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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
双循环是现在的一个热词，但怎么去理解双循环，有两句话非常重要。
第一句话是“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我国扩大内需已经持续了大约十年时间，但是这次将内需作为“战略基点”，把内需提到战略的高度，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过去十年里我国的内需已经在增长，而且增长速度比较快。今天我们确定要把扩大内需作为一个重大战略时，如何进一步挖掘内需就成为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二句话是“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出口在GDP 中的比例于2006—2007年达到顶峰，之后就开始下降。因此，过去十年，国内大循环已经成为主体。这句话要特别强调的是：形成国内和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要更好地理解这个重大战略及其意义，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讲：
第一是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再平衡，也就是国内循环做了哪些事情。在了解这一点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双循环。
第二是国际环境的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可能影响。我个人觉得当下的媒体对这个问题有点儿夸大，把国际形势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看得过高。如果按照这样的理解来制定我们的政策，方向上容易出现失误。
第三是在理解前两点的基础上，思考中国接下来应该做什么。
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基本上刚好可以分成相等的两个阶段——前十年和后十年。前十年是经济狂飙突进式增长的十年，后十年是震荡下行调整的十年。
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2008年金融危机，我国出口在这7年时间里以平均每年29%的速度增长，7年增长5倍，外汇储备也激增。从全球范围来看，年均两位数的GDP 经济增长速度也无与伦比。北京等很多大城市最大的面貌变化就发生在那十年，城市建设迎来十年的大前进。
此外，那十年也出现了周其仁老师所说的“水大鱼大”。“水大”就是经济增长非常快，“鱼大”指的是巨额财富的创造和集中。中国的财富创造速度是惊人的，但集中度也高，少数人拥有极多的财富。整个国家的收入分配报告显示，我们的收入分配非常不平均。另一个问题是结构失衡，表现为储蓄过度、消费占比下降。
过去的十年是我国经济调整的十年，结构性变化很大。第二产业占比下降，工业化的高峰已过。当然，工业化高峰过去不代表我们不再发展工业，而是无论从增加值比例还是总量占比而言，第二产业（工业）的比例都在下降，第三产业（服务业）占比上升。同时，出口占GDP 的比例，以及出口对GDP贡献的比例，都在持续下降。
如果以GDP的三驾马车来看，消费占GDP 的比例在不断上升，储蓄率不断下降，投资和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下降。
过去几年里，消费增长对GDP的贡献都在70%以上，已经非常接近美国的水平，高位甚至到75%。因此，可以说内需推动的经济其实在过去几年已经形成，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外需推动、投资推动的经济体，国内循环早已经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在我看来，以国内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空间已经所剩不多，这个判断很重要。
从具体数据来看，图1中的曲线是出口占GDP的比例，这条线的最高峰是2006年和2007年，之后持续下降。柱状图显示的年出口总额，除了2009、2015、2016这三年有所下降，其他年份都在上升。我国现在的出口总额将近2.5万亿美元，是英国或法国GDP 的总量。英国和法国都是世界主要国家，还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中国的出口额和这两个国家的GDP相当，这证明中国的出口量惊人。
