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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根据事实，相对客观地直面特定社会学理论。
社会学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通常会在内心建构一套想要捍卫的现实秩序。对于这样的习惯，此处不想横加指责。只是敬告各位读者，本人不会遵循这种模式；上述表态之所以适当，原因在于对随便哪个人所阐述内容的解读，往往远超其本意。也就是说，如果某人描述了特定秩序甲所存在的某些缺陷，就会被想当然地认定为是在对甲秩序进行全盘否定——并且，通常会被更进一步地引申为批评者倾向于支持与甲秩序针锋相对的乙秩序。
例如，如果有人认为普选制有问题，就会被理解为赞成限制普选；谴责民主制度邪恶的人，会被视为支持贵族统治；赞扬君主制存在某些优点的人，肯定反对共和，反之亦然；简言之，一切具体陈述，都会被无限上纲。这样做并非完全错误；甚至常常一针见血，著书立说者往往刻意惜字如金，以扩大己方观点的阐释空间。在文学领域，这种手法值得称道，但在科学维度，却不太值得提倡。而这就是作者强调本文所涉一切陈述均有其特定含义，绝不可宽泛解释的原因。
对于本文为什么选择了根据现在的事实，而非局限于过去的历史，在此还要多说几句。后者当然具有很大优点：对之可以冷眼旁观，避免感情用事或者主观偏见。但历史的致命缺点在于，我们的了解往往十分片面，而且，上述优点通常只是一种拟制，并不真实。人们习惯于托古喻今，选择历史折射自己对于当下的各种情绪。举例来说，狂热执迷于“德意志帝国”的德国历史学者，不会容忍任何贬斥恺撒（Caesar）或奥古斯都（Augus-tus）的邪恶观点。我们当中的民主派，自然也会和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多有分歧。
言归正传，本文将从陈述某些源自事实的社会学法则开始，并将依据事实加以验证。在此过程中，本文将遵循克劳德·伯纳德
推荐的方法，从事实到概念，再从概念回归事实。在诸君看到的这个版本中，只能找到上述方法的后半部分。如果本人力有所逮，能够完成并发表目前正在撰写的社会学文集，那么，篇幅相对更长的前半部分方法，将被纳入其中。让我们暂且接受上述法则，当成或多或少有些道理的假设，进而考察在这些法则的帮助下，能否成功地解释事实。
首先，请注意，人类行为大多并非源自逻辑推理，而是出于主观情感。这一法则，尤其适用于缺乏经济动机的行为。经济行为，尤其是与工商业有关的经济行为，则与此恰恰相反。人的行为，虽然受缺乏逻辑的动机驱使，却喜欢在逻辑上与某些原则联系起来；因此，为了给自己的行为提供正当性，人们在事后发明了这些原则。因此，我们看到，明明是原因乙导致的行为甲，却被有心人士描述为往往是编造出来的原因丙的结果。这种欺骗同胞者，从自我欺骗开始，一口咬定自己的论点不放。
由此可知，每一种社会学现象都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形式：一种是确定真实对象之间关系的客观形式，另一种则是确定心理状态之间关系的主观形式。试想一下，镜面凹凸的哈哈镜，会造成所反射物体的镜像扭曲：在现实中笔直的物体看起来是弯曲的，细小的东西看起来是粗大的，反之亦然。同样，人类的意识也反映客观现象，客观现象通过历史或现代的证据为人所认识。因此，如果想弄清楚客观现象，重要的是不要满足于主观现象，而要根据后者正确地推断出前者。这在实质上是历史批判主义担负的任务，超越了对客观证据材料的单纯批判，进而转向对人类心理的论述和探究。
害怕波斯入侵的雅典人，派使者去德尔斐神庙拜求神谕，神谕中有一谶语，“宙斯赐予‘特里托尼亚’（Tritogenia）
