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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发展中国家发展模式的讨论中，不同人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其中一个重要问题便是：发展中国家应该首先引进技术，同时逐渐实现制度变革，还是应该首先进行彻底的制度变革，建立英美宪政，再引进技术来实现经济发展？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技术创新和制度变革，何者应该先行呢？
人们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发展和转型的两种模式：第一种是由政府主导，大规模引进先进技术，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即先发展经济，后社会转型；第二种则是首先通过制度变革，建立自由市场制度，实现经济、社会的转型。
对第一种模式，人们的态度不尽相同。支持这种模式的人认为，由于在发展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会存在技术、产业等方面的差距，发展中国家可以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模仿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模式等，从而可以少走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这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 【林毅夫： 要发挥技术引进的后发优势，引进的技术必须符合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否则，为了让引进的技术得以运用，必须扭曲各种价格信号和制度安排，反而形成后发劣势。可以参考我2016年发表的论文“ The Latecome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erspective”。 】 在后发优势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可以实现快速发展，因此应当技术先行，首先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再通过技术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展开渐进式制度变革。
与之相对，后发劣势的观点则认为，后发国家如果只沉溺于“经济奇迹”，无视制度转型，结果一定会形成路径依赖，最终反噬经济成果。
在支持后发劣势观点的人看来，只在经济领域进行变革而不效仿西方进行宪政改革，虽然前期的发展速度会快一些，但长期来看会问题丛生。提出后发劣势观点的经济学家认为第一种路径是走不通的，应该以第二种路径谋求发展，即制度先行，首先建立宪政制度和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再引进技术推进发展，走一条“先难后易”的道路。
【林毅夫：
这种观点不自觉地把西方的宪政体制当作外生的、最优的、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制度安排，而忽视了制度的内生性。
】
支持后发劣势观点的经济学家杨小凯举出了几个国家转型的案例来论证其观点。例如，18世纪的英国之所以繁荣是因为当时“王在法下”，因此税法公平，英国政府有财力支持经济发展。而法国陷入动荡，是因为法国是君主制国家，税率不公，特权阶层几乎不用交税。当国王路易十六一意孤行要提高税率时，社会矛盾激化，爆发了法国大革命，由此法国才陷入百年动荡。 林毅夫： 小凯的观点其实是自相矛盾的，法国、德国都没有按他的理想先进行共和宪政的改革再发展经济，但是，德国、法国今天的人均收入水平都高于英国。而且，即使到今天，英国、德国、法国的政治体制也各有不同。 】
尽管杨小凯举出实例来支持后发劣势说，然而在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仅仅依靠制度变革同样是不可行的。中国清末“百日维新”效仿的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而中华民国的体制则是效仿美国的民主共和制，这些制度变革都没有带领中国走向富强。同样地，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建议首先进行制度变革的苏联、东欧等虽然实行了宪政改革，但出现了严重的寻租腐败现象，最终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同样未能真正实现国家富强。
2001年，杨小凯先生被确诊为肺癌晚期，他皈依基督教，进行“自我革命”。他认识到，脱离文化和信仰，认为制度转型可以“包治百病”的观点是肤浅的。于是他提出比制度更加深刻的信仰。“百日维新”和中华民国仅仅学习西方的制度，而没有其观念根基，所以其变革不能取得成功。杨小凯希望从信仰出发构建相应的制度，再通过制度变革实现国家富强。 【林毅夫： 杨小凯承认自己原来主张的先宪政改革、再发展经济的观点是肤浅的，这种勇于以今天之我来否定昨天之我的求真精神令人敬佩！但是，他转而把一个国家的成败归因于信仰，则是从一个牛角尖转向另一个牛角尖。二战以后仅有的几个成功追赶上发达国家的东亚经济体既没有先改信天主教、基督教，也没有先推行英美的共和宪政。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被殖民后都改信了殖民国的宗教，独立后同样发展不成功。 】
杨小凯的思考固然有其道理，然而，当我们说制度源于相应的信仰时，就已经把制度当成了一个外生变量。 【林毅夫： 不完全正确。在杨小凯看来，制度内生于信仰。他的看法的问题在于，拉丁美洲、非洲许多国家都信仰天主教，菲律宾大多数民众也信仰天主教，拉丁美洲多数国家和菲律宾的宪法是照搬美国的，但是它们的经济发展并不成功。所以，即使按照杨小凯的理想发展顺序，把中国改变成天主教、基督教国家，再实行英美共和宪政，也不能保证中国会发展成功，追赶上发达国家。 】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指望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内改变其长期形成的文化传统。另外，全然按照宪政模式去改变制度安排也是不现实的，而且作为范本的欧美国家也面临着众多发展难题。制度安排不应该仅仅依靠供给侧，也要考虑需求侧。杨小凯假定的制度安排是一种供给，而事实上，制度安排必然要考虑需求侧的影响。一个制度是否被建立，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一个国家是否需要它。也就是说，如果要寻求制度之根，其实并不是信仰，而是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状况。从信仰的角度推动制度变革的构想是理想的，但是在改造世界方面的力量可能并不强大。 【林毅夫： 深刻！同意你关于制度安排不应该仅仅依靠供给侧，也要考虑需求侧的看法。 】