图1 出口及出口/GDP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消费占比上升，储蓄占比就下降。图2是国民储蓄和资本形成占GDP的比例，因为储蓄的反面就是消费，储蓄上升了，消费就下降，这是21世纪头十年发生的事情。2010年是个转折点，储蓄下降了，消费占比就上升。
图2 国民储蓄、资本形成占GDP的比例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但提升国内消费的空间是有限的。自2010年以来，我国消费率每年提高0.86%，目前已达到55%。与之相反的是储蓄率降到45%。如果保持这个下降速度，10年到15年之后，我国储蓄率将低于韩国现在35%的水平，而韩国现在的人均GDP是3万多美元，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已经超过美国人均GDP水平的一半，但估计15年后中国的人均GDP 还达不到美国的一半，要等到2049年或者最快2045年才能达到这一水平。因此，中国的储蓄率下降最好不要这么快，而是应该努力保持适度的储蓄率，因为经济增长离不开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也需要储蓄支撑。韩国的研发投入占本国GDP 的4%左右，我国是2.2%。我们作为一个大国当然不需要达到4%，但是按比例算我们仍然低于美国的2.8%。
援引这几项数据想说明的是，国内消费对GDP的贡献已经很高，从占比的角度看，剩余的增长空间已经不大，但不代表没有结构化的空间。下一步要提升的重点不是消费对GDP的占比，更不能简单地靠降储蓄来刺激消费，否则容易出现方向性错误。
对于如何才能更好地提升国内消费，后面再具体讲。
前面回顾了过去二十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史，尤其是结构上的变化，主要是帮助大家理解中国经济的内在调整。接下来，还要分析一下中国外部环境的变化，因为外因对中国的影响也很大，这一点同样非常重要。这一部分主要讲两大问题：第一，“去中国化”发生了吗？“去中国化”就是企业撤离中国，中国被排除在全球供应链之外；第二，会形成两个平行体系吗？这是指在技术和金融领域分别形成以中国和美国为中心的平行体系。
我自己对这两个问题的结论都是否定的。对于“去中国化”问题，世界对中国的依赖度还在提高，而不是下降。对于平行体系问题，我们在技术领域确实已经跟美国有部分的脱钩，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和全世界都在脱钩。在金融领域，除了中国到美国的投资在下降，中国和美国的金融黏性都有增无减。
受贸易摩擦的影响，中美贸易2019年降幅很大，比2018年下降了10.7%。2020年上半年仍然在下降，比2019年上半年下降了6.6%。所以这两年来，贸易摩擦的确使中美贸易有大幅度下降。但是今年因为疫情，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也都出现下降。因此，一个有趣的现象是：2019年因为贸易摩擦，中国已经不再是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但从2020年4月份开始，中国又重回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位置。
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所谓美国要跟中国脱钩，其实美国人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战略。这一点是我着重要强调的：美国没有形成一个对华经济和技术的统一逻辑和一致战略。
中美的贸易不平衡在今年急剧上升，也就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急剧上升，因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在维持，但是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下降了。所以，特朗普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的本意是缩小中美贸易的不平衡，但实际结果是贸易不平衡不减反增。中国失去的这些出口转移到了东南亚、墨西哥等其他国家，而美国的整个贸易状况没有任何改变，甚至出现恶化。
全球产业链的确在部分高科技企业中发生了断裂，也就是美国列入实体清单的190多家实体，受影响非常大。如果明年华为还是不能获得高端芯片的供应，华为高端手机的生产就难以为继。这对华为来说是巨大的挑战，因为其手机业务销售额已经占到全部销售额的一半。但是总体而言，我觉得形势可控，全面的产业链断裂并没有发生。
