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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家的经典诠释与对儒家经典系统重新进行安排密切相关，这是宋儒在“思想突破”之际的首要任务。就结论言，新儒学运动通过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诠释，促使经典的传统序列发生变化，不得不按照道学家的理论来重新安排，出现了“四书五经”这一新经典系统。其中特别是“四书”系统的建构，导致“四书学”这一新术语的出现，而且“四书”逐渐取代“五经”而成为经典中的经典。因此，本节将主要关注“四书学”问题，介绍“四书学”的由来及其演变过程。
宋代经典学的特征可以概括为经典之重点由“五经”向“四书”的转变。
所谓“四书”，当然是指《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然而，无论是唐初的《五经正义》还是唐中期以后形成的“十二经”，不仅《孟子》未列入“经”的序列，而且《大学》和《中庸》也未从《礼记》中独立出来，只是在唐中期由于韩愈和李翱的提倡，《大学》和《中庸》才开始受到一些关注。
《大学》和《中庸》原本是《礼记》这部经典中的篇目，从中抽出而成为新经典，必须重新做一番改定的工作，但其本身已是“经部”当中的经典这一事实则不容置疑。问题是，《孟子》一书在历史上向来属于“子部”，它是什么时候完成了由“子”升“经”的过程，即所谓“《孟子》升格运动”（周予同语），则经历了一番曲折的过程，折射出宋代新儒学的一种思想取向。
大致而言，《孟子》之受重视，始于韩愈，然在9世纪晚于韩愈的“十二经”中仍未见《孟子》踪影。入宋以后，经孙复、石介、二程、张载特别是王安石的大力推崇，至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孟子》首次被刻成石经，列入“十三经”，至南宋淳熙年间，又被朱子列入“四书”。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标志着“四书”体系的完成，也标志着“四书学”建构的完成。至于孟子进入“孔庙”陪祀并被封为“亚圣”，还需要若干岁月，直至元明宗至顺元年（1330）才终于成为事实。
当然，早在汉文帝时期，《孟子》就被列为“传记博士”之一，设立了“《孟子》博士”的制度。不过，《孟子》之所以进入新儒家的视野，不得不说韩愈的功绩最大，他在《原道》中说“ 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在某种意义上可谓是启动了《孟子》升格的按钮。只是韩愈更看重的经典是《大学》，而其弟子李翱则看重《中庸》。
《大学》原是《礼记》第四十二篇的单篇文章而已（又称“古本《大学》”），《中庸》则是其中第三十一篇。《大学》的核心思想及其章节次第究竟如何，到朱子的重新诠释才终于获得定论。他认为《大学》一书纲目条理清楚，有三纲领：即《大学》首章所言“明明德”“新民”（古本《大学》作“亲”，程朱认定为“新”字之误而改之）“止于至善”，又有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早在北宋年间，司马光特意从《礼记》中抽出《大学》一篇，作《大学广义》一卷。几乎同时，二程在推动《大学》独立成“经”的过程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两人都有《大学》改本之作，厘定章节、删改文字，为后来“四书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根据程颢的观点，《大学》乃孔子“遗书”，是学人必须首先掌握的一部经典；程颐则认为，“ 入德之门，无如《大学》 ”，并且强调：儒家的修身实践“当学《大学》之序。《大学》，圣人之完书也。”
与程颐的看法略有不同，朱子为《大学》的结构重建了一套经传系统，认为全书由经一章和传十章所组成。朱子指出：“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显然这个说法更严谨，成为重建《大学》经传体系的基本构架。不过到了明代，在王阳明看来，朱子的这个改定本不足为据，而竭力主张复归《大学》“古本”，于是晚明时代掀起了一股“古本《大学》”的复古运动（刘勇，M2016）。
朱子对《大学》的重建体现为《大学章句》。他对《大学》一书进行了理学化的解释，认为其中第五章“格物章”的《传》在流传过程中遗失，故作《格物补传》一百二十八字。朱子改定的这部《大学》，史称“《大学》新本”。朱子还认定，在为学次第上，《大学》具有“初学入德之门”的首出地位，意即读书须从《大学》入手。至此，《大学》的地位陡然上升而位居“四书”之首。
至于《中庸》，尽管《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都有记载单篇的注解书，然其受到推崇毕竟始于唐代李翱，清初朱彝尊《经义考》引南宋黄震之说：“ 《中庸》至唐李翱始为之说 ”，当为信史。不过，从理学史的角度看，《中庸》哲学化的进程当始于宋代范仲淹、胡瑗、二程、张载、司马光、吕大临、张九成等人，特别是二程对《中庸》的重视程度丝毫不少于对《大学》的重视，这对朱子的四书学建构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中庸》这部书在历史上之所以颇受重视，与其丰富深邃的思想有关。《中庸》开首三句话，素称难解而且重要：“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就在看似简短的三句话当中，蕴含有关“天”“命”“性”“道”“教”等儒学的重要概念。应如何理解和把握这套概念，成为后代儒者不断进行诠释的动力。《大学》所揭示的“三纲领”“八条目”更多涉及为学的具体目标与方法，而《中庸》所论则更多关涉抽象的哲学义理。
