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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
当下我们面临的挑战，比所有其他年度性的事件更加严峻，因为它还和我们改革开放40年来经历高速增长、进而改变全球竞争格局有关。
在我看来，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夹在中间”的困难境地：我们产品上的成本优势渐失，资本和技术方面的独到优势尚缺。如果说40年前中国是凭借当时的贫穷加上改革开放，以很低的成本加入了全球竞争的话，那么，今天格局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向上看，发达国家在很多领域成为我们头上坚硬的天花板。虽然发达国家内部矛盾重重，同时面临经济增长等很多新问题，但是，它们手里掌握了中国经济至今相对薄弱的一样东西，即市场上的“独到性竞争优势”。
所谓的“独到性竞争优势”，指的是全球市场都需要的很多关键性产品和要素都在它手上，没有别人供应。举两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期间，全球消费者排队购买美国苹果公司的产品，就是因为它的产品重新定义了手机。
另一个例子是今年受疫情影响，美国经济也面临着很大挑战，同样有一家美国公司的产品即电动汽车，引起全球消费者追捧，它也有可能重新定义汽车行业。
这种“独到性竞争优势”，在全球竞争中始终“高高在上”，特别是在贸易战、科技战打到“卡脖子”的领域，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有些东西没有就是不行，你自己没有市场上也不供应。这是我们头顶上很大的一块“天花板”。
我们的底下，和40年前相比也有很多变化。40年前比中国还贫穷的国家有很多，但是这些国家通常无法生产出在全世界市场都有竞争力的产品。然而，如今比中国开放更晚、人均收入比中国更低的越南和印度，也已经形成了非常强大的产业竞争力，它们在全球投资，产业布局方面非常有吸引力。现在，如果我们去很多发达国家的超市、商场逛一逛，找一些服装翻翻商标，会发现印度、越南、马来西亚生产的服装比例在增加，中国生产的服装比例相对在减少。
总之，经过40年发展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后有追兵且成本更低”的局面。在产业链下游，中国很多产业自己都把工厂移到越南、印度；往产业链上游走，中国经济的“独到性优势”依然非常薄弱。这就是当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2007年我就在深圳讨论过，中国经济要“突围”，因为两头都被围住了。现在的问题不单是静态的“上有天、下有地，我们被夹在中间”，甚至不单是经济的“独到性竞争优势”不足，它还包括发达国家和中国的经济关系也处在一个非常复杂、棘手的阶段。
中国经济很多年来都是以“出口导向型”为主，因为国内有大量低成本的生产要素，结合外来的资本、技术，世界市场特别是发达国家市场对中国开放，形成了大量出口，由此形成贸易顺差，中国投资环境得以改善，也吸引大量外国资本进入中国。这期间，中国的外汇储备节节上升，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几百亿美元储备，快速增长为几万亿美元储备。
由于美元储备在中国无法直接使用，我们必须购买美国的资产，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购买美国政府的国债以及美国企业的金融产品。这部分钱又构成美国的外债，同时流入美国的金融市场。由于资本供应非常充沛，美国金融市场的利息长期以来非常低，既刺激投资也刺激消费，大量进口产品和对外投资形成更为严重的逆差。
回顾过去的国际经济研究，早些时候有一个专门的词汇用来形容这个局面，就是“中美国”，意思是中国和美国合在一起看，虽然美国有巨额贸易逆差，中国有巨额贸易顺差，但加在一起就很好，经济循环好得很。
这期间潜伏的危机有过两次爆发：第一次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第二次就是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摩擦。这个过程中，美国的经济问题常常集中表现为国际经济、政治问题。这个局面，也会影响中国今后的发展和国际和平环境。
对此局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很多国际研究机构很早之前都发出过警告，比如2003年、2004年多次预警“全球失衡”，失衡的突出表现就是美国逆差和中国顺差形成的“剪刀差”。“剪刀差”会导致重大的问题。但是很多问题常常是被预言却不会马上暴发，时间长了我们会认为这些预言没什么了不起。现在看来，“剪刀差”最后的确可能引起全球格局的重大变化。
为什么中美之间的关系突然恶化？在我看来，它是由内部矛盾推动的，这个内部矛盾和全球化有关。
简单来说，世界上有一个贫穷经济体，一个富裕经济体。人均资本少就属于贫穷经济体，反之，则是富裕经济体。前者人均资本少，主要靠劳力、靠自然的力量，生产率就低，收入也非常低；后者人均资本多，生产效率高，收入就高。
如果两个经济体中间存在壁垒，富裕经济体过富日子，贫穷经济体过穷日子，可以持续很多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至1978年，全球几十年大概就是这个局面。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把这个壁垒撤掉了，由于资本打通，劳动力在某种程度也被打通。劳动力虽然不能大规模地流动，但是劳动力生产的产品可以出口，等于将劳动力内含在产品里转运出去。