一道牢不可摧的木墙。”雅典人遂修整舰队，随后取得萨拉米斯海战大捷。这便是当时许多人看到的样子，也是希罗多德（Herodotus）流传后世的叙说。不过，显然，客观情况与此大相径庭。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估计没有人会再相信阿波罗、雅典娜或者宙斯的存在；因此，必须为雅典人在萨拉米斯海战中获胜找到其他更真实的原因；事实上，舰队的整备，需要归功于特米斯托克利斯（Themistocles），是他说服雅典人拨付公帑修船造舰。值得注意的是，希罗多德的叙事并未暗示这一真正原因的介入。根据他的说法，时运所济，恰好当时战舰齐备、军容壮盛，让雅典人践行神谕成为可能。他宣称，当时雅典人的意见分歧，只是集中于对阿波罗所赐神谕真正含义的解读，而这关乎如何对其加以践行的问题：有人认为所谓木墙，是指砌筑石城抵抗外敌入侵；而另一些人坚持认为神谕所指的就是船阵。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特米斯托克利斯本人所讨论的，也仅仅是对神谕的解释。而这也凸显了真实现象与主观现象之间的巨大反差。
尽管如此，仅仅研究上述两种现象及其相互关系，仍显不足，还存在第三个问题：真实现象如何作用于主观现象，进而加以修正？反之亦然。“达尔文主义”（Darwinism）能为此“提供一个非常粗简的答案”，但不幸的是，这个答案只能算是部分正确。因为根据该学说，真实现象与主观现象之间的这种关系，将通过逐步淘汰无法适应这种关系的个体来实现。
在上述事例中，根本不存在什么淘汰，我们也永远无法弄清楚雅典人对于神谕到底会倾向于何种解读，遑论特米斯托克利斯的论说是否言不由衷。如今，面对类似的情况，人们既不会盲目相信，也不会断然否认。因此，如果能够以今推古、以己度人，我们会倾向于接受真正的原因，即雅典的海上军力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特米斯托克利斯；在其作用下，他首先说服了自己，然后说服其他人相信，神谕中的所谓“木墙”指的就是舰队。
我们所选择的这个事例，在某些人看来过于浅显，不足以说明问题。但是，如果能够找到一个与这个远古事例大体相同的现代实证，或许能让这些人立即改弦更张。
在法国，很多嘴上喊着“1789 年原则永垂不朽”（Immortal Principles of 1789）
、“保卫共和国”等口号，或在其他国家鼓吹“捍卫光荣的君主制”的家伙，其实都跟刻意解读神谕的特米斯托克利斯一样，是在给自己的行为寻找架空的理由，借此遮掩背后真实的动因。正所谓“五十步笑百步”：对别人吹毛求疵，对自己却无限宽容。此言非虚。嘲笑古人迷信者，常常对现代神话趋之若鹜，然而，后者其实并不会比前者更合理、更真实。
现在，请各位将目光转向某些鲜为人知的因素，下文就将结合前面所提到的内容加以研讨。
当代，尤其是杰文斯
、克莱门特·朱格拉
和其他先生对于经济危机的细致研究，仅仅是斯宾塞（Herbert Spencer）赋予一般运动规律的节奏法则的特殊应用。在拙著《政治经济学讲义》（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中，本人表达了得到最新研究证实的下列观点：危机的形成，不单纯归咎于经济因素，还受人性决定；进一步来说，经济危机只是大众心理节律的众多表现形式之一。换句话说，可以在道德、宗教和政治中观察到一种类似经济周期波动的情绪节奏。
此类波动，并未逃过历史学者的视线，但除了像景气周期这样太过偏离自然进程的理论之外，一般不被视为整体节律运动的具体表现；间或才能在一些极为明显的例证中找到类似的提法。
罗马历史的研究者都会注意到一股巨大的势头，即在共和国末期到公元一世纪仍处于无信仰状态的罗马的知识阶层，在帝国末期已经转向有神论。
这一宗教皈依浪潮，作为基督教的源泉，是一场席卷旧世界的浩大运动，其胜利离不开对当代原则和教义的修正及大量吸收。甚至连身为异教徒的作者也开始宣扬基督教的格言和思想，以至于人们甚至通过猜测塞涅卡（Seneca）和使徒保罗（St. Paul）之间的关系
