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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四十年来经济发展成就巨大。1978年开始改革时，中国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当时的人均GDP 只有156美元，尚不及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平均数的三分之一。中国当时也是一个非常内向的国家，出口占GDP的比重只有4.1%，进口只占GDP 的5.6%, 75%以上的出口品是农产品或农产加工品。在这样薄弱的基础上，中国40年来保持了年均9.5%的GDP增长和14.5%的贸易增长。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并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美称。
中国2017年的人均GDP 达到8 640美元，成为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上宣布中国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有很多层面，我想跟大家强调其中的四个：第一，改革永远在路上。第二，中国仍然拥有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第三，中美经济互补，两国之间的贸易是双赢的。第四，中国需要为世界的发展承担更多的责任。
过去四十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避免像苏联、东欧等其他转型中国家那样经历经济崩溃、停滞和危机，是因为中国采取了一个务实、渐进的双轨制转型方式。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对于老的大规模的资本密集型、违反中国比较优势的国有企业提供了转型期的保护补贴，以维持经济的稳定。同时，对新的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放开了准入，并以经济特区、工业园、加工出口区等形式解决了软硬基础设施的瓶颈限制，使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迅速变成竞争优势，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也为渐进双轨的改革付出了一些代价，包括收入差距扩大和腐败现象的出现。这些问题是双轨渐进改革中对市场的干预扭曲所导致的租金和寻租行为产生的后果。在改革的初期，中国是一个收入水平低、资本短缺的国家，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保护补贴属于“雪中送炭”，是维持经济稳定所必需的。经过近四十年的快速发展和资本积累，比较优势已经发生变化，过去许多违反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现在已经符合比较优势，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企业由缺乏自生能力变为具有自生能力，保护补贴的性质从“雪中送炭”变成了“锦上添花”。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必须把双轨制遗留下来的保护补贴以及市场干预扭曲取消掉，这样才能解决腐败和收入分配扩大的难题。正因如此，在2013年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决定全面深化改革，消除各种对市场的干预扭曲，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自2013年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小组（委员会）已经推出了数百项改革举措，以彻底消除各种干预扭曲，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这些举措的落实当然需要时间，但是，即使这些举措都落实到位，随着中国的发展，各种新的问题仍然会不断涌现，结构性问题会是一个“野草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问题。正因如此，中国必须有改革永远在路上的态度和思想准备。
即使过去40年来中国取得了年均9.5%的高速增长，中国仍然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因为中国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方面还大有可为。任何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都有赖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已经处于世界前沿，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仅能靠自己发明，投入大，风险高，百多年来的年均增长维持在3%—3.5%之间。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具有后来者优势，过去40年来中国年均增长率能够达到9.5%，靠的就是后来者优势。在未来，中国是否还有潜力维持快速增长？答案在于中国还存在多少后来者优势，这取决于中国和高收入国家总体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差距，这个差距可以由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来反映。
根据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研究，2008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人均GDP是美国人均GDP的21%，这是1951年日本、1967年新加坡、1971年中国台湾地区、1977年韩国和美国差距的水平。这些东亚经济体恰恰是利用了和美国收入水平差距所代表的后来者优势，实现了连续20年的8%—9%的年均GDP 增长率。它们能实现持续的快速增长就意味着中国同样有这一可能，因此，中国从2008年开始应该有20年以年均8%的速度增长的潜力。
另外，这些年出现的工业革命4.0中的新产业部门，其产品和技术的研发周期一般比较短，12个月、18个月就有新一代的产品和技术，这些产品和技术的开发以人力资本的投入为主。中国作为一个有着13.9亿人口的大国，拥有巨大的人力资本供给，同时，中国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完整的产业配套能力，在新经济上具有比较优势。
