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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讲最后，我们有必要谈一个问题，即朱子学和阳明学之名称的由来。这一问题何以成为问题呢？
比如陈来有一个说法，他说“朱子学与阳明学”其实是“日本学界习用的说法”（陈来，M2004a），这主要是指岛田虔次的那部名著《朱子学与阳明学》（中译本，1986）。近年来，又有小岛毅的同名著作《朱子学と陽明学》，另有一位韩国学专家小仓纪藏也著有《入門 朱子学と陽明学》。顺便提一下，岛田的书自1967年初版到我手头拥有的1993年版为止，一共印刷了26次，而小岛毅的书自2013年到2018年，印刷了6次，小仓的书的印刷次数目前还不了解。可见，文库本在日本很流行，而日本学界也的确喜欢使用“朱子学与阳明学”这个名称。
于是，给我们造成一个印象，似乎朱子学和阳明学作为学术用语，它的“发明权”或有可能要归属于日本，而中国历史上并没有这样的称呼。其实不然，对此有必要做一番“正名”的工作。
前文提到，“朱子学”作为狭义的概念，盖指朱子本人的哲学思想。而朱子在世时，他的哲学思想其实遭到了官方的弹压，即其晚年遭遇“庆元党禁”，他的学说被视作异端而遭禁止，大致从公元1195年（庆元元年）开始，前后历时六年之久，直至1202年“党禁”才被解除。但是“理学”包括朱子学真正获得“名誉恢复”，则要等到南宋末年的理宗淳祐年间（1241—1252）。在此期间，宋理宗提出了一项大胆的措施，即将盛行一时的“新学”代表人物王安石罢祀——从孔庙的陪祀名单中驱除出去，而理学代表人物二程到朱子都获得了从祀孔庙的荣誉。这不仅意味着朱子等一批理学人物终于从庆元党禁中彻底恢复了名誉，而且意味着程朱理学获得了“学统”上的正统地位。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到了13世纪末叶，江西上饶郡守韩补（生卒不详）所写的一副对联，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这副对联是：“ 四海共宗朱子学 ，万山环绕紫阳祠。”（方回《桐江续集》卷二十五《送紫阳赵山长治台叟三首》）其象征意义在于：自此以后，“朱子学”作为一个学术用语被正式定格。当然，这里的“朱子学”显然是指狭义的朱子学。
入元之后，朱子学几乎成了朱子后学思想认同的一种“符号”，例如朱子后学程端礼（1271—1345）有一段话讲得非常明确：
惟国朝自许文正公以 朱子学 光辅世祖皇帝，肇开文运，百年之间，天下学者皆知尊朱子所注之经，以上溯孔孟，其功大矣。（程端礼《畏斋集》卷五《弋阳县新修蓝山书院记》）
这里的许文正即指元代大儒许衡（1209—1281），程端礼称其用朱子学辅佐元世祖忽必烈，由此使得国家的文运盛开，更使天下学者“皆知尊朱子所注之经”。这就表明朱子学的学术地位得到了空前的巩固，用今天的说法来讲，朱子学由此获得了政治“合法性”。
可见，元代以后，事实上朱子学作为学术概念不仅得以确定，而且朱子学的思想观念也随之得到了扩展壮大，直至1313年（皇庆二年），程朱理学被正式悬为科考功令，规定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必须使用“程朱注”。由此，朱子学逐渐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这一事件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东亚思想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意义。
那么，“阳明学”作为学术用语，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学界一直认为，“阳明学”作为学术用语，出现于明治维新之后的19世纪末叶，以井上哲次郎的《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1900）为标志；而中国历史上，虽然清代所修《明史》已经使用“阳明学”一词，但却不是近代学科意义上的用语。现在看来，这个说法难以成立。
以下，我们列举几个事例进行说明。
在16世纪初叶，与阳明大致同时的弘治六年（1493）进士汪俊曾以批评的口吻，指出：“ 阳明学不从穷事物之理 ，守吾此心，未有能中于理者，无乃自背其说乎？”（《明儒学案》卷四十八《诸儒学案二》）这里，汪俊批评“阳明学”是“不从穷事物之理”而只知“守吾此心”的一种学问。很显然，这是说“阳明学”违背了当时已成思想主流的以即物穷理为核心观点的“朱子学”。这大概是“阳明学”最早出现的一个案例。
及至明代中期，“阳明学”一词已呈流行之迹象，如心学批判者陈建（1497—1567）便说：
阳明学专说悟 。虽六经，犹视为糟粕影响、故纸陈编，而又何有于朱子？（《学蔀通辨》续编卷下）
这也是站在朱子学的立场上，对阳明学提出的严厉批评。这里的“阳明学”显然也是特指狭义的王阳明的思想学说。顺便一提，陈建此书很快传入朝鲜，受到当时朝鲜朱子学学者李退溪（1501—1570）的推崇，并且，很快又由朝鲜传入日本（大致在16世纪末），得到了江户时代的儒学开创者藤原惺窝（1561—1619）的青睐，可以想见，有关“阳明学”的负面影响不胫而走，迅速波及东亚儒学思想圈（吴震，J2019a）。
上面两例都是反面的例子，我们不妨再列举几个正面的案例：
根据晚明时代邹元标（1551—1624）的观察，北方王门的两位重要开拓者张后觉（1503—1580）与孟秋（1525—1589）之间的思想传授便是以“阳明学”为核心。他的原话是：“里有宏山（按，即张后觉）先生者， 夙志阳明学 ，公（按，即孟秋）贽而受学。”（《愿学集》卷六上《我疆孟先生墓志铭》）另一位明末儒者陈龙正（1585—1645）甚至将“阳明学”一词纳入一篇文章的题名中，指出当时有一些所谓的“雄杰者”对阳明学的理解并不正确，已陷入“玄解捷径、超然独得”（《几亭外书》卷一《阳明学似伯功》）的偏向，这显然是对晚明心学趋于“玄荡”“高妙”的一种思想史判断。
入清之后，《明史·王守仁传》则有“学者翕然从之， 世遂有‘阳明学’云” 的明确记载。显然，这里的“阳明学”一词已有了广义上的含义，并非仅指阳明个人的思想学说，而是概指中晚明以来社会上广泛流传的作为心学思潮以及作为心学思想的“阳明学”，其中包含“阳明后学”对阳明学的理论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