一般的企业是否受到了美国制裁的影响？大部分都没有。这说明190多家企业、大学占我国经济的份额比较小。即使是华为，我也想强调，9月15日禁令生效以来，美国的Intel还有AMD已经获得了继续向华为供货的许可，这意味着华为的电脑业务和平板业务不会受影响，只有最高端的芯片受到影响。因此，即使从华为一家企业来看，美国政府其实也没有形成一致性措施，并不是非要把华为彻底打趴下，给华为全部断供。
外资企业是不是在大规模撤离中国呢？美国企业基本上是雷声大、雨点小。另外我们日常用的很多产品都是国外品牌，包括我们引以为傲的中华牙膏，其实也是联合利华的，后者是欧洲品牌。这些企业愿意离开中国吗？中国这么大的市场，他们绝对不愿意轻易离开。另一个例子是沃尔玛，它利用中国的生产网络以及廉价劳动力，生产了很多产品，卖回美国，卖到全世界。同时，沃尔玛也早已在中国的零售业扎根了，甚至深入一些县级城市。他们愿意搬离中国吗？当然不愿意。
日本政府出资150亿元鼓励日资企业撤离中国，但资金规模很小，目前只有80多家企业响应。而且这些企业也未必都是完全搬离中国，只不过回日本再设一个厂而已。
当然，我们经常会看到报道说一些企业正搬到东南亚去，越南对美国的出口已经增长20%，于是有些中国人开始着急。但只要认真看看数据就会发现，中国的出口总量是2.5万亿美元，越南的全部出口只是中国的1/10。越南出口美国所增加的20%，即使全都转自中国，也只能造成中国的出口下降2%，更何况越南的出口增长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自己内生的出口，并非源于中国的订单转移。另外，越南对美国、欧洲的出口虽然增加，但中国对越南的出口也在增加，因为这是一个生产网络。越南生产服装鞋帽进行出口，需要从中国进口棉纱、棉布，这本质上也是我们服装鞋帽生产的升级，使中国实现了大规模的自动化纺纱、纺布，这是好事。我考察过江苏的一个纺织大镇，那里的纺纱企业已经位列世界五百强。所以，这样的出口转移我们没必要过于担心。
疫情对世界贸易的影响非常大，世界贸易组织预测2020年全球贸易将下降13%—30%。实际数据显示，中国上半年的出口下降3%，但6—8月份出口正增长非常快，8月份出口已经转正。进口早在6月份就已经转正，8月再度转负的根本原因是国内需求还没有完全恢复，相对偏弱。
总体而言，一般预测中国2020年全年出口将正增长3%,GDP 正增长2%左右。
全世界的贸易都在下降，GDP 也在下降，因此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将再度增加。
数据显示，中国GDP和出口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一直在上升，明年还会继续上升。按照名义量计算，目前中国占世界GDP约17%，出口占世界的14%。具体而言，GDP增速方面，2009年中国的GDP 总量只有美国的1/3,2019年达到美国的2/3强，2020年可能会达到美国的73%，因为美国会下降，而中国还有增长。
世界五百强企业数量方面，2008年中国包括香港企业在内只有37家，还比不上日本，当年日本五百强企业有40多家。2019年我们已经达到119家，2020年达到124家，超过了美国。
我们也有了全球领先的公司，包括技术领先的公司和产量领先的公司。在技术上领先的公司有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大疆等，十年前我们没有，现在这些企业都进入了“无人地带”；在产量上领先的公司有格力、美的、联想等，都是各自领域里世界第一的企业。
尽管目前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了，但是过去十年我们的技术水平在提高，我们的市场在扩大。这是事实。
根据麦肯锡的调查数据，2000—2017年，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在提高，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在下降。这其中包括东南亚对中国的依存度上升，因为他们生产低端产品，而中端产品大多来自中国。东亚地区以中国为核心的生产体系也没有改变，只不过中间做了一些调整。
国际分工和贸易的逻辑，就是一件产品不是由一个国家生产，而是多个国家的企业共同生产，由此形成产品内贸易，而国际贸易中近90%是中间品贸易。
中国的优势除了世界第一的市场规模，还有强大的生产网络，拥有联合国工业分类中的全部工业门类。中国的生产能力很强，产业链日趋完善，这方面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跟中国竞争。不仅如此，我们的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还在不断提高，还有潜力可挖。
我们也不能高估西方国家政府对企业的影响力。在西方，政府不能命令企业做事情，政府影响企业的唯一途径就是立法。但是在西方国家想要立法，涉及的面很广，需要平衡各种各样的利益，耗时极长。
