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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秦时代，孔子开创的儒学思想，是对商周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创新。自汉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告别“诸子”而进入了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时代。尽管在汉帝国发生分裂的公元3世纪之后，直至10世纪宋朝初建的数百年间，佛道两教大有取代儒学而占据思想文化领域支配之势，但在政治教化体制的维持下及经学知识不断增长的背景下，儒学传统仍然保持顽强的生命力。只是汉唐时期儒学被固化为一种经学知识，以至于追寻“性与天理”的义理方向以及文化使命的担当精神不免失落，思想原创力也不免受挫。
然而就在8世纪前后，中唐经历一系列的社会动荡，自10世纪以降，伴随着“唐宋变革”这场深刻的社会转型，儒学迎来了一场新思想运动。这场思想运动在各个文化领域引起了深刻的转变，在儒家文化领域最终产生了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即被称作“理学”或“道学”的新儒学。这场新儒学运动不仅标志着儒学的强势复兴，而且使儒学在儒释道三教构成的中国传统文化格局中最终脱颖而出，作为“道学”形态的新儒学成为宋元明清的主流文化。
在现行中国哲学学科的体制中，这场新儒学运动形成的儒家思想被统称为“宋明理学”，并已形成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甚至有观点认为，作为宋明理学之核心内容的朱子学和阳明学构成了“东亚儒学文明”（余英时语）。这个“儒学文明”的说法无疑是确切的。因为我们今天谈所谓的“朱子学”和“阳明学”，其实已经发生了重要的视域转化，即不再以狭义的角度来谈作为朱子个人或阳明个人的思想创造之结果的朱子学及阳明学；而是从一种宏观的历史文化视域，将朱子学和阳明学视作“近世中国”之后的一种“儒学文明”的典型形态，并将此置于整个近世中国的思想文化运动的视野中进行全方位的考察。
毋庸置疑，朱子学和阳明学不仅构成了宋明理学最重要的核心内容，而且在整个近世东亚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遂使朱子学和阳明学获得了广义上的内涵，形成了具有跨地域、跨文化之特征的“广义朱子学”和“广义阳明学”（吴震，J2019b），至少就13世纪至20世纪东亚儒学的发展历史来看，以朱子学和阳明学为代表的儒学思想既是东亚地域的地方性知识，同时又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价值，所以值得我们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