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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刺激-回应”，是套用心理学的说法，来探讨唐宋之际的思想现象。它主要强调一个观点：宋代新儒学的形成是受到外部的思想影响——佛教和道教，为了应对佛道两教的思想“刺激”，新儒家不得不做出有力的“回应”，从思想概念、价值观念等各个方面来应对佛道的挑战，新儒学得以形成的内在机制就在于此。
最早由谁提出这一“刺激-回应”模式来分析唐宋思想转型的，这里已不必细考。不过，这一分析模式影响甚大，因为有许多证据表明新儒学的确借用了不少佛道两教的概念和范畴，所以至今仍有不少学者对此表示认同。另一方面，近年来也有学者开始对此分析模式有所质疑，表示这一模式可能是一种狭隘史学观的产物，未免将复杂的思想文化现象简单化了，缺乏对新儒家思想形成的内在逻辑的必要关注。
通过重新考察，我们发现“刺激-回应”说并不能充分说明宋代新儒学产生的思想根源问题。因为，思想与思想之间的所谓影响关系，很难单纯地用一方施加影响于另一方的作用方式来衡定；只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在儒释道三教之间存在理论张力甚至是观念冲突，这种张力和冲突在新儒学兴起过程中的确发生过正面或反面的影响作用。但就结论而言，新儒学的兴起源自于哲学的批判，其批判不仅指向佛道两教，也针对汉唐经学等旧儒学形态，合而言之，新儒学是对传统思想形态——包括汉唐经学、佛道两教——进行批判性回应及义理性创造的结果。由此来分析新儒学产生的思想内在机制应更具说服力。
举例来说，一个典型案例是道统问题。
此前有一个流行的观点，认为宋代新儒家的所谓“道统”建构是受到了禅宗“灯传”的刺激而做出的一种回应，旨在强调儒家也有犹如禅宗一般的“一灯相传”、绵延不息的传统，而且更为悠久，自尧舜以至孔孟。例如以研究唐史而闻名的陈寅恪便认为9世纪韩愈创作的道统论实际上仿自六祖慧能时代即十分流行的禅宗灯录，而宋史专家邓广铭也有类似相近的讲法。大体说来，他们一致认为若无来自禅宗方面的刺激，那么，新儒家的先驱人物韩愈恐怕就不会创造性地提出儒家道统论。尽管《孟子·尽心下》末章的一个观点认为尧舜以来就已存在某种“见而传之”或“闻而传之”的代代相传的传承谱系，然而韩愈的道统论显然另有理论企图，是为回应佛教的冲击而做出的富有创造性的理论建构。韩愈的《原道》称：
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 轲之死 ， 不得其再传焉 。
这是韩愈原创的道统论。其中，至少有三点值得省察：首先是这个儒家之道有尧舜至孔孟的连续性；其次是这种连续性在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发生了突然的中断；最后是儒家之道根本不同于佛老之所谓“道”。这三点无疑是韩愈道统论的思想特质，为宋代新儒家的道统重建奠定了重要基础。
很显然，韩愈指出这一具有排他性的儒家之道不仅是为回应佛老，更具有复兴儒学的建构性。如果说二程（程颢、程颐）津津乐道的“道学”与韩愈《原道》毫无思想关联，则是不可思议的，一个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程颐为其兄所写的《墓表》毫不隐讳地指出中断的道统已有了新的生机，其接续者便是程颢。
1189年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始拈出“道统”一词，以为儒家道统渊源有自，源自“上古圣神”，而其所谓“道统”显然已构成儒家传统的标志和象征。只是朱子对儒家道统作了重新安排，在他看来，孟子之后的道统接续者首先是周敦颐，然后才是二程兄弟。至此，韩愈揭示的原型儒家道统观被改换成新型的理学道统观（关于理学道统论，详见本书第四讲）。回顾经由韩愈、二程直至朱子的道统建构历程，我们显然无法用“刺激-回应”模式来做出充分的说明，而应当将其看作是新儒家在复兴儒学过程中的一种自觉的理论建构。
由此可见，新儒家的哲学创造活动（包括道统观念的建构）绝不是单纯地受佛老刺激而做出的回应，其中更有儒学自身的思想资源起着促进作用。例如唐中期的经学运动便与宋初疑经思潮有着密切关联，同时期的古文运动也对宋初新儒学发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新儒家的思想原创力既源自哲学理论的批判意识又源自文化担当的自觉意识，前者更多指向对汉唐儒学以及佛老哲学的批判，而后者则包含复兴先秦儒学文化传统的自觉愿望。新儒学不仅是一场哲学运动，也是一场文化运动。用冯友兰的说法，前者属于“道”的方面，后者属于“文”的方面。
冯友兰指出，唐中期“复古运动”的领袖韩愈的着眼点就在于“文”和“道”两方面：“在‘文’的方面，是要用所谓三代两汉文体代替魏晋以来的骈文……在‘道’的方面，要用儒教代替佛教和道教，为儒教争取统治的地位，以代替佛教或道教统治的地位。这个运动说是复古，实际上是一种革新。”（冯友兰，M1988，第285页）变复古为革新的这一判断是精当的。
然而，以复古为革新须建立在文化批判的基础之上，而这种文化批判意识的形成与中唐以来的社会转型有密切关联。概言之，即世袭贵族在唐末逐渐削弱以至于宋代之后在社会上整体消亡，唐宋之际士人阶层推动的“师道”运动也正表明士人对于现实社会秩序的重建，抱有强烈的使命感和担当意识，进而催生出新儒家重建儒学传统的思想创造力，并成为北宋庆历年间思想运动的先导。
应当指出，作为一场整体的思想运动，宋代新儒学除了有必要应对佛老在抽象理论方面对儒家注重人伦的观念的挑战，更有必要重新发现孔孟儒家的文化传统意义，其中包含对汉唐经学为核心的儒家文化的重新评估，例如韩愈注重《孟子》，而其弟子李翱则推崇《中庸》，便是这一文化重估现象的显例。正是通过对汉唐经典注疏之学的批判性重构，宋代新儒家始能承当起重建孔孟儒学传统的责任，并对此做出新的理论创造。
总之，从思想文化史发展的连续性角度看，尽管“刺激-回应”模式的历史考察有一定的学术史意义，但唐代中期以来的古文运动，韩愈、李翱等人对儒家道统的观念阐发以及对儒学经典的义理新发现，确是我们探索宋代新儒学运动得以发生和形成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