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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党争结果，如果贫民得到胜利，把敌党一些人处死，一些人流放国外，其余的公民都有同等的公民权和做官的机会——官职通常抽签决定。一个民主制度，我想就是这样产生的。
〔古希腊〕柏拉图著：《理想国》，第七卷
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凭借在经济学领域所做贡献，为自己赢得了科学史上的一席之地。他可谓是“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s）的先驱之一。在这个学术积累相对独特的社会科学门类，任何人的学术加功都可以相当精准地予以明确。如果去除帕累托提出的相关定理，学科折损一目了然。
然而，让帕累托在经济学圈子之外路人皆知的原因，是他在社会学（以及某种程度上的政治学）领域的精深造诣。尤其是去世之后，他声望日隆。1923年，在意大利，墨索里尼（Mussolini）创办的一本杂志煞有介事地对这位学人的辞世表示遗憾，同时指出，虽然帕累托算不上一位法西斯分子，但的确对法西斯思想助益良多。
1936年，在美国，帕累托的社会学著作
英译本出版后，立即受到追捧，一时洛阳纸贵；例如，《周六评论》（Saturday Review）让这位意大利人登上封面，并用几乎一整期的篇幅报道他的相关著述。但这股风潮很快就被甚嚣尘上的“被害情绪”所湮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帕累托被美国人认定为敌对阵营意识形态的代表人物之一。
尽管右翼团体经常扯虎皮当大旗，但帕累托本人显然更为骄傲、超然、尖刻，不太情愿与任何政治运动结盟。他的意见略显极端，但立场鲜明，主张无论隶属于哪个政治派别，只要倾向于社会僵化而不是社会变革，强调站队而不是成就，态度温和而不是强硬，就都必须加以反对。在帕累托看来，占支配地位的群体，只有在面向其他出身的佼佼者敞开大门，允许后者享有和自己一样的特权和回报的机会，并且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对之予以捍卫的情况下才能生存。帕累托不无揶揄地批判了秉持所谓人道主义、态度暧昧软弱的精英阶层。他固然希望所有具备能力的普通人都有机会步入精英阶层，但绝非出于同情穷人的动机。表达和传播这种人道主义情怀，只会削弱精英阶层捍卫自己特权的能力。此外，人道主义情绪很容易成为促使反对派整合团结的基石。既然帕累托假定，反对派获胜后根本不会制定任何人道主义纲领，那么接受人道主义的论点，就不具备任何道德价值。
显然，帕累托自诩历史大戏的资深看客，能够在其他观众仍然被戏剧化的手势、饱含说教的演说乃至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表演所误导之前，早早洞悉全部剧情。帕累托因自己在这个方面慧眼如炬而颇为得意，并认为没有理由遮遮掩掩。想必这也会让许多读者对这位作者的自负颇感不悦。
帕累托把注意力集中在现有以及潜在的精英群体之上，而对社会的其他阶层几乎未置一言。虽然帕累托所秉持的精英主义情绪可能会在话题选择时发挥一定的作用，但他之所以特别关注社会顶层，当然还存在其他理由。帕累托指出，至少从人员更替和职位重组的意义上来看，社会变革在较高阶层要比在较低阶层迅速得多，当然，最底层的流动务工者可能需要被视为例外。帕累托还相信，精英阶层中发生的事件以及这个群体所做出的决定对社会历史的影响，远大于广大民众所经历的事件以及做出的决定。对此持批判观点的人，不是把群众当成新兴精英上台革命的温床，就是把群众当成维持社会惯性或稳定的因素，而这恰恰向帕累托证明，对历史变迁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精英研究而展开的。
帕累托精英循环理论的基本观点，主要源自他年过半百后写成的三部
著述：
（一）在题为《基于理论社会学的考察》（Un applicazione di teorie sociologiche，Rivista Italiana di So-ciologia，1901，pp. 402-456）的论述中，帕累托针对精英循环理论做出了最为简洁明了的介绍。而其姗姗来迟的英译本，题目改成了《精英的兴衰：基于理论社会学的考察》（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lites:An Application of Theoretical Sociology）。
（二）两卷本《社会主义体制》（Les Systèmes so-cialistes，Giard，Paris，1902-03）。精通意、法双语的帕累托在用法文写就的这部著作中对于精英理论的研讨，要早于上面提到的《精英的兴衰》。而其价值主要体现为主张马克思主义应被理解为一种世俗宗教，同时强调了人类活动中非理性考量的重要性。