因此，尽管在朱子的四书学系统中，与《语》《孟》并提相对而言，《学》《庸》往往被组合成一对经典，前者有《集注》，而后者则别称《章句》，但是在为学工夫的次第问题上，按朱子的“读书法”，必须以“为学次第不可乱”为基本原则：即先《大学》，后《论语》，次《孟子》，终为《中庸》，切不可在为学之初，便贸然从《中庸》开始读起。原因在于，朱子认为《中庸》义理深奥，非初学者之所宜也。
“四书”这一概念，在北宋时期似未出现，即便对《大学》《中庸》极为重视的二程，也从未明确提出过“四书”一说。只是在其经典重建活动中，二程对“四书”展开了系统性的研究，为“四书学”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按照《宋史·道学传》，在北宋仁宗年间，二程“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说得大致不差。但此处“并行”两字，并不意味着二程已完成“四书学”的建构。
“四书学”的建构，以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为标志。当然，在朱子看来，他是继承了二程的遗愿，故在《四书集注》中引用最多的便是二程的观点，特别是程颐有关“四书”的解释，他在《书临漳所刊四子后》中指出：
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书，然后及乎六经。
这表明在朱子看来，“四书”与“六经”是有先后次序的，而最先提出这一观念的是二程。换言之，朱子之意在于强调：“四书”的重要性已然超过“六经”，而这是道学奠基者二程的一大思想贡献。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在上面的表述中，朱子并没有明确说明是二程发明了“四书”概念。把《学》《庸》《语》《孟》以结集的方式重新建构起来，并以“四书”命名，则无疑是《四书章句集注》，由此，“四书学”才正式得以形成。
《四书章句集注》经历了漫长的撰述和修订的过程，可分为五个阶段：
（1）初创阶段：约在宋高宗绍兴末年，朱子完成了《论语集解》《孟子集解》《大学集解》《中庸集说》；此后约在孝宗隆兴元年（1163），《论语集解》改订为《论语要义》。
（2）修订阶段：孝宗乾道八年（1172），朱子将《论语集解》《孟子集解》合为《论孟精义》一书，后又改为《语孟集义》，主要辑录的是二程解释，兼及张载、范祖禹、吕希哲、吕大临、谢良佐等九家之说，为后来的《论孟集注》奠定了基础。朱子曾说：“《语孟集义》中所载诸先生语，须是熟读，一一记放心下，时时将来玩味，久久自然理会得。”（《朱子语类》卷十九）
（3）合并阶段：乾道六年（1170），朱子在《中庸集说》的基础上改订为《中庸集解》，两年后，又撰成《中庸章句》初稿，1173年作《中庸章句序》（称“前序”，以别于1189年的《中庸章句序》）；乾道二年（1166），成《大学集解》，乾道七年（1171），在此基础上，完成《大学章句》初稿。至此，《四书章句集注》的雏形已备。
（4）完成阶段：淳熙二年（1175），完成《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的修订，次年（1176）完成《孟子集注》的修订；淳熙四年（1177）撰成《大学或问》《中庸或问》《论孟集注或问》——即后来的《四书或问》。至此，四书体系基本完成，但未付诸刊刻。
（5）成书阶段：淳熙九年（1182），朱子在浙东提举任上，首次将四书合为一集刻于婺州，这是儒家经典史上首次出现“四书”一名（束景南，M1992，第385页）；后又历经修订，特别是淳熙十五年（1189），对《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作了重要改订。光宗绍熙三年（1192），时任南康知县的曾集将朱子改订的《四书章句集注》付印于江西南康，史称“南康本”；宁宗庆元五年（1199），朱子又有改订，刻于建阳，成为《四书章句集注》的最终定本。（以上见周春健，M2012，第6—7页）
总之，“四书学”的定名，当以1192年南康本的出版为标志。
最后我们来看朱子“四书学”的思想特色及其历史地位。从《学庸章句》和《论孟集注》的书名来看，朱子似乎沿用了经学传统的章句或注疏的手法，但事实上与传统经学的注疏手法迥然不同，集中表现为四点：
第一，朱子注重文字训诂，但他却保持了相当的克制力，尽量控制在必要的范围之内，竭力避免烦琐的印证工作；第二，朱子的四书诠释非常突出思想性、义理性，有时为了解释一个概念，不惜打破注疏的格套（例如“疏不破注”之类），使用大量文字进行比较详细的解说；第三，朱子的“四书学”自成一套严密的义理系统，建构了一套理学的思想体系，例如他以道学奠基者二程的解释为主，表明他的哲学诠释有鲜明的道学立场，而不并以汉唐经学注家为取法标准，以至于“四书学”的结构其实便是一套理学思想体系；第四，“四书学”的形成在儒学经典史上影响深远，表现为“四书”构成了儒家新经典，伴随后世科举制等文教政策的落实和推广，“四书”逐渐取代“五经”的地位，赢得了“四书五经”这一新经典系统的殊荣，在1200年至1900年的七百年间，成为中国知识人的必读书籍，对于中国近世社会的知识、思想与文化的延续与建设奠定了方向，对东亚世界的文化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助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