一些偶然事件都有关系。
其次，我也很认同你所说的，闭关是在当时中国工业不发达的情况下，政府为保护国内市场而采取的下策。不过从鸦片战争后中国对外贸易长时间的顺差来看，中国的产品还是很有竞争力的，之前的顾虑并非事实，很可能只是统治者的多虑，而这种多虑可能也是来源于自古以来的保守思想。
因此，生产力低下和闭关锁国也许是互为因果的。“黄色文明”的保守倾向助推了闭关锁国，导致生产力低下；而生产力低下也强化了闭关锁国的客观要求。
林毅夫： 王笑坤同学和齐乐然同学的讨论很好。我的看法是：首先，用“黄色文明”导致保守倾向和闭关锁国等来解释中国近代的落后似乎有道理，但是，“黄色文明”自古已然，为何在前现代社会的一千多年中，中国一直领先于属于“蓝色文明”的西方？一个有效的假说应该可以同时解释为何中国在前现代社会领先于西方，而在现代社会突然变成落后，以及为何西方在前现代社会一直落后，而在现代社会突然领先。所以，“黄色文明”或“蓝色文明”的说法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
其次，文化是一个接近不变的参数。如果文化决定了中国在近代史上的落后和挨打，国门被打开并未改变中国的文化，为何会有笑坤同学已经观察到的改革开放以后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在做研究、分析现象时不能用一个不变量去解释变化的现象。一个国家的兴衰或落后，必然有比文化更重要的原因。除了本章有关“李约瑟之谜”的讨论，可参考《解读中国经济》第十三讲“中国经济发展与文化复兴”的讨论。
最后，“黄色文明”是否就固有保守的倾向？其实也未必！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发达”的大经济体，在贸易中得到的好处远小于“落后”的小经济体。如果不是工业革命发生后，西方新的产业不断出现，经济发展一日千里，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出使中国时，乾隆在其《敕谕英吉利国王书》中所说的“天朝物产丰盛，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是有道理的。在工业革命之前的中国，“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是当时的实际状况，而不是文化上的“保守”倾向造成的。在工业革命前，开放边境固然对有些商人有一些好处，但是也带来了边境安全的问题。当边境安全得不到保障时，中国就会采取海禁的政策。例如在明朝时，有些在日本战国时代被打败的大名（日本的诸侯）变成了海寇，我国有漫长的海岸线难以防守，明清时期才实行海禁，坚壁清野，令沿海居民往海岸线内移数十里（当然，如王笑坤同学指出的，许多倭寇的产生与海禁导致的以渔业为生的人民失去收入来源有关）。但是即使如此，中国也还保留了漳州、澳门作为通商口岸，而且民间的走私一直存在；同时，在西北也有许多互市贸易的边关。所以，海禁也不是由于文化上的保守，而是由于开放海禁的弊远大于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