（三）《政治经济手册》（Manuale di economia politica），1906 年以意大利语出版，1909 年用法语修订再版。手册开篇关于社会学方法论的章节，同样写于1901年出版的那部专著之前。
（四）3000页之多的巨著《社会学概论》（Trat-tato di sociologia generale，3 vols. Barbera，Florence，1916）。在这部公认的代表作中，帕累托除了阐述精英理论之外，还涉及社会学理论的其他若干部分。虽然文集的编排体例略显庞杂，缺乏条理，分类索引在很大程度上让读者感觉颇为吃力，但的确倾注了帕累托的心血。目前，《社会学概论》已被翻译成法语、英语和德语。英文译本最初题为《心灵与社会》（The Mind and Society，Harcourt-Brace，New York，1936）
，但最近由帕累托基金（Pareto Fund）安排的重印版恢复了正确的标题，即《社会学原理文集》（Treatise on General Sociology，Dover，New York，1963）。
我在下文将引用《精英的兴衰》作为评论的根据。除非另有说明，所列页码皆源自该书（即本书边码——编注）。除此之外，只有在能够增加全新的中心思想时才会另加借鉴。毕竟，诚如塞缪尔·费纳
在他所编撰的《帕累托社会学著作选集》中所指出的那样，“这番长篇论述可圈可点，预示了帕累托后来几乎所有的立场。”（第20页）。
《精英的兴衰》的开篇，包纳了若干类似法则的命题，并通过历史事例对各个命题加以说明。剩下的三章，则利用这些命题来解释（并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工人阶级权力、地位的提升。这一框架安排让该书看起来颇具现代感——等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如果乔治·霍斯曼
要探究类似问题，估计就会采用这种组织脉络。考虑到本书出版于1901年，因此可以说是在社会学领域首次明确提出了这一理论命题。和其他使用此类方法的现代学者一样，帕累托并没有对这些法则奢求太多：“让我们暂且接受上述法则，视之为或多或少有些道理的假设，进而考察在这些法则的帮助下能否成功地解释事实。”（第27页）
帕累托提出的前两条法则是：
人类行为大多并非源自逻辑推理，而是源自主观情感。（第27页）
人的行为，虽然受缺乏逻辑的动机驱使，却喜欢在逻辑上与某些原则联系起来；因此，为了给自己的行为提供正当性，人们在事后发明了这些原则。（第27页）
面对纷繁复杂的人类行为，帕累托寻找了一些变化较小的因素 [即他在文中所谓的“类型化常量”（Styled Residues）]，与变化较大的因素 [即“衍生的变量”（Derivations）] 一道构成了人类行为的主体样态。运用这种方法论手段所导致的实际结果便是：常量被视为人类行为的主要动机，而衍生变量则被视为人类行为的外在表现（例如人们谈论其行为背后原因时的语言习惯）。帕累托锁定了六个常量（每个都包括子类别，在这里姑且不论），分别是：
（一）“投机性”（Combination）: 例如，创造的倾向与冒险的倾向共存。
（二）“保守性”（Preservation）: 例如，倾向于团结，偏好安定。
（三）“表达性”（Expressiveness）: 例如，倾向于通过表征来传递个人情感。
（四）“社会性”（Sociability）: 例如，倾向于拉帮结伙。
（五）“高尚性”（Integrity）: 例如，倾向于维持良好的个人形象。
（六）“色情性”（Sex）: 例如，倾向于使用淫秽字眼描述社会现象。
在分析精英问题时，帕累托主要利用了前两种常量的创新和整合，或者说，用一种略显笨拙的方式来表达，即“投机的本能”和“群体的保守”。如果将相关考察集中于人的身上，可以将上述概念转化为“开创派”和“保守派”。前者想“得”，后者不“舍”。在当今社会，保守派希望维持传统的养老金、人寿保险、“放射性落尘避难所”（Fallout Shelter）
、工作保障、苛刻的离婚法、“工会商店”（Union Shop）
。他们把钱存入储蓄银行或购买政府债券，一旦遇到麻烦会选择立即报警。开创派则创造出新奇的事物和解释，把钱投进股市，主张出售“放射性落尘避难所”，开办新企业，从事新交易。在开创派的范畴中，还有另外两种著名的社会学类型——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提出的“企业家”（Entrepreneur）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笔下的“现代资本家”（Modem Capitalist）。帕累托将这些衍生变量分为四大类，隐约让人想起培根所言的“市场偶像”（Idols of the Market Place）：（1）断然主张；（2）诉诸权威；（3）诉诸原则；（4）表达技巧。帕累托在意识形态的内容分析中使用了上述分类法。但在他对精英问题的分析中，这一点并不重要。