，揣摩前者的情感。勒南
则已经意识到，基督教只是当时宗教情感的诸多呈现形式之一。
我们习惯于将当时的历史视为基督教与其他宗教或教义之间的斗争。我们认为这些宗教或教义之间存在本质区别。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如果密特拉教（Mithraism）或其他东方邪教战胜基督教，抑或异教信仰遍地开花，现代史的进程将被彻底改写。
所有这些说法都不成立。在甲、乙、丙教派之间，确实发生了激烈的斗争，而这一切都源自单一的原因丁——也就是说，是由于宗教情感的增长。其中，主要事实恰恰是丁，而事实甲、乙、丙只是次要的。不能说后者一点都不重要，因为形式在改变由实质决定的现象方面具有一定的价值，但如果颠倒主次顺序，显然大错特错。
奥尔比尼
在谈到玻利维亚时曾说：“在山谷的入口处以及两侧的高地上，我注意到，沿着这条道路，堆砌着大小不一的石头，上面大多插有木制十字架……后来，我终于弄清楚了，这些石堆就是所谓‘阿帕切塔’
。后来，当我在玻利维亚共和国印第安人居住地发现遍布这种石堆时，上述认知得到了证实。这些石丘在西班牙殖民者到来之前就已出现，由负重登山的当地人堆砌而成，他们艰难地爬上陡峭的山坡，感谢‘帕查马克’（Pachacmac）这位无形的神、万物的推动者，赋予他们到达顶峰的勇气，同时也祈求获取新的力量，以继续前行的道路。他们停下脚步，稍事休息，扯下几根眉毛，任其随风飘散，或者把嘴里咀嚼的古柯叶放在石头堆上——这些古柯对原住民来说堪称最珍贵的东西——贫困的登山者则会捡起手边的一块石头，堆叠在其他石头上，以此来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时至今日，似乎什么都没有改变；只是当地人不再感谢‘帕查马克’，而是祈求基督，十字架正是上帝的象征。”
“在西西里，”莫里
指出，“圣母玛利亚占有了克瑞斯和维纳斯的所有圣所，甚至还成为一部分异教仪式供奉的对象。”
很明显，某种共同的情感，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与情感本身相比，这些形式是次要的。“（圣母玛利亚）这一源泉”，莫里补充道，“继续以圣人的名义，接收其在为神时所接纳的献祭。”
在这种情况下，主要的事实究竟为何？促使人们为上述源泉赎罪的情感本身，或者祈求各方神圣这种情感的表现形式？答案毋庸置疑。相信某些神祇的介入可以治愈眼疾才是主要事实，至于为了这个目的是向阿斯克勒庇俄斯（Aesculapius）还是圣徒露西亚（Santa Lucia）祈祷，反倒是次要的。因此，召唤的是基督教恶魔而非异教的赫卡忒（Hecate）并不重要，重要的事实是相信这种召唤能够产生效果。认为一种信仰起源于另一种信仰并不十分确切；更接近于事实的是，所有信仰都具有一个共同的起源，人类认为自己有能力迫使神秘的力量为己所用。
可见，压倒乙、丙教派的甲教派所取得的，往往是形式上而非实质意义的胜利。在琉善
和先知亚历山大
的崇拜者的观念之间，当然存在实质性的问题；如果琉善的观念占据上风，欧洲史势必将与我们所知道的过往全然不同。但是在亚历山大的信徒和其他先知崇拜者的观念之间存在的——如果不完全是形式的——基本上也是形式的问题。这些观念中任何一种取得胜利，都不会改变历史的进程；特别是获胜的观念，甚至需要在其赖以存在的形式方面向落败的观念让步。
在此，显然不适合研究这些巨大的情感潮流是如何产生和发展，或者是否像唯物主义对历史的解释那样，仅仅是基于经济条件；或者还存在其他无法追踪的因素。想一劳永逸解决所有的问题，本质上就是不科学的方法；我们应该对其逐一探索。因此，姑且假设上述潮流的存在；待时机和条件成熟后，再加以进一步的研究。