政府也可以给予企业补贴，但非常有限，因为政府财力有限，同样还会涉及利益平衡。以是否脱钩为例，西方企业是不是要离开中国，是不是要跟中国断链，企业自己才是最后的决策者。我们不能以为西方政府说了什么就要发生什么。在西方法治程度高的国家，企业没有义务听政府的，反而是企业对政府的影响力不可忽视。
为什么说技术完全脱钩不太可能发生？我认为有几个现实的问题难以突破。
首先是现代技术的复杂性。一个国家想控制整个产业链几乎不可能。比如，特朗普政府曾发起组建5G联盟，最后不了了之。特朗普甚至还下了一道总统行政令，凡是有华为参加的国际会议，美国企业不能参加。结果发现反而是美国企业被排除在外，因为华为掌握了40%的5G技术，5G技术的会议如果没有华为参加就无法进行。实力决定了话语权，特朗普政府最后只好取消这条禁令。
其次是标准问题。在现代技术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统一的标准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一个产品的中间环节是由不同国家生产的，各国必须遵循统一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想要隔断产业链或者垄断整个技术，难度非常大。国际标准是由头部企业制定，而不是由国家制定的。以前有个说法，谁掌握了标准，谁就掌握了市场。其实这句话需要一个前提，就是只有技术强大者才能掌握标准。在5G领域，不用国家出面，华为就把标准掌握住了。所以在标准问题上，世界也不可能分成两个平行体系。
最后是美国企业的作用。中国市场如此之大，任何一个美国企业都不可能轻易放弃。华为每年将700亿美元用于对外采购，其中140多亿美元付给了美国的企业。美国高通一半以上的销售都在中国。如果美国再下一道命令说高通不能对中国出口芯片，可能高通很快就无法生存，因为芯片行业全靠销售额支撑，如果没有销售额就不可能跟得上研发和技术的大潮流。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美国对华为的禁令曾经一再延期，现在虽然实施了，但Intel和AMD很快就取得了供货许可，高通也在努力争取许可。
现在美国采用的是一种“流氓”手段，我称之为 Tanya Hardin 手段。Tanya Hardin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一名花样滑冰选手，她出身于工人阶级，滑得不是很好，她的竞争对手出身于中产阶级，滑得也比她好。为了参加奥运会，她买通黑帮把竞争对手的脚踝敲坏了。事情很快败露，她的竞争对手无法上场比赛，而Tanya Hardin本人不仅无法上场比赛，还进了监狱。这就是杀敌一千、自损一千五。
美国现在做的不少事情也基本上符合这个逻辑。美国业界没有多少人支持特朗普政府的这种行为，主要是特朗普政府中的鹰派主张如此策略。美国政府里还有一些温和派、理性派，对谈判的进展也能起到关键性作用。所以我的判断是，技术竞争不可避免，因为地缘政治竞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寻求的最好结局，是在统一的标准和规则之下进行开放的、良性的竞争，而不是主动脱钩，自我闭关。
金融会不会脱钩？中国会被排除在SWIFT（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之外吗？SWIFT是一个多边电报协议，一个多边支付的协助体系，自身并没有支付能力，美国对此也没有控制权，与美元也无直接的关系。
美元结算体系CHIPS（Cleaning House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LS（Continuous Linked Settlement，持续连接结算系统）等是美国能够掌握的。只要在国际贸易或买卖资产中用到了美元，最后的结算都要通过纽约的CHIPS结算。因为这个原因，美国可以完全把一个交易方排除在外，也可以对其进行监控。
美国是否会把中国排除在美元体系之外呢？对此，我们要换位思考一下，从美国人的角度想想这么做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和坏处。
中美之间的贸易额是6 000亿美元，如果中国被排除在外，那么中美贸易无法结算，也就无法进行。对美国人来说，用美元的国家越多越好。美元是一个国际硬通货，对于使用美元的国家，美国就可以“割他们的韭菜”。从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美国就不断通过美元贬值的方式来“割韭菜”, 1971年，1盎司黄金价值35美元，今天价值高达1 900美元，可以想象美元贬值了多少倍。所以从美国人的角度来说，绝对不想把中国排除在美元体系之外。
当然，这并不能排除美国会把我国的个别企业或银行排除在美元结算体系之外，甚至是SWIFT外。这是有先例的，伊朗和俄罗斯的一些银行就被排除在外，但是美国都找到了貌似“正当”的理由，比如称伊朗违反了伊核协议，俄罗斯兼并了克里米亚。所以，我们也要做好应对这种情况的预案，如果美国用某种“正当”理由把我们的个别企业排除在外，我们该如何应对？这一点要提前有所思考和准备。