“精英”（Elite），应被视为一个价值无涉的概念，即在衡量任何社会价值或商品（效用），包括权力、财富、知识等方面得分最高的群体。帕累托讨论的主要是经济和政治群体中的精英。但是，很容易把这个词的客观用法扩展到科学领域（最博学的群体），也许还可以扩展到宗教语境（最神圣的群体）、艺术维度（艺术水平最高的群体）乃至伦理层面（最高尚的群体）。
帕累托在反思精英群体中的类型化常量时（《社会学原理文集》第2231-2238页），提出了一种重要的类型学划分。如下所示：
“精英的循环”（Circulation of Elites）不仅仅意味着新一批有钱人和掌权者取代了传统的富人权贵。最重要的是，这意味着，精英阶层中占主导地位的常量发生了变化：保守派取代了开创派，开创派又取代了保守派。
精英的循环流动虽无一定之规，但却持续不断。或者，用一句调整后的马克思主义历史格言来予以表示：
人类的历史，就是精英不断更迭的历史：你来我往，此消彼长。（第36页）
这便是帕累托想要解释的过程。但个中原因显然较为复杂。在《社会主义体制》（第1章）中，帕累托把战争和生育率的差别增补进来。战争往往导致精英阶层的死亡率远高于普通人的死亡率。因为子女数量相对更少，精英家庭更容易趋于消亡。然而，更具普遍性的是两个不同的决定因素链条，它们相互结合，共同解释了精英的流动。
思路之一（详见《社会学原理文集》第12、13章）是，所有精英在有效地满足正常的生活需求时，有时必须采取创新，有时则必须保守。因此，既需要创新性，也需要保守性。必须开拓创新：要劝说、哄骗、威胁、操纵友方或敌方寻找解决方案。保守也不可或缺：要提供安全和稳定，当科学、信仰和正常的社会压力不再奏效时，就需要动用强有力的手段调动敌友。因此，可以得出命题如下：
精英群体越是多由开创派组成，或多由保守派组成，就越不能满足普遍需求。
对帕累托来说，特别重要的是，保守派更愿意使用武力来维持现有秩序。在危急情况下，这可能是必要的，因为一般来说，小股训练有素的反叛力量，就可以凭借有组织的暴力活动，征服规模更大但不愿意或无法使用其警察和军事力量实施镇压的既有组织。
创新与整合之间的不平衡，通过精英阶层的开放包容很容易避免。尤其重要的是，主要由保守派组成的精英阶层，需要接纳其阶层中有智慧的创新者。不实行这一政策，就会出现困难，甚至爆发革命：“革命是由腐朽因素在社会上层的累积所导致的，或者由于阶级流动的减缓，或者基于其他原因，腐朽分子不再保有让其掌握权力的类型化常量，也不再倾向于使用武力；同时，在社会下层中，具备适宜履行政府职能的、愿意使用武力的常量，且具备较高素质的成分，开始逐渐凸显出来。”（《社会学原理文集》第57节）
循环还与另一个过程相辅相成。帕累托提出的法则之一便是：
可以在道德、宗教和政治中观察到一种类似经济周期波动的情绪节奏。（第31页）
这些潮流起伏，便是宗教信仰的长期趋势，如历史学者在比较十六、十七世纪后所描述的从信仰到怀疑的发展；或对未来的信心趋势，如1914年前后欧洲从乐观主义到悲观主义的转变；或观念氛围的其他变化。
如果把这些情绪波动的假设与帕累托提出的第二个社会法则结合起来，就会得出一个全新的命题：
通常在不知不觉中被这些潮流冲昏头脑的人，如我们所见，希望把非自愿的行为表现为自愿的，而把缺乏逻辑的行为表现为符合逻辑的，他们用这些拟制的奇怪理由自欺欺人，或者向其他人掩盖自己行为的真正动机。（第35页）
对此观点的极佳例证，来自因应投资者信心上升或丧失趋势，围绕证券交易所相关言论而展开的分析。
然而，在牛市行情中，证明企业会赚钱的任何论点都会获得支持；在熊市趋势中，这样的说法则绝对没有市场。在下跌趋势中拒绝购入某些股票的人，认为自己完全在受理性的引导，而他不知道的是，在不知不觉中，自己已经开始潜移默化地受到每天成千上万经济新闻的某种影响。随后，在股票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即便获利的机会完全相同，他仍然会购入上面提到的那只股票，或类似的股票，并且将再次认为自己只是在遵循理性的命令，却依旧没有意识到，从不信任到信任，仅仅取决于周围市场气氛所催生的主观情绪。（第93页）。
现在，似乎可以得出关于精英阶层转变时点的一个关键假设：
（当宗教人道主义情绪高涨时）衰落的精英阶层变得更温和、更人道、更加不愿捍卫自己的权力。（第59页）
如果这跟创新派在精英阶层中占据主导地位相结合，产生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另一方面，他们并没有丧失对他人权益的掠夺和贪婪，而是倾向于尽可能营私舞弊，挖空心思侵吞国家财产。因此，一方面，苛赋越来越重；另一方面，维持的力量越来越弱。以上这两种情况，导致了精英阶层面临灭亡的灾难。（第59页）
因此，社会上的人道主义情绪日益高涨和精英阶层中创新派占据主导地位，二者联姻，注定了失败的厄运。
对于正在崛起的新兴精英阶层，还需稍加说明。对其而言，为自己的抢班夺权提供正当性话语，再正常不过，而相关的话语表述习惯可能同样受到不断上升的宗教人道主义情绪的影响。在此，可以得到另外一个全新的命题：
