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对外汉语教学，是职业，更是事业

戴桂芙

戴桂芙，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副教授。1959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64年开始从事对外汉语教学。曾赴民主德国东柏林洪堡大学、日本名古屋商科大学外语中心任教。合作出版《汉语高级教程》《新汉语教程：情景·功能·结构》《中国当代小说选读》《文学百科大辞典》等教材和工具书。退休后至2010年，一直从事教学督导工作。

1964年，我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大学教留学生汉语，没想到就这样与对外汉语教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一教就是25年。在我看来，对外汉语教学，不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项需要千千万万汉语人默默耕耘的事业。

经营好这份事业可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容易，扎实的汉语基础自不必多说，熟练的教学技巧、认真的教学态度、真诚的交流方式都是必要的。这些都需要在教学中不断磨炼和精进。

基础知识的奠定

1959年至1964年，我在北师大中文系学习，当时我们不分专业，什么都学，比如“现代汉语”“汉语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等。当时毕业后工作还是由国家分配，自己并不知道将来会被分配到什么地方，但学校的培养目标是中学语文教员，所以需要什么都得知道一些，所学的内容也就没有什么重点。当然，后来做了汉语教师，我的重点也就转移到现代汉语上来了。

当时没有“对外汉语”这个专业，但是实践证明，如果现代汉语知识基础比较牢固的话，在对外汉语教学上也会有很好的发挥。现在我还依稀记得当初教“现代汉语”这门课程的老师的样子，他自身能力很突出，基本功很扎实，教得也很好，我学得也很起劲儿。那段学习经历使我打下了很好的现代汉语知识的基础，对毕业以后在北大的汉语教学工作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使我能够及时适应从学生到教师的角色转变。

现在回想起来，与对外汉语教学结缘也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在北师大读书的时候，我们没有跟外国学生在一起，全都是中国学生，总共160多个人，分为4个班，每个班四五十个人在一块儿听大课，小课比较少，因为师资情况和教学环境都不太允许，条件也比较艰苦。毕业的时候，老师依次念大家分配到什么地方，最后一个才念到我，我被分到了北大。从北师大分到北大，简直不可思议，自己也诧异分到北大去干什么。后来去学校报到，才知道学校把我安排在外国留学生办公室汉语教研组教留学生汉语。外国学生，这是一个新的对象。我对对外汉语不了解，但是对汉语还是比较熟悉的，只不过是从教中国人变成了教外国人。因为自己有比较好的汉语底子，当时没有对新工作产生畏惧，想着内容和方法上肯定有一定的相通性。就这样，服从学校安排，我阴差阳错地进入了对外汉语教学这个行业。刚来北大的时候，从学生转变为教师，我没感觉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一是可能年龄比较小，容易适应新环境；二是做学生的时候以学习知识为主，没有什么教学的经验，内心也没有矛盾的过程，就想着分配到了这儿，就要尽快适应，在这里好好工作，好好教留学生，好好教汉语。

那时在北大教汉语的，只有几个人。我便是其中之一。

教学技能的修炼

难忘峥嵘岁月

刚来北大，教汉语的老师总共只有四五位，比较有经验的如杨玉秀老师和杜荣老师。那时候，我没什么教学经验，跟着杨玉秀老师学习了一段时间，主要通过听她的课学习怎么讲课，然后自己再去讲课。杜荣老师是我们的负责人，我经常去她家里拜访。后来老师才慢慢多了，有几十个人，工作开展起来也方便了很多。

当时的汉语教学只有一个课型，就是汉语课。当时学生比较少，班级数量也比较少，每个班10个左右的学生，这在当时就算小班教学了。教室主要设在现在的哲学楼。教室很小，只能容纳两排学生，学生紧挨着坐，老师站在前面。最开始去教室里听课、学习，我们坐在后面，甚至挤到了墙角那里，条件很艰苦。那时候上课没有现在这样的多媒体设备，需要用录音机放录音，老式录音机又大又沉，我和傅民老师一起从25号楼抬到哲学楼去，或者一个人借一辆自行车驮到哲学楼，然后再搬到教室去。虽然条件艰苦，但当时也没觉得艰苦，就这样过来了。那时候上课都需要在黑板上写板书，而且板书比较多。不写板书吧，有的内容学生就不知道、不清楚；把板书写出来，再说出来，学生就知道老师讲的是什么内容，很清楚，然后有针对性地去记笔记。长年累月，老师们的手都是白的，非常粗糙。后来，我们快退休离开的时候，才有了不掉粉笔灰的粉笔和装粉笔的“套”，教学条件得到了改善。