通常在不知不觉中被这些潮流冲昏头脑的人，如我们所见，希望把非自愿的行为表现为自愿，而把缺乏逻辑的行为表现为符合逻辑。他们用这些拟制的奇怪理由自欺欺人，或者向其他人掩盖自己行为的真正动机。甲、乙、丙等不同教派之间的形式之争……经常在漫无边际的对话中消弭殆尽。例如，试图研究拜占庭时期基督教教派争端的学者，最后很可能会发现自己像是被关进了精神病者的牢笼；一般来说，即使在这些形式问题中出现了若干实质问题，我们很清楚地记得孟德斯鸠对神学的评价，“由于它们所研究的内容，同时也由于研究的方式，这些书加倍地令人难懂。”
当阅读某些法国民族主义者的论述时，人们开始怀疑这些人是否神智正常，但隐藏在这些看似愚蠢事实上也确实愚不可及的辞藻后面的，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实质问题；毕竟，在今天的法国，若想抵制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是唯一的选择。
即使争议是合理的，个中理由也很少提及实质问题。在法国 1789 年大革命前夕，人们谈论的尽是“人道”“情感”“博爱”，实际上，正在摩拳擦掌，准备屠杀劫掠雅各宾派（Jacobins）。今天，漂亮的把戏又将重新上演，资产阶级煞有介事地鼓吹“团结”，其实是在准备制造最终会吞噬团结的灾难。
除了短暂的历史片段外，人民总是受精英统治。这里使用的是“精英”（Elite）一词的词源本意，意为最为强大、最具活力，最有能耐且无关善恶的集群。然而，鉴于存在一条重要的生理规律，既有精英阶层无法持久稳定。因此，人类的历史，就是精英不断更迭的历史：你来我往，此消彼长。
试图取代传统精英，或仅仅是为了巩固其权力和荣誉的新兴精英，并不会坦然公开地承认这种意图。相反，新兴精英要担当一切受压迫者的领导者，宣称不追求自身私利，而是追求众人的共同利益；之所以进行斗争，不是为了某个受到剥削的阶级的权利，而是为了几乎所有公民的权利。当然，一旦获胜，新兴精英就会出手镇压昔日盟友，或者，充其量，对他们做出一些形式上的让步。这就是罗马平民和贵族斗争的历史；这就是当代社会主义者口中津津乐道的资产阶级战胜封建贵族的历史。
潘塔莱奥尼
教授在最近的论述
中否认社会主义终将获胜；但我本人坚持认为，社会主义最有可能，也几乎不可避免取得成功。
这两种观点看似矛盾，但实则不然，因为我们所讨论的是不同的问题：潘塔莱奥尼关注的是主观现象，而我关注的是客观现象。从根本上来讲，我们两人算得上殊途同归。
让我们假设，当第一批基督教团体在犹地亚
出现时，有人曾如是说：“这些家伙永远不会成为世界的主人。说什么人与人之间的财富、文化、社会地位的所有差异都可以消除，简直就是无稽之谈。以为所有的男人都会真正成为兄弟，放弃一切感官享乐，从女人身体上只看到了闪耀着的永恒的生命光辉，根本就是痴人说梦。想都不用想，千百年以后，仍然会有富人和穷人、国王和臣民，权贵和贱民；大可以放心，人只要活着，就要弱肉强食、尔虞我诈、兄弟阋墙。”此人所言不假。当然，最早一批基督信徒所宣扬的基督的统治，仍未到来。但如果非要断言基督教获胜——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也没有错。在这里，基督教的胜利一词，指代的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对于一个更为我们所熟悉的年代，因为时空条件邻近，似乎可以做出更为恰当的比较。设想一下，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初，有人大放厥词：“这些希望国家改革的好人无疑是在发癔症。哪有人会相信什么社会契约？群众的意志怎么会出错？这就是为什么在特定时空条件下，无论多么严重的错误，无论多么疯狂的迷信，都会得到如果不是全体国民，也往往是几乎所有国民支持的原因。人性本善，只不过在后天因为受到祭司和国王的荼毒才走向堕落。毫无疑问，这种寓言连孩子都不会买账。如果这一完美的原则是你们建构新政府的支柱，恐怕将要等到海枯石烂才能付诸实践。说什么理性的统治即将发足。你们这群可怜的心理学者！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大多数人的行为仍将继续由情感左右。在理性的统治下，善良、能干、诚实、贤惠、‘敏感’的人民，将温和而非激进地改变现状。