试图取代传统精英，或仅仅是为了巩固其权力和荣誉的新兴精英，并不会坦然公开地承认这种意图。相反，新兴精英要担当一切受压迫者的领导者，宣称不追求自身私利，而是追求众人的共同利益；之所以进行斗争，不是为了某个受到剥削的阶级的权利，而是为了几乎所有公民的权利。（第36页）
因此，帕累托可以得出结论，在意识形态和宣传层面，传统精英的衰落似乎伴随着人道主义和利他主义情绪的抬头；新兴精英则似乎是为了弱小者对抗强权而崛起的。（第41页）
当然，这只是在言语习惯的层面上。现实并非如此。
一旦获胜，新兴精英就会出手镇压昔日盟友，或者，充其量，对他们做出一些形式上的让步。（第36页）
精英在获得胜利之后也倾向于垄断所有既得利益。
取得胜利后的精英阶层，开始变得愈发僵化、愈发排外。（第86页）
历史的车轮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新的精英阶层也已成型，流动的进程即将再次轮回。
至少到目前为止，帕累托的理论对社会学的影响不大。工业社会学算是一个例外，但只是部分例外。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哈佛商学院进行的“霍桑研究”（Hawthorne Studies）
表明，工人的生产率并不一定与工作条件的改善（如休息暂停、工作时长、照明条件等）有关。更重要的是，研究发现，在某些情况下，工人不会采取理性行动，以确保收入最大化，而是限制产出，从而减少自己收入。帕累托的理论认为，人的动机通常基于情感而非逻辑，这在解释上述发现时无疑颇为讨喜。虽然帕累托理论在工业化后的社会学领域的更大范围应用尚未实现，但仍然可以用来解释企业中等级森严的行政管理层的变迁。
在政治社会学领域，帕累托本人为自己的理论找到了灵感，但他的思想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人们常说，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的著作《权力精英》（The Power Elite）试图用帕累托的话语来解释当代美国的情形。这一论断，揭示了评价者对帕累托或米尔斯，甚至同时对两人研究的无知。在社会分层领域，情况如出一辙：由莱因哈德·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和西摩·马丁·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编撰的关于《阶级、地位和权力》（Class，Status，and Power）等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提出的社会分层理论，没有引用任何帕累托相关学说，也不包含对其理论的任何总结。给予帕累托极大关注的，主要是专注社会学经典学说的阐释以及从事社会思想史研究的社会学研究者。在这方面最杰出的人物，莫过于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在《社会行动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一书中，帕森斯对帕累托的思想进行了相当篇幅的出色总结。然而，在后来的著述中，帕森斯似乎放弃了此前对于帕累托的理论借鉴，转而开始参考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观点。
与进一步检验帕累托理论相比，学界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讨论帕累托理论的独创性方面。帕累托的观点，可归属于包括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和维科（Vico）在内的学术传统，大致与此同时，米歇尔斯
、莫斯卡
和索雷尔
在同一主题以及类似主题上也做出了重大的学术贡献。在《精英的兴衰》成书的时代，几乎所有欧洲社会科学研究者都认为，必须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作为自己的学术前提。
帕累托关于精英阶层兴衰概念的独创性问题，尤其与莫斯卡相关。莫斯卡对很多人不认为是他发现了精英阶层的流动循环而感到愤愤不平，他认为是帕累托摘了桃子，事实上偷走了自己应得的荣誉。利文斯顿
在介绍《统治阶级》（The Ruling Class）