一方面，2020年中国企业赴美上市不减反增，已有20家中国公司在美上市，筹集资金40亿美元，超过了2019年全年在美IPO筹集的35亿美元。
另一方面，美国企业在华投资增加。这得益于我们新的《外商投资法》，很多美国金融企业到中国来开设合资机构，比如PayPal收购了国付宝70%的股份，成为在华第一家在线支付的外国公司。按人民币计算，2020年上半年美国对华投资增长6%。由于人民币升值，如果按照美元来计算，这一增长速度更快。
我国央行现在发展数字货币，这能否应对美国的金融脱钩？央行数字货币的优势是点对点的分散式交割，也可以离线使用，所以如果成功了就可以绕开SWIFT。并且，数字货币使用方便，手机下载APP即可使用。发行数字货币对人民币国际化有辅助作用。问题是，数字货币根本上仍然是人民币，所以仍然面临人民币面临的所有问题。
有人设想过，在一个平台上跑一个数字货币，两头都是本国货币。比如中国给津巴布韦出口100万人民币的产品，津巴布韦的买家用津巴布韦币换成平台上跑的数字货币，数字货币再换成人民币，所以津巴布韦的买家支付的是津巴布韦币，中国的卖家得到的还是人民币。听上去似乎可行，但仔细一想，这个办法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对津巴布韦持有大量贸易盈余，这就会导致大量津巴布韦币积累在这个平台上。鉴于津巴布韦的超高通胀率，用这种办法虽然脱离了美元陷阱，但其实又落入了津巴布韦币陷阱。
举这个例子是想说，问题的关键还是世界是否接受人民币，只有人民币国际化之后，我们的数字货币才能起作用。因为数字货币仍然是人民币，没有脱离货币的本质。
中国央行发行数字货币可能有两个理由：一是为未来的技术做准备，因为纸币最终会消失，我国每年制造纸币的成本是200亿元到300亿元，发行数字货币也可以节约成本；第二就是与支付宝、微信支付共存，起到补充它们的作用。
这一部分的总结是：国际环境确实发生了深刻变化，特朗普政府的行为也的确对我国的创新环境，特别是最顶尖的创新环境有影响，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个影响夸大。如果按照夸大的影响来做决策，可能要出问题。
未来5年到10年中国经济怎么走？我个人的判断是，如果疫情不反复，2020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5%—6%是可能的，2021年达到7%—8%也有可能。从2021年开始，我国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景气周期。其实，2016—2017年中国新的景气周期已经开始，但由于“去杠杆”和疫情的影响，景气周期被打破，我认为明年能够接续。
如果较高水平的增长能够维持，中国对美国的追赶就非常有利。
假设美国的增长率为2.2%，通胀率2.0%，而中国按高、中、低三种情况预测增长率分别会达到6.5%、5.5%和4.5%。中国以美元计算的通胀率，包括了人民币升值的成分，5年以内中国即使保持6.5%的高增长率也赶不上美国。但是10年之后，以预测的中速度就能超过美国，即使按预测的低增长率，也跟美国比较接近。具体数据可见表1。
表1 中美经济增速预测
大体而言，中国应该会在2025—2030年之间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8月24日主持的专家座谈会上说，越开放越要防控风险。我个人认为风险主要在技术领域，技术领域形成自主技术是国内循环的关键。如何去搞自主创新？在我看来大有可为。
绝大多数情况下，市场应该起决定性作用，是创新的主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提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两个全会都以改革为主调。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1978年改革的起点，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了新的改革蓝图，我想他提这两个三中全会是有深意的。座谈会还提到，应该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常态下，利用国际合作是技术进步的最佳路径，无论如何我们都要争取一个开放共融的国际环境。
在关键领域，美国要卡我们脖子，我们的政府就要增加投入。但是首先，要科学地确定哪些是关键领域，不能泛泛防止“卡脖子”。比如，圆珠笔的笔头是瑞士的一家小公司生产的，如果它不供应，我们就无法生产圆珠笔。那么，是不是中国就一定要努力自己研制笔头？我认为没必要，“卡脖子”并非唯一标准，关键标准应是这个领域是否足够重要，同时是否面临美国人完全断供的风险。