打通以后，全球的分配情况都面临新的挑战，即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相当于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打通了的资本市场。之前，发达国家的资本主要用于满足国内的劳动力，现在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都来争夺这些资本。
全球来看，这会导致全球资本的稀缺性提高，工人和工人之间的竞争加剧，其中竞争最激烈的就是发达国家的工人，因为他们的工资已经非常高。过去，发达国家的工人不会受到中国工人、印度工人的冲击。全球化以后，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和发达国家的产品相互竞争，发达国家的产品卖不动，当然会影响发达国家的国民收入和就业。某种程度上，两种经济体之间内部的收入矛盾都日益尖锐化。
这种局面下的全球化，总体来说提高了全球生产力，对发展中国家的好处更多，但也有利益受到损害的集团，发达国家受损最大的集团就是面临发展中国家冲击的劳动力。
就像过去中国生产服装换美国生产的飞机，后来中国自己也生产飞机，美国需要往更高的产业链上游走，才能稳住竞争优势，但是这很难。
再比如，全球化背景下，苹果手机的专利和发明权是美国公司的，但是生产代工可以由中国公司来做。美国可以拿到发明的红利，包括资本为发明提供服务这部分收入也会增加，所以华尔街、硅谷都拥护全球化。但是与此同时，美国有相当一部分利益集团，包括蓝领工人以及一部分白领，在全球化过程中是受到冲击的。
国内也一样，实施开放对我们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好处，而且越靠沿海好处越大，因为资本、技术从海上来，离资本和技术远一点，不懂英文、不懂对外来往，就要差一点。
总之，全球化的确推动了全世界经济的增长，但是对不同利益集团有不同的影响，遭受冲击的问题甚至反映到数据、意识形态、观念和政策等方面。
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的基尼系数（用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指标取值从0到1，越接近0表明收入分配越趋向平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幅度下降，中间停滞了一段时间，随着中国、印度开放并冲击全球市场，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基尼系数几乎上升到战前水平，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欧洲的发达国家也差不多。
还有现实生活中的对抗事件，比如2011年在美国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诱因正是部分人没有分享到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反而出现更严重的失业，他们的收入停滞不前，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最后演变为1%的富人和99%的穷人的矛盾。
2006年我在美国做研究访问，到访过宾夕法尼亚的一家钢铁厂，这家工厂在当年鼎鼎有名，美国第一艘航空母舰的甲板钢材就是这家工厂供货的，旧金山的大桥也是它提供的材料，如今完全破败了。为什么？因为全球竞争之下，它们的生产成本太高，技术进步没有后来者快，等到中国的钢铁行业起来，在全球市场上与之一同竞争，它们的产品就卖不动了，庞大的工厂也“锈”在那里。
在美国地图上，制造业败落的地区有一个专门的名词“锈带”，那里多是早期从欧洲转移过来的制造业，在全球开放竞争当中遇到麻烦。后来，“制造业回迁美国、增加美国就业”这个口号成为特朗普竞选的基础。尽管美国知识分子、经济圈人士看不上特朗普，可是从政治上来看他依然有基础，他的选票票仓和“锈带”之间有着重要关联。
当然，全球化会引起相关方的变化，但显然全世界并不会因为中国的高速增长而增长，相反，它会等着你。
贸易顺差加上大量外资进入，这是好事情，中国从来没有这么多外汇。这些钱进入国内市场流转起来，资产价格就会变化。如果经济体内货币供应量大，商品资产少，价格一定会起来，而且会形成“上涨”预期。前些年大蒜、粮食等价格疯涨，实际上正是因为大量热钱进入国内循环，同时国内产品大量出口而导致的经济现象。
它带来的好处是国内“不差钱”。这些钱相继进入土地、生产要素等领域，企业的成本也随之上涨。经济在“不差钱”的环境里运转，企业运营和市场竞争等成本也会急速提高。数据显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间，名义GDP增加了8.6倍，工资总额增加8.8倍，税收增加16.7倍，非税的政府收入增加了18倍，社保缴纳增加28.7倍，最厉害的是土地出让金，增加了64倍。这一系列数据背后，意味着成本在急速提高。
这个成本不是市场主体“你情我愿”或是劳动力竞争导致的，而是法律规定的，不缴纳这份钱属于违法行为。问题是，企业没有“独到性竞争优势”，成本却大幅度上涨，中国国民经济面临的最基本挑战也在于此。
从2008—2010年，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从平均9%—10%降到6.5%左右。如今即便疫情消失，我们要回到高速甚至是中高速增长的难度都非常大。这个难度在我看来是结构性难题。
如何应对大幅上涨的成本？在我看来有两个对付的办法，也是2007年以来我们讨论突围的两个主要方向。