最开始上汉语课，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综合课，包括听、说、读、写。每天上午、下午全都安排了课程，有时候周六也要上课，一周只休息一天。一个老师每周有好几十节课，有点儿像现在的集中培训。口语课是后来才分出来的，从我的教学经验来看，口语课应该是对外汉语几门课程中比较重要的，因为掌握不好“说”这项技能，其他技能一般也不行。当时上课都具有继承性，教口语的老师就专门教口语，教汉语的老师就专门教汉语，教学内容相似，每年循环同课型的课程，老师们在这门课程上就会不断积累经验，不断下功夫琢磨，教得也越来越好。所以，后来我就一直教口语，琢磨口语的这些事情。要说使用的教材，最开始的汉语课使用的教材就是汉语读本。慢慢地，口语课也有了专门的课本，开始是赵燕皎老师和张起旺老师编写的《汉语口语》，后来就是《初级汉语口语》，厚了很多，是我1986年从东柏林回来后和刘立新、李海燕老师一起编写的，也倾注了我多年口语课的教学经验。

说到那时候的外国学生，有东欧国家的，比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但学生很少，一般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或者两个。1965年，来了一大批越南学生，分了13个班，当时的28号楼是他们的住宿点。我家就在路对面的燕南园，学生常常到我家里来。当时我的孩子还很小，学生到我家和孩子一起玩儿，一直玩儿到把她玩儿哭，然后不知道怎么办了，再还给我。学生们除了到我这儿，有的时候也到单身老师的宿舍去。当时28号楼的一层有几间是教师宿舍，老师们有的是外地的，有的是单身，年轻又有活力，和留学生的相处和交流自然比较多。提到这批越南学生为什么会来中国学习语言，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当时越南战争，越南政府为了保留各个部门的核心力量，比如邮电部啊，发电厂啊，将各个部门中最优秀的人员送到中国这个大后方来，保护他们。他们彼此也不认识，有的年龄比较小，20岁左右；有的年龄比较大，已经四五十岁了。后来战争结束，他们就回去了，也没有什么联系了。因为到中国来的目的主要是学汉语，他们也愿意交流，虽然说的很多话都不标准，但在日常交际中慢慢也纠正过来了。除了北大，还有两三所学校也承担了越南学生的教学工作。而且，当时比较强调管理，我们老师和他们的交流也非常注意内容选择和方式方法。

巧思教学技巧

如何进行对外汉语教学才会取得更好的效果？如果就口语课而言，我认为提高学生的开口度是关键。有些学生害怕和老师有眼神交流，不敢看老师，总是低着头，课上也不回答问题。怎么办？我采取的办法就是上课走动。上课时，老师不要坐在那儿或者站在那儿，固定在一个位置上不动，而要走起来。一是走到哪儿就说到哪儿，走到学生身边的时候，他也没办法不说。二是虽然教室比较小，我走到这儿，这儿的声音就大，那边的声音就小一点儿，他就得集中注意力来听我的声音，花费更多的精力，学习效果自然会提高很多。除此之外，课上放低音量或者提高音量也是吸引学生注意力的好方法。声音低了，学生就比较着急，他听不清，就想使劲儿听，注意力就会非常集中。音量一提高，有的学生会有“惊醒”的感觉，思考是不是重点内容，很有利于注意力的提高。还有就是“写”，哪句话重要，就要把它写在黑板上，以引起学生的注意。

教学中还有一点比较重要，就是结合实际情境进行教学，能够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有的老师把课堂搬到室外去，在草地上或者校园里进行教学，就是一种非常好的教学方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也是我亲身实践过的。刚开始我是反对这种做法的，后来有一次，我也到室外去上课，学习“下雪了”这个主题的一些表达。我发现结合实际来练习口语，学生处于特定的真实情境里面，看到的东西很快就可以表达出来，无须去创设情境，教学内容很自然地就学会了，效果很好。把教学内容和实在的东西、现象结合在一起，记起来非常方便，还不容易忘记。后来，我也常常使用这种方法，但这对老师的要求比较高，老师对所讲的内容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结合教学实际，提前做好安排，避免出现问题。

追忆教材编写

编教材是很苦、很累也很难的事。最开始我编口语教材是工作上的安排，因为我是口语教研室的负责人，教材只能由我牵头来编。除我之外，还有两位教员——刘立新老师和李海燕老师，我们一起编口语课的教材。那时的口语教材也有课文、生词等内容的编排，只不过考虑的内容比较少，后来就越来越规范，比如怎么说得正确、语法是不是有问题等都需要多次斟酌、讨论。