其次，政府资金最好是雪中送炭，投到那些技术路线比较明确但缺少资金的领域，而不是那些“从0到1”的创新领域。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投大量资金搞“从0到1”的创新，但失败太多。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在浪费金钱，无任何意义。最近有人统计各省对芯片企业和转产芯片企业投资的增长率，其中西北地区某省增长约500%，是个天文数字。芯片是个高举高打的行业，不是人人都能干，没有一点技术积累就去做，一定行不通。
在我看来，芯片要做，但我们是不是道道工序都有能力做？这个问号也很大。芯片生产有四个主要工序：设计、晶圆材料、晶圆加工、封测。
中国在设计方面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华为的麒麟芯片、寒武纪陈氏兄弟两个年轻人设计的AI芯片，还有紫光的芯片等都属于世界领先。但是，中国在设计领域只有“半条腿”，因为芯片设计的辅助软件以及很多知识产权都被外国掌握。这次美国英伟达收购英国ARM，又给我们敲响警钟。英国人也反对这次收购，因为这意味着英伟达对芯片设计辅助软件的完全垄断。即使中国能做辅助软件，IT方面还有很多我们不可能完全做到。
制造芯片的晶圆材料方面，中国高度依赖日本进口。好在我们不用太担心日本卡我们，因为我们和日本之间有更多谈判空间。
晶圆加工有两个重点，一个是光刻机，一个是加工。光刻机方面，中国的领头羊是上海微电子，它在2021年可以推出28纳米的光刻机，但世界领先的阿斯麦已经可以做5纳米的光刻机，我国落后了十年以上。加工方面，中芯国际已经可以做14纳米级，但是与台积电的5纳米级仍有两代技术差距。本来中芯国际订购了7纳米的机器，但是美国动用《瓦森纳协定》禁止阿斯麦出口。
封测方面，中国的差距相对小一些。
总体而言，想把上述四个领域做全很难。我国现在提出的目标是在2025年把芯片自给率从1/3提升到70%，我认为难度很大。
中国是否要做芯片的全行业闭环？这个问题值得慎重考虑，更可行的做法是在一些关键点上先做出突破。
中国不完全掌握最先进的芯片，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多大？短期的影响其实微乎其微。例如，受美国禁令影响，华为2021年可能无法制造最先进的手机，但是国内其他几个手机领头羊如小米、VIVO、OPPO没受制裁，他们可以购买别人设计的5 纳米芯片来制造手机。因此，如果禁令延续到2021年，中国的高端手机领域可能要洗牌。总之，芯片禁令对中国的总体影响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但是对我国技术最领先的企业华为影响会很大。
评判一个企业是不是伟大的企业，我的标准就是它敢不敢投资一些目前没有任何商业盈利可能性、但是长远来说对人类的知识积累有益的科研。曾经的IBM是一个，现在的华为是一个。我们要在关键领域搞自主技术，但是要想好具体怎么去做。
要扩大国内消费，应该怎么做？开头已经说过，全面扩大消费已没有多少空间，最重要的是做结构调整，尤其是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
图3是2016年全国的家户收入分布，来自我们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我是这个调查的发起人之一。我们从2010年开始做连续性调查，每两年做一次，2018年的数据还未整理完毕，这是2016年的数据。这两年数字有变化，但是整体分布没有太大变化。
图3 2016年家户收入分布
资料来源：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调查显示，10%为最高收入家庭，占有全国收入的35.5%。50%为低收入家庭，只占有全国总收入的16%，他们的平均收入不到全国平均收入的1/3。10%为最低收入家庭，只占全国总收入的0.4%，也就是说，最高收入家庭的平均收入是最低收入家庭的87倍。事实上，最低收入的那部分家庭人口是在欠债生活，如果不算上住房，他们的净资产是负数。
如何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呢？我们的一次分配已经在改善，而且会继续改善，因为我国经济增长正在向农村地区、西部地区推进。中国城乡之间、东部和中西部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最大。在我看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和世界最发达地区的差距，小于中国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同时，服务业正在替代第二产业成为非农业就业的主力部门，服务业的工资水平相对高一些，这有利于一次收入分配的改善。