第一个方向，用新办法来组织生产，无论是政府改变营商环境，还是企业优化自身生产环境，控制成本永远有潜力，目的是让成本优势持续时间长一些。
第二个方向，花更高的工资雇用更厉害的劳动力，用更多的资金买更先进的设备，开发新产品，生产附加价值更高的产品。这也是商业世界最重要的东西。
当年通用汽车的老总退下来去办商学院，在他当院长的时候，商学院就推荐这两个选择：要么成本领先，要么与众不同。用我的话来说，一个是持续的成本优势，一个是独到性，这是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
创新突围是什么？中国市场是个后发市场，我们作为后发国家，在国内环境和平下来之后搞经济建设，当时发达国家早走到前面去了。
毛主席在20世纪50年代就问过：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各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作为后发国家，前面只要有人造出来，我们看到以后模仿制造就可以，这就是后发优势。很长一段时间里，整个中国庞大的经济基本上都是先看到后仿造，还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看到了也不会自己造。之前是靠苏联援助的156个项目，才给中国工业奠定了近代以来一直没有奠定的基础。第二个阶段，慢慢会自己造但是造不好。第三个阶段，自己造得不好但是成本低，价格有足够的吸引力。第四个阶段，提升制造品质。以上几个阶段，中国不同的产业线都在做，不同的公司、不同的地区重点也不同。
如今，全球竞争格局还要再向前走一步，那就是做原创，由“想到了”到“造出来”。
所有产品在早期都是先有想法，而想法又是在经验当中产生。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爆破原子弹，美国在1945年就爆破了原子弹，关于原子弹的论文最早是在1939年发布，论文里把释放原子能量的原理解决了，大家就都能有功夫“追”。
发现了原理，我们再看能否利用原理将它变成技术，技术能不能整合成产品，产品能不能形成产业。中国未来具有很大的可能性，从顶尖到最基础领域，全球都在创造生成的过程中，别人“卡脖子”我们就想办法。我们的速度是惊人的，但是还不够。
中国体量大、人口多，已经和平建设几十年，想要更有竞争力，就要真正地在原创上下功夫。作为经济学家，我原来认为发展中国家不一定要做这些事。但是，基于对中国经济这些年的观察，我应该提出这些问题。
看看全球有多少过剩产能，无论是政府还是民营企业投资的，为什么不能把资源往原创方向投一些？虽然不一定都会成功，甚至失败率非常高。可是，这么多公司在红海里打价格战，又有那么多项目“说停就停”，需要“去产能、去库存”，要花很大力气改变，我们是不是可以往那个方向走？
以色列是个小国家，国内和平环境远不如中国，但是访问以色列时我接触到了很多独到性的东西，以色列拥有很多大国都没有的东西。比如让信息量储备上升、热量不上升这个关键技术难题，以色列的产业界解决了。否则不会有移动互联网，不会有这么轻薄的手机和巨大的计算能力。台式电脑还有风扇，手机不可能有风扇。以色列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这其中体现的其实就是企业家精神。从穷变富、把产品做好、承担社会责任，都是企业家精神的体现。
今天我们要定义新的企业家精神，就是要从大量模仿到原创，要在中国实际的经济基础之上，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大学科研、国家研究所和产业企业市场打成一片。讲到底，有独到性竞争优势才有交换筹码。如果我们永远在后面，就会被人“卡脖子”。如果我们不能从“看到了造”到“想到了造”，全球竞争力就会有问题。
我认为中国的产业是有希望的，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佛山一家小公司，生产的特种气体被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设备制造商之一阿斯麦认可，拿到了阿斯麦的证书。使用这家公司生产的特种气体，再用光刻机，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就没有问题。这家佛山公司并不大，但是进了专业领域的名单里，产品已经做到比较尖端。可见，如今企业光做大、做强还不够，还要做尖、做硬一点。这样的好产品越多，中国民营企业在全球舞台上才会有更多筹码。
第二个例子是深圳一家生产柔性屏的公司，早期它制造柔性屏时，市面上还没有这个产品。当时创始人是将自己在斯坦福撰写的一篇论文的原理变成了技术，并且申请专利在深圳投入生产，年产量1 000亿个。其实，这个打法能不能成功，没有人保证。但是这个做法，值得我们支持。中国的企业家，特别是深圳的民营企业家，要在此基础上再提一个更高的要求：未来五年或是十年，我们都可以在“想到了造”的方向上，“造”出一些新成就。
这样在全世界，中国企业才会真正得到尊重。在商业竞争当中，我们才会有更多筹码，有更大的发言权。
民营企业过去叫“水大鱼大”，现在是“改朝换代”。2020年公布的民营企业500强的门槛，与十年前相比有了大幅度提高。
当前的情况是，未来全球浪潮不光是“水大”，还包括中国的民营企业如何通过改革和创新去突围。不要将“新”定义为“别人有，我们拿来创新”，要在全人类范围、全球范围的“新”这个方向上下功夫。
功夫不会一天见效，但是持之以恒做下去，我相信这些功夫会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成就一条新的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