的英译本时，对相关作品出版的先后顺序予以回顾，在此不多置喙。问题似乎显而易见。帕累托的所有观点，都曾被莫斯卡作为其整体论述的一部分加以阐述或暗示。事实上，帕累托的所有主张，都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出现在其他人的早期著作中。然而，在帕累托之前，没有任何人提出过这些具体的命题，也没有人想到可以如此运用和组合。帕累托理论的惊人品质并不在于每个具体的组成部分，而是他把各部分学说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这种组合实属创新。上述理论建构过程，彰显出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复杂精妙，这是与他同时代的社会学者（甚至包括大多数后来的社会学者）所无法比拟的。
帕累托的理论依据是否充分？可以通过在《精英的兴衰》中他提出的论据来说明，而非证明。《社会主义体制》和《社会学概论》中的经验证据虽然更为扎实，但仍不如今天的科学实践所要求的那样完整。至多只能认为，将帕累托所有的经验材料加总打包，也只能让其观点更为偏向成立，而非不成立。
支持帕累托理论有其他来源而非原创的证据，缺乏系统性。如前所述，学者常常无视帕累托及其相关理论。索罗金
算是一个重要的例外，他在《社会文化动态》（Social and Cultural Dynamics）一书中，将帕累托关于信仰和怀疑主义历史循环的主张扩展为重要的文化变革理论。然而，这项工作和其早期针对社会流动问题的研究，虽然与帕累托的相关理论息息相关，但缺乏与地位上升或下降的阶级成员思想和个性有关的任何证据。在此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便是寻找合适的调查切入点。至于针对信仰周期的假设，索罗金所做的工作，无论是方法还是结果，远远优于帕累托的所有尝试。索罗金的结论是，随着信仰新时代的出现，西方文明正处于动荡之中。帕累托认为，在十九世纪末，人道主义宗教情绪已然出现上升的势头。相较于调查时间段的细微区别，更为重要的是索罗金的研究中关于精英阶层相关变革的分类。他发现，当信仰的周期出现上升或下降，当社会关系从家庭主义转变为强制性或契约性时，这种现象最为频繁。因此，帕累托的结论，即精英阶层的变化最容易发生在宗教情绪上升时期，经过索罗金的调查而得到了充分的阐述以及一定程度的校正。
帕累托的理论提出后，许多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纷纷涌现，范围从对商界、军事和政治精英的定量研究，到数量更多的纪实报告，比如吉拉斯
撰写的《新阶级》（The New Class）。近年，随着一项重要的方法创新的引入，研究者开始能够对“成就动机”（Achievement Motive）进行测量。麦克莱兰
在撰写《成就的社会》（The Achie-ving Society）的时候，记载了在几个国家针对社会分层进行的实证测量数据。最近，阿多诺
及其同事在《权力主义人格》（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中描述的其他测量方法，也可被用来测量保守动机。其中，特别关键的课题之一，是保守与成就常量的出现。帕累托故意划定了自己的研究范围，从而无需处理这个难题；仅仅需要注意到这些常量的存在，并通过社会现象追踪这些常量存在所导致的后果即可。在研究具有保守性和成就性个性的成长环境如何产生时，社会心理学者承担着重要的任务。上面提到的最后两本书关于这一点的想法着实有趣。对于成就者变成保守派以及相反的情况，仍然需要进一步探索。
可供推荐的帕累托学说相关研究，例见科瑟
所编著的《社会冲突的功能》（The Function of Social Con-flict）
等著作；该书涉及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提出的社会冲突理论，对之进行解释，并通过逻辑和现代研究成果来检验，且在必要时予以修改。就帕累托理论而言，还应该加入一些已经由其他学者提出的与精英流动相关的因素。更加完整的理论建构，必须包含几个帕累托并未涉及的因素。例如，马克斯·韦伯提出的“魅力型领袖”（Charismatic Leader）概念，即人们基于对领袖个人的忠诚，受其引领，走上了违反传统律法的道路，这对于理解精英阶层的崛起至关重要。同样，索雷尔的“神话”（Myth）概念，即对未来充满感情的憧憬，也能产生打破既定的秩序，使新精英和新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类似效果。
至少在对使用武力的意愿程度上，人们可能还希望强调对现代精英的理性要求。精英阶层的决策，或多或少会对社会的各个角落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些决策在多大程度上是理性的，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之上，对历史进程至关重要。如果确如曼海姆
所假设的那样，相较于传统精英，现代商界和政府的精英阶层在很大程度上更有可能成为决策的中心，那么这一因素对于了解晚近精英阶层的兴衰就显得尤为重要。现代精英阶层必须掌握大量不同决策所需的智慧和知识，而这些决策往往与维持其精英地位的直接事务关系不大。
