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把教外语的方法合理地用于汉语教学

丘佩玲

丘佩玲，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副教授。1937年出生于广州，1959年毕业于哈尔滨外国语学院，被分配到北京大学俄语系，从事俄语教学6年；1965年开始从事对外汉语教学。曾赴日本名古屋商科大学任教两年。合作出版《汉语中级教程》（第一、二册）。

1959年毕业后，服从国家统一分配，我来到北京大学俄语系从事全校公共俄语教学工作。我在俄语系教了6年公共俄语，后来北大把英语改为第一外语，就不需要太多的俄语教师了。领导找我，让我去教外国留学生，但我当时很犹豫，没有马上同意。一是担心自己胜任不了外事教学工作；二是在教学法上，一个是教母语，一个是教外语，我更愿意也更喜欢教外语。经过考虑，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俄语系，开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

汉语教学，把母语当作外语来教学

初入汉语教学，困难较多

1965年，我开始到北大留学生办公室教留学生汉语。我教的第一批学生是越南学生。刚到留办还没完全搞清楚状况，就要去上课，我有点儿不知所措。后来才知道这是留办教学组长汪景寿老师安排的，主要出于两点原因：一是我有6年的俄语教学经验，可以很快适应教学工作；二是我会粤语，能听懂一点儿越南话，这对教学也有一定好处。当时中文系的王理嘉老师担任主讲，一、二节他讲，我去听他的课程，三、四节我带着学生操练。除了我们两位老师，班里还有任组长的汪景寿老师，一共三位老师。由于学生人数较多，所以汪老师不忙时，就由我们两个人共同上复练课；他忙的时候，我就一个人独立完成复练课的工作。主讲老师讲完重点词语后，在练习环节，我需要告诉学生这些词语的搭配，然后进行造句练习，并纠正学生句子中的错误。纠正过程中，还要考虑他们的发音，如四个声调的发音是不是准确。刚到留办的时候，教学任务重，也确实比较累。

1966年以后，学校就不招生了，越南学生好像也走了。1969年，很多北大、清华的师生去江西鲤鱼洲进行劳动锻炼。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才恢复了留学生工作，我们又重新开始教汉语。

汉语教学是外语教学

后来，我就一直教汉语。我认为学俄语、教俄语的经验对汉语教学也有一些借鉴。我们当时学习俄语，是国家形势需要，培养目标就是成为俄语高级翻译人才。学校开设了精读、口语、听力、阅读等课程，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技能。学习条件非常好，配备的教师水平很高，使用的是苏联的教材，俄语精读课和口语课由苏联教师来教，入校半年以后就不准学生说汉语了。我记得，当时学校采取了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就是每个学生身上都带着两种不同颜色的卡片。日常用语如“你去哪里”“谢谢”等都要用俄语来表达，如果两个人见面以后，其中一个人没说俄语，而说了汉语，那就给对方一张卡片。等到一天结束，大家就数一数卡片的数量，看看自己今天有多少时间没说俄语。一周结束后，老师会统计学生的情况，对说俄语较多的学生提出表扬。当时学校就是采取这种方法，让学生在学校里尽量多说俄语，创造俄语的使用环境，所以大学四年我们都沉浸在俄语环境中。我觉得这套方法是很有效的，很多老一辈高级翻译就是我们学校培养出来的。而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也可以适当采用这样的方式，尽量为留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汉语环境，让外国留学生之间互相用汉语交流，不说或少说自己国家的语言。通过这种方式，老师也可以总结他们的错误并及时纠正。

为了了解北大中文系的汉语课和哈尔滨外国语学院的汉语课有什么深度上的不同，我用业余时间去听了陆俭明老师的汉语语法课和马真老师的虚词课。其实，我们在哈外也是学了汉语的。因为以后要当翻译，俄语和汉语的知识都得学，比如汉语语法、汉语修辞学，只不过是从外语翻译的角度去学的。我记得教我们汉语课的是一位汉语语言学专家，现在印象还很深刻。快毕业的时候国家正好颁布了拼音方案，我们又补上了一课，学了一个月的拼音方案。课程结束考核，我考了满分，拼音都标对了，没有错误，在拼音方案刚出来之时就学得比较扎实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从教俄语到教汉语，一个是外语教学，一个是把母语作为外语来教学，是有区别的。我会把听、说、读、写贯穿进我的精读课里去，先让学生念句子，念完之后，让他们猜测词语的大概意思，然后问他们这个词可以和哪些词放在一起用，学生一般都会说很多。根据学生的回答，告诉他们为什么这个词不能和那个词一起用，简单讲几句，紧接着再将词组成短语，最后用这个短语去说句子，说完句子再做成段表达。整个过程下来，学生说得很多，练得很多，也就掌握了。