相信这一点的人，恐怕会笃信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种诳语。你们的全部论点，都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之上；外表光鲜亮丽的女士，在夸夸其谈‘自然人’的美德时完全不知所云，实在愚不可及。可以肯定，下个世纪仍将见证与我们这代人非常相似的群氓，而你们这些哲人提出的所谓新时代，不会到来。”
有人会说：“好吧，这一切都是真的。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出现稳定的民治。你说得对，哲学者所歌颂的和平与美德的田园诗几乎就是真实的谎言。但透过这些辞藻观察其背后所隐藏的实质，便会赫然发现寡头政治正在崛起，摩拳擦掌准备击败并取代掌权者。新兴寡头朝气蓬勃、力量强大，最终一定获胜。如果传统精英实力尚存，但宽容明智，则可能不动干戈地让渡权力。铭记这句话：汝欲和平、必先备战（si vis pacem，para bel-lum）: 一方面需要证明时刻准备着勇敢地投入战斗；另一方面，及时关注普通人中脱颖而出者，将其纳入己方队伍，准备结成新的精英阶层。
但这种转变，将让传统精英付出流泪乃至流血的惨痛代价：一方面，传统精英盲目愚蠢地宣扬人道主义，主动放弃武装，自缚手脚；另一方面，传统精英排除异己，迫使新兴精英不得不奋起一击。”
事实证明，两种观点都是正确的，完全没有矛盾。
托克维尔（Tocqueville）曾言：“法国大革命是以宗教革命的方式、带着宗教革命的外表进行的一场政治革命”。
人们可以省略这一命题中依然存疑的部分，明确肯定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宗教革命，由上层阶级发起，但最终引火烧身，被迫将权力转移给新兴精英阶层，即资产阶级。
法国大革命，被称为由伏尔泰（Voltaire）和“百科全书派”（Encyclopedists）催生的产物。而这种观点，仅仅在人道主义怀疑论削弱了上层阶级这一很小的范围内（而且是在某种意义上）是成立的。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对下层阶级的影响几乎为零，这场革命主要是下层阶级（广义上）的宗教情绪针对上层阶级怀疑主义做出的反应。同样的事情，在宗教改革时期也曾出现。当时神权统治的上层阶级也变得怀疑，而教皇更为关心的是尘世而非天国的利益。宗教改革发端自基督教宗教感情更为活跃的北欧庶民，绝非偶然。反观生活精致、怀疑论盛行的意大利，改宗者可谓难得一见。当时的宗教反抗以基督教形式体现；在1789年的法国，宗教反抗则采取了社会的、爱国的、革命的形式，尤其是披上了反基督教的外衣。上面提到的两个事例中所涉及的情感，质同形异。
通过法国大革命产生的新兴精英阶层（即资产阶级）的统治，只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至少在法国，在革命爆发后不到一个世纪，这种统治就出现了严重衰落的迹象。另一方面，在美国、德国和其他国家，资产阶级的统治确实仍然保持着强劲的活力。
从客观的角度来看，上述现象存在三大事实特征：一是宗教情绪日益高涨，表明我们正处于危机的上升期；二是传统精英的衰落；三是新兴精英的崛起。
从主观的角度来看，我们发现：第一大特征与人类意识中的反映，没有太大差别；另一方面，其他两类事实，则呈现出与实际样态截然不同的形式。传统精英的衰落似乎伴随着人道主义和利他主义情绪的抬头；新兴精英则似乎是为了弱小者对抗强权而崛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