不过，二次分配还需加力。我国的第二个百年目标是到2049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其间的阶段性目标是到2035年全面实现现代化，这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目标。除了收入方面，我想全民社保是全面现代化的一个必要指标。全面实现现代化之后，我国不能像美国那样还有两千多万人没有医保。我国台湾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末就实现了全民社保，到2035年大陆的平均收入会超过台湾20世纪90年代末的收入水平，我们更有理由实现全民社保。
全民社保的具体措施，个人有以下设想：
首先，若想实现全民社保城乡统筹，暂时不能以城市居民所享受的社保及医保作为全国统一的标准，这样难度极大，我的建议是建立统一但分级的社保体系，也可称为菜单式社保计划。
其次，建立临时性贫困人口救助体系。这次疫情突显了社保体系的漏洞，许多失业人口和半失业人口没能得到及时救助，这也是我国现在消费增长比较慢的原因之一。目前，我们消费的复苏远远低于生产面复苏的水平。
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对社保非常敏感，我们的研究表明，加入新农合后，低收入农户的消费可以增加10%—20%。他们的收入很低，又没有保障，在获得保障之后他们才敢去消费。因此，我们未来在消费上的调整应该是结构上的调整。
我国城市化滞后，应该加速城市化步伐。目前，我国名义城市化率是60%，但是这包括了那些进了城却没有城市户口的人。如果把这部分人去掉，我们的城市化率不足45%。同时，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0%，但农村劳动力只占全部劳动力的28%。按劳动力占比算，我国真正的城市化率应该达到72%以上，恰好是日本20世纪70年代、韩国90年代中期的水平，并且，我国现在的人均收入和这两个国家那时候的人均收入相当。
中国城市化率下一步的目标是到2035年达到75%—80%，城市化率相应增速应该达到每年增长1.3%—1.4%。然而，过去这四十年每年的城市化率增速才1%左右，我们的城市化速度应该再加快一些。
城市化怎么推进呢？在之前提到的习近平总书记座谈会上，九位发言的专家里最年轻的是陆铭，他的研究领域就是城市化，尤其是都市化，他主张着力发展大都市。在我看来，这个观点与国家未来的城市化战略并不违背，今后就是要着力推进城市化。我建议发展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城市群，而不仅仅是大都市。所有国家的城市化都是这样的过程，所谓“大集中、小分散”。人口会向少数城市化区域集中，在这个城市化区域里面又会分散。
目前，区域城市化或城市群发展得最好的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区域内有巨型城市、大型城市、中等城市，还有很多小城市，形成一个城市网络。中国几大城市群未来最终可能集中我国60%—70%的人口。
首要的一点，不要把底线思维变成常规政策。我们确实要防范国际上可能越来越多的风险，为此做充足的准备，但也不能把这个底线级的准备变成常规政策。我们在20世纪60年代基于底线思维搞过三线建设，因为要应对可能的战争，把很多经济建设挪到了西南地区，但后来把战争风险解除之后，底线思维演变成了常规政策，这些经济建设最后基本上全失败了。
其次，以国内循环为主不等于放弃国际循环。以更大的开放来对冲特朗普政府的围堵，才是正解。在金融领域，让美国更多的金融企业到中国来设立独资企业，以增加美国脱钩的成本。
最后，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应该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新交往方式。有人说现在我国在国际上的一些外交困难是因为我们没有坚持韬光养晦的政策。我认为这种判断是不对的。今天想继续韬光养晦已经行不通了，十年前我们给中央的一个报告中就写：大象难藏身于树后。以前我们是一只小绵羊，躲在树后没问题，现在是一头成年的大象，树已经挡不住我们了，再韬光养晦已不可能。
我们一定要有所作为。以前我国是国际规则的接受者，很多规则对我们不利。现在，美国想重构全球化、重构世界秩序，恰好中国经济体量排全球第二，于是在很多问题上美国就冲着中国来。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时机，跟美国人去谈新的世界秩序，并让这个秩序成为新的国际秩序，这方面的空间还很大。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改变心态，要做好牺牲一些自己利益的准备，因为规则制定者肯定不能像以前一样只讲自己的利益，而要讲全球的利益。我想中国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我们在“一带一路”上已经承担了许多核心义务，在规则制定方面我们也同样可以承担更大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