汉语教学中，我也非常注意词的搭配训练。动词有及物动词、不及物动词。比方说，“毕业”这个词就是不及物动词，不能带宾语，但很多国家的学生经常说“*我毕业大学了”。我就很喜欢收集学生这种错误的句子，经常把错句写在黑板上，告诉他们不能这么说，但是讲解的时候不讲理论，而是讲汉语和英语的不同，慢慢地他们就掌握了。因此，汉语教师要懂一些学生的语言。学生容易出错的地方可能就是跟他们的母语不一致的地方。中国人学外语也是一样的。

我和学院的几位老师还一起编过教材——《汉语中级教程》（第一、二册）。因为我一直教中级汉语，所以重点编写教材的练习部分。内容绝大部分都是我在课堂上给学生练习过的句子，觉得有助于理解和使用就编进教材里，都是经过教学检验的。词的解释部分是郭振华老师编写的。教材的文章都是大家一起精选和确定的。这本教材的反响很好，使用的人都觉得汉语提高得很快，教材重印了很多次，很受欢迎。所以，编写一本好的教材并不简单，必须源于教学实践。编写者要有一定的教学经验，最好有教过五年甚至十年以上汉语的实践经验。因为在课堂教学中，教师都会积累一些资料，而经过教学检验的资料，能提高教材的实用性，这点非常重要。同时教材一般都是合作编写的，每位老师负责不同的板块，可以更好地发挥各自的专长。

有一年，北大来了一些教外国留学生汉语的澳门大学的老师，主要是为学习汉语教学来的。领导安排我教他们，我们互相交流对外汉语教学的方法，收获很大。我还教了10年香港大学暑期学习普通话的学生，因为我会粤语。粤语有6个声调，普通话有4个声调。我花了很多时间把粤语里6个声调的词语选出来分别归到普通话的4个声调中去，并要求学生把这些词背下来、记住。经过训练，他们的声调就不会错了，发音也正确了，普通话学好了，也标准了。这里要感谢王理嘉老师，这些词都是他帮我审定的。

教师教学既要有“严”又要有“度”

我对学生的基本功，尤其是拼音和词汇的要求是比较高的，考核方式也比较严格。遇到给汉字写拼音的题目时，比如“再见（zàijiàn）”，拼音和声调都写对我才给分，因为二者是一个整体，如果只对了一半，我一般就不给分。写汉字时也一样，日语和汉语里有很多汉字大同小异，笔画上存在一点儿差异，比如日语里的“决”使用的是“氵”，汉语里是“冫”，日本学生经常写成“氵”，我也不给分。我觉得在基本功方面的要求必须严格，自始至终在我的教学里都是这样的。虽然在我的班级，考试很少有学生能得到90分以上的成绩，80多分已经是比较高的，大多是七八十分，但是据我统计，在我的班里学习一年也好，半年也好，只要考试能考到85分，去考相应级别（初中等）的HSK一定能通过。因为在我的班里学习的学生能得到85分，这是学生真实的汉语水平。也正因为如此，虽然我很严格，但是选课的学生一直很多。有的学生虽然最开始的时候不理解，觉得我给的分数很低，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他会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在通过其他考试并取得好的成绩后，慢慢也就理解了我的做法。

后来我去日本讲学的时候，以前教过的学生来看我，都非常热情。其中一个学生说：“丘老师，刚上您的课时，我们很害怕、很紧张，您要求很严格，我们不能理解。后来上课的时间多了，您耐心帮助我们，我们就不害怕了，也习惯了，我们也理解了，也慢慢地喜欢您了。回国以后，我们都能在大公司工作，汉语都说得很好，用得很好，才觉得其实严格反而很好，谢谢您！”听到这些话，我真的很高兴。但这些学生的汉语学得好不仅仅是我教学的结果，也是学生自己努力学习的结果。

说到“严格”，我还想强调的就是，严格也要有个“度”。作为老师，你心里要有“数”，哪个学生学习得比较慢，语言上稍微迟钝一些，老师就需要更耐心一点儿。曾经有个日本学生，很多东西学得很慢，还爱生病，我就给她“开小灶”。她一不来上课，遇到什么问题，我就主动辅导她、帮助她，都是无偿的。后来她走的时候，她妈妈还带着她来感谢我，谢谢我对她那么多时间的帮助和照顾。有时候学生感冒了，请假三天，课程会落下很多，第二天我就会去看他们，问他们好了没有，要不要去医院。有的就说没事儿，问我落下的课以后能不能给他讲一讲，我说行，等他好了给他讲。

海外教学，懂外语是教学的助手

1990年至1992年，我去日本名古屋商科大学教了两年汉语。汉语课是学校规定必须要学的，使用日本的教材，叫《中国语》，课程的要求是把这本书教完后自主出题考试，考题会被记录到学校的档案里。