上述考虑决定了理性和情感在精英发挥作用的过程中所扮演的具体角色。毫无疑问，正如帕累托断言的那样，人们的行为更多地来自情感而不是理性。反智论者用这个概念来为放弃理性、转投情感提供正当性。他们更中意政治集会的狂热情绪，而非经由某个委员会的调研，再由某个臃肿拖沓但颇具理性的官僚机构实施的改革进程。他们喜欢浪漫的直觉而非冷静的权衡，他们选择形而上学而不是科学实践。帕累托显然不属于他们的阵营；他想寻找的是对非理性行为的理性解释。但同样正确的是，帕累托并不同意启蒙运动的哲学观点，即认为精英生存的关键因素在于其允许理性控制情感的程度。例如，帕累托认为，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政府，几乎肯定意味着一场灾难。
当问题被表述为理性对阵情感时，最明显的问题，便是无法解决理性在精英循环中的作用问题。为了确保精英的生存，应该最大化的不是理性和情感，而是效率。效率通过理性和情感的微妙平衡方能产生。在此过程中，理性和情感绝非相互对立，而是相辅相成。归根结底，只有那些效率较高的精英——无论是经选举、任命还是毛遂自荐所产生——才能从那些服从他们发布的法令、购买他们生产的商品服务、参加他们举办的神圣仪式、接受他们提供的知识的受众那里获得实质性的支持。正是在创造和分配秩序、财富、知识、美感、神圣和品德时体现出来的整体效率，慢慢地让精英们获得公众眼中的“合法性”，进而确保他们手中的大权与头衔不会旁落。
汉斯·泽特伯格
Adorno，T. W. :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New York，Harper，1950.
Bendix，R.，and Lipset，S. M. : Class，Status and Power，Glencoe，Illinois，Free Press，1953.
Coser，Lewis: The Functions of Social Conflict，Glencoe，Illi-nois，Free Press，1956.
Finer，S. E. : Vilfredo Pareto，Sociological Writings，Lon-don，Pall Mall Press，1966.
McClelland，David C. : The Achieving Society，Princeton，N. J.，Van Noshand，1961.
Mills，Wright C. : The Power Elit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6.
Mosca，Gaetano: The Ruling Class.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Arthur Livingston，New York，London，McGraw -Hill，1939.
Pareto，Vilfredo: Les Systemes socialistes，2 vols.，Paris，1902；and ed.，1926.
---: Manuale di economia politica，Milan，1906；French rev. ed.（Manuel d'economie politique）Paris，1909.
Pareto，Vilfredo: Trattato di sociologia generale，3 vols.，Florence，1916；and ed.，1923；French ed.，Traite de sociologie générale，2 vols.，Paris，1917；English ed.，The Mind and Society，translated by A. Livingston and A. Bongiorno，4 vols.，New York and London，1935；Trea-tise on General Sociology，New York，Dover Press，1963.
Parsons，Talcott: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a Group of Recent European Writers，Glencoe，Illinois，Free Press，1949.
Sorokin，Pitirim A. : Social and Cultural Dynamics，4 vols.，New York，Bedminster Press，1962.（Original ed.，1937-1941）.
Sorokin，Pitirim A. : Social Mobility，New York，Harper，1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