从上述两个角度来说，我有信心中国未来还具有巨大的高速增长潜力。但是，这种潜力反映的仅仅是供给侧的技术可能性，到底多大程度上能够得到实现呢？这取决于国际经济的外部需求形势，也取决于中国是不是能够进一步深化落实前一点所谈到的国内改革，同时，还取决于中国政府是否能够克服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时必然存在的外部性和协调相应软硬基础设施的市场失灵问题。
中国充分利用增长潜力，固然不会是过去接近二位数那么高的经济增长，但应该有可能在未来几年保持6%以上的速度。这样的增长速度有利于中国实现其发展目标。目前，国际经济尚未完全从2008年的危机中复苏，中国保持稳定和快速增长对全球其他国家也是一个利好消息。
中国的人均GDP 在2017年达到8 640美元，美国的人均GDP 则高达6万美元。根据市场价格来衡量，中国的人均 GDP 只是美国人均 GDP 的15%。用PPP来衡量，中国的人均GDP也只有美国的25%。中国生产的主要是中低端、低附加值的产品，美国的产业则在高附加值的部门。贸易意味着中国可以向美国的消费者提供廉价的商品以及向生产者提供较低成本的中间品。中国也可以为美国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提供巨大的市场。所以，两国之间的贸易是双赢。
即使未来中国的收入水平达到了日本、韩国、德国的水平，中国和美国的贸易仍然是双赢的。这是因为贸易取决于比较优势，在收入水平差距大时，比较优势取决于要素禀赋结构不同所造成的要素价格的差异，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在劳动力较为密集的产业有比较优势，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有比较优势。当两个国家的发展水平相当时，比较优势则转为专业化生产所形成的规模经济，不同的国家会专业化于不同的产业而各自形成比较优势，其实，绝大多数的国际贸易发生于发达国家之间。只要各自有比较优势，贸易就会共赢。不管是中国人民还是美国人民，大家希望的都是有更好的生活，公司、企业希望的都是有更高的利润，中美之间不管现在还是未来都会各有比较优势，两国的贸易往来都会是互利双赢。希望双方能够经由交流沟通，消除误解和不信任，使得有利于两国人民的经济理性成为两国互动贸易往来的基础。
目前，中国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很有可能在2025年左右跨过人均GDP12 700美元的门槛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像其他高收入国家一样，中国需要向全世界做出贡献，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增长、消除贫困。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OECD的高收入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超过3万亿美元的发展援助。援助的金额不可谓不多，但是，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仍然深陷贫困之中。当中国加入援助国的俱乐部时，中国需要思考能不能更好地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减少贫困。根据我自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任上开始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来看，经济发展是一个结构变迁的过程。从低附加值的农业转型到制造业，不断爬制造业的阶梯，最后迈向高附加值的服务业，这是一个持续转型的过程。在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少数几个成功从低收入向高收入转型的经济体都抓住了国际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的窗口机遇期，实现了现代化、工业化。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六十年代的亚洲四小龙，以及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内地。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中等偏高收入国家，不远的将来也会成为高收入国家，现在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会失去比较优势，给其他尚未成功转型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另一个窗口机遇期。中国现有制造业的雇佣人数为1.24亿人，其中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雇佣人数达8 500万人。这8 500万个就业机会的释放几乎可以让南亚、中亚、非洲收入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这些国家要抓住这个机遇就必须克服基础设施的瓶颈，从而使其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变成在国内、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目前它们发展的最主要瓶颈就是基础设施严重不足。有了这样的认识以后，就能够理解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国际发展合作主要内容的精神实质，它的“五通”以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为抓手，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也强调了以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中非合作的重点工程。
如世界银行前行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先生所言，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中国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一个主要合作方式要发挥良好的作用，就需要在项目设计、实施、管理上有良政，保证透明度和高标准，还要与其他国家和国际发展机构通力合作。如果能够做到这样，那么当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对世界承担起更多责任时，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可能像中国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一样迎来一个快速发展、消除贫困的时代。中国的新时代不仅仅意味着中国的复兴，也意味着所有国家的共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