编口语教材需要专门研究口语。最基本的要求是你必须教过这门课，有一定的经验。因为编教材必须钻研，比如口语教材，就得研究在什么情景下应该说什么话，用什么方式说话能够更准确地表达意思。这个尺度不容易把握，因为说话人的身份不同，听者不同，就存在不同的说话方式。这些都必须考虑到，不然编写的内容就不是真实的表达。同时教材编写还要考虑学习者的情况，从学习者的视角去观察学生怎么使用口语教材，加强研究，不然我们的教材就没办法在教学中使用。随便编是不可能有好的效果的。

除此之外，我和李晓琪老师、郭振华老师也一起编写过综合教材——《新汉语教程：情景·功能·结构》。当时因为“情景、功能”这种理念刚刚提出来，比较新颖，我们分析认为在教学中也有很大的可操作性，就编了这套教材。和当时的其他教材相比，这套教材还是比较有创新性的，其他教材更强调结构，而我们提出从功能出发，强调功能的重要性，这种理念尤为重要。

当时编写教材也主要出于教学工作的需要。上课需要合适的教材，而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经验编写的教材符合自己的教学，在教学中会应用得更好。所以，教材编写从教学经验中来，又服务于教学实践，彼此之间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

教师素质的养成

对外汉语教师，应该是个多面手。想当好汉语教师，最重要的一点是，一定要打好现代汉语这个基础。我上学的时候，还没有“对外汉语”这样的名称，但是现代汉语学好了，基础知识打牢固了，变成“对外汉语”是相对容易的。打好汉语基础并不是让教师在课堂上大谈特谈这些深奥的知识，而是要注意方式方法，尤其是在教学过程中要不断总结、反思，不断提高教学技巧。比如我前面提到的“走动”这种方法。课堂上，你不断走动，你就知道每一个人在做什么，在想什么，才可以有的放矢。再比如结合实际情境进行教学，你就会考虑什么身份在什么情况下做什么事情是合情合理的，然后再教给学生，学生就比较容易接受，也就不容易走神。

除了教学技能的精进，对外汉语教师还要学会去爱学生。我们的学生是外国人，一个班级里会存在各种各样的学生，但是在上课过程和日常交流中不要流露出自己的喜好，尤其不要表现出和某个学生的关系好，对待他们应该一视同仁，并且我们要学着从心底里爱他们，这样才能激励自己去教好他们。比如某个学生其实学得不太好，听写的时候错误很多，但是不能当面批评他、打击他，也不能流露出自己的情感，而是要很有耐心地帮助他，一个字、一个句子地去教他怎么写、怎么说。你对他好，他慢慢地也就信任你了。这种信任的建立，会使后面的教学顺利很多，他会慢慢适应和接受你的教学方法。同时要从学生的角度考虑什么内容是他们需要的，这于他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学生想说一句话，但仅是把几个词组连在一起，并不标准，当教师明白了他的意思，并准确说出他要表达的意思的时候，他就会佩服你、信任你，之后也会认真上课。教他们需要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外国学生学习汉语的目的各不相同，有的想回国后成为一名汉语老师，这也是我希望看到的。那他在国外如何教汉语？一般都是借鉴他在中国所接触到的老师的教法。这就对我们汉语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的是回国以后从事与汉语无关的工作，比如一些女生回国以后就结婚生子去照顾家庭了，虽然学了一些汉语，但是派不上用场了，慢慢地，就忘了。但是起码通过在中国的学习，她了解到中国是什么样子的，中国的老师是什么样子的。对她来说，还是有作用的。外国学生可以从汉语老师身上了解到中国的面貌，所以我也希望通过汉语老师的努力，给他们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做一名汉语教师，远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容易，除了传递知识，还要有责任感、有担当。

还有一点，就是要去爱这份事业。无论是备课、上课还是编写教材，教师都要用认真、细致的态度去做。拿我自己来说，我毕业以后到北大来教汉语，白天上课，晚上钻研，就是琢磨怎么备课、怎么编教材，没干过别的事情。我就是想，既然做这份工作，就要全身心地热爱这份工作，把它做好。曾经有人问过我如何看待对外汉语教学这个职业，我的回答是，不要把它作为一个职业，而是把它作为一项事业去经营，这样才能稳步度过职业倦怠期，才能把事情做好。也希望北大汉语人能够继续努力，把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做得更好。

访谈时间：2020年11月20日9：00—12：00
访谈地点：北京大学中关园公寓

口述：戴桂芙
整理：韩晓明 wyIUErEtw809vVKrQuBya5lAfuL5PVqRp1G8phtY7jBAl7ynY1/U5XO5ke95+1p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