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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尧力 （外国语学院） ：在第二讲中，林老师提出了技术分布曲线、发明可能性曲线等一系列新颖的概念，指出了中国在前现代社会所具有优势的来源、8—12世纪中国技术创新加速的原因以及中国在现代落后于欧洲的原因，论证充分，资料翔实，给我以深刻启示。
众所周知，近代以来的东西方差异是经济史等一系列学科所研究、探讨的对象，学者们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一般来说，他们的理论可以分为长期注定理论和短期偶然理论。长期注定理论认为，人类文明早期的某一关键因素使得东西方的发展路径就此区别开来，从而决定了工业革命必然发生在西方。短期偶然理论则将工业革命的发生和西方的统治地位归因于一些偶然因素，例如美洲大陆的发现、英国的煤炭储备，等等。我认为，这两种理论都存在缺陷，而林老师对科举制度在中国转型失败中所起作用的重要论述为这一问题提出了创造性的解答。
同时，我还想在此分享另一种理论观点供大家思考。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和古典文学教授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在《西方将主宰多久》（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一书中提出了“社会发展指数”这一包含能量获取、社会组织、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的量化指标。根据社会发展指数，莫里斯发现，在过去的15个千年中，有14个千年中，西方比东方发达，但是在公元550—1775年这段时间内，东方的社会发展更加领先。他认为，地理因素解释了西方文明核心区转移和西方主宰世界的原因：一方面，自然环境影响了社会发展的进程；另一方面，社会发展的变化也改变了自然环境的意义。因此，他得出结论：西方在两千年前得以统治世界，既不是长期注定的，也不是短期偶然的。
林毅夫： 感谢分享！是否真的如莫里斯所论，值得进一步探讨。不过他的说法有混淆因果之嫌，就像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些指标，如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指数、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指数，其实是内生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如我在回答前面多位同学的提问时已经指出的，在现代社会，一个国家的发展取决于能否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帮助企业按照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来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以及基础设施和各种制度安排的不断完善，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任何国家、任何地区都能发展起来。如果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发展起来了，东亚和南亚由于自然环境的因素而人口多，世界经济的中心和文明的核心区自然就会转移到东亚和南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