为了上课和学生更好地互动，我去学习了日语，主要是去听给海外学生上的日语课，授课的日本老师允许我免费去听。只要课程不冲突，我就去上日语课。这样，在我的汉语课上就能用日语去说课堂用语了，再没有学生说听不懂我问的问题了。所以，作为一个老师，懂外语也是很重要的。有的学生比较调皮，有时会来捉弄你，你用英语说课堂用语，日本学生说他听不懂，懂一点儿日语就能避免这种尴尬的情况出现。其实，在日本学日语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够在不同语言环境中准确地理解词的意思，因为日语中某个词表达的意思和你在中国学习的直接使用中文翻译过来的意思可能不太一样。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すみません”这个词，它有很多意思。每次大家和日本人一起上电梯的时候，就会听到这个词，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能理解这个词的意思是“请”或者“劳驾”。如果我不小心踩了你一脚，那我说这个词的时候，意思就是“对不起”。就像前面我讲到的在哈外学习俄语的经历，语言环境是非常重要的，留学生学习汉语也一样。

遗憾的是，后来我教的课多了，工作很累，就没时间去学日语了。日语老师觉得很可惜。他说：“如果你能在日本待两年，再学一年日语，你的日语就很好了。”虽然我只学了几个月，但是学了的日语我能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了，能在那里生活，问路也好，坐车也好，简单的交谈也可以。其实，对外汉语老师的外语不需要学得很深，但还是要会日常用语，尤其在海外进行教学，具备一定的外语能力，工作和生活才方便。

在教学中，我也遇到过俄罗斯学生。他除了上课学习我们的教材，课下也让我给他讲他们国家编的汉语教材。后来他走的时候就把那本教材留给我了，这有助于我更好地了解国外的汉语教学情况。在我看来，作为从事外事教学工作的老师，一定要注意提高自己的素养，要对世界各国的情况有所了解，这样就不会犯错误。这是非常重要的。

教学漫谈

根据我这些年的教学，我认为汉语教师在每学期结束时，要做好教学总结，同时要收集各国学生的错句，去分析，然后再去教，你教对了，问题就解决了。要教学生从错误中学习，不怕说错，要多说，说完如果错了，利用你具有的外语能力把他说错的句子给他分析清楚。相信通过这样不断的积累，教学会越来越好。

老师之间要多听课，每个老师都有长处和短处，听课的目的就是取长补短。还有就是，我建议开公开课，新来的教师开公开课是很有必要的，能够提高老师总体的教学水平。这个是教俄语时受到的启发。我记得，我刚到俄语系没多久，因为我年轻，刚毕业没有教学经验，上完几次课后，组长让我开一次公开课。公开课就是讲课的人做基础准备，写出详细教案，大家提意见，通过集体的智慧完成的教案由你去执行，组里的老师去听。具体来说就是，主讲老师准备词汇、语法、课文，写出详细教案，比如词汇几分钟讲完、练完，重点句有哪些，练习的句子有哪些，多长时间讲完、练完，等等，然后给组长和小组的老师看，所有老师都看完以后，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些内容和时间的安排合不合适，哪儿不合适，什么句子更合适，等等。我刚教学的时候当然不会掌握得那么好，但是有教学经验的老师会提出很多建议，比如说讲这个词，这5个例句，前3个好，后2个不太好，建议去掉；这里5个句子，只有1个句子比较好，还需要补充2个；时间安排上这部分少了，那部分多了。无论是上了很多年课的、有经验的熟手老师，还是新老师，都要参加，都提意见。根据这些意见，主讲老师修改教案，最后背下来。上课的时候，所有提意见的老师都坐在下面听，并做记录，下课后再和主讲老师说这堂课讲得怎么样，还需要做哪些提高，比如调动学生积极性方面，会告诉主讲老师说句子要请几个学生回答，学生答不上来怎么处理，等等。教学技巧和方法上的指导和启发，非常详细。

公开课其实是当时苏联的一套教学方法，所以我们在哈外的时候也是，大家都坐在下面听，讲的内容里面有哪些错误都记下来，不能不专心，所以我自己觉得学外语时受到了严格的训练。我自己后来教俄语，也很有兴趣，开了两次公开课，通过这个办法来提高整个教研室的教学水平。我认为汉语学院以后也可以借鉴这个方法，多组织公开课，多汲取集体的智慧。以小组为单位，组织汉语、口语的公开课。公开课需要讲课的老师先准备一个基本的教案，然后教学经验丰富和教学经验不足的老师都来提意见：怎么讲，哪个部分安排什么、多长时间，教学生时如果这个学生回答不出来怎么办、如何解决？这是提高教学能力很重要的一环。通过这种方法，老师会积累很多教学经验，尤其是对年轻教师来说，教学会有很大的提升。

访谈时间：2020年12月25日9：30—12：00
访谈地点：北京大学畅春园住所

口述：丘佩玲
整理：韩晓明 Xj32dMdsrRzM4DBQThAVllGygLOOmUDOkdLGA675CPNETljIosy2oiOc/zo+uw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