在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后发优势的观点更加注重技术层面的引入， 【林毅夫： 后发优势的观点在注重技术引进的同时，也主张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不断完善相应的各种制度安排，而不是不用进行制度变革。可以参考《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一文和《解读中国经济》附录五“我到底和杨小凯、张维迎在争论什么”。 】 而后发劣势的观点则更看重制度层面的安排。但无论如何，两种观点最后指向的都是国家的经济发展。经济增长是国家发展中最重要的一环。未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包括：要素投入的增加、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和制度的完善。在这几个关键因素中，产业结构升级以技术进步为基础。要素投入由于边际报酬递减，很难对经济增长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关于剩下的两个要素——技术进步和制度完善——何者对经济发展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众说纷纭。笔者认为，相对制度完善而言，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中更加根本的要素。 【林毅夫： 同意！经济是基础，技术进步是生产力水平提高、经济基础提升的根本决定因素。 】 不过在实际中，在技术进步的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制度的完善。 【林毅夫： 同意！因为作为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安排如果不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完善，会制约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 由此才能从两个关键因素方面促进经济发展。
技术创新包括产品创新和流程创新，因此我们可以把技术界定为推动产品创新和流程发展的、提高生产力的因素。制度的定义则更加复杂，制度约束着人们的行为，使人们按照一定的模式行动，从而影响人们的选择和发展。
事实上，笔者认为，这两个概念之间是有交集的。比如“流水线”，它推动了流程发展，可以被看成一种技术。然而它又是对人们行为的一种约束，自然也是一项制度 【林毅夫： 很好，有见地。 】 如果我们现在来讨论技术和制度，应该进一步明确这两个概念，从偏重应用性的角度讨论技术，从偏重宏观规则的角度讨论制度，对于两者交集的部分则不做过多讨论。
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中，如果其他因素不发生变化，技术进步也会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经济的发展。技术进步不仅自身可以拉动经济增长，而且会同时影响其他关键因素的变革。资本投入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边际报酬递减的问题，而技术进步可以打破这一趋势，维持资本积累的较高积极性。此外，技术进步往往可以推动新兴产业和高附加值产业的诞生，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同样可以推动制度的完善，正如火药的使用使得欧洲资产阶级攻破了封建领主的城堡，工业革命中大机器生产推动自然经济走向瓦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不断发展，等等。 【林毅夫： 很好！ 】 这些都说明，技术进步会直接或间接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
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是显著的。制度影响要素的配置，影响技术进步的可能性，也会影响产业升级的步伐。苏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推行计划经济体制，没有看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可以发挥的重要作用。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苏联一直优先发展重工业，严重制约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 【林毅夫： 苏联之所以采用计划经济体制是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在这句话中，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因，计划经济体制是果），而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苏联一直优先发展重工业（在这句话中，计划经济体制是因，优先发展重工业是果）。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苏联为了在资本短缺的条件下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而采用计划经济体制。这个问题在第四讲中会有详细的讨论。 】 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后，苏联依然没有做到对自身制度的合理安排，而是实行了休克疗法，将资源配置全部交给市场，这直接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林毅夫： 休克疗法犯了两个错误，首先，忽视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的干预扭曲是内生于保护和补贴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的需要的；其次，把市场制度当作外生的最优制度。这个问题在第四讲和第八讲中会有详细的讨论。 】 而相比之下，中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等，极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可以想见，制度的不断完善对经济发展具有相应的促进作用。
正如前文所讲，技术与制度可以相互影响。技术创新需要相应的制度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技术创新也会推动制度的完善。而对于技术和制度何者更根本的问题，笔者认为，在发展中，技术是要优先于制度的。制度不是外生给定的，而在更大程度上是内生的，正如马克思提出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很多看似不合理的制度安排都有其背后的社会原因，直接改变制度安排不仅困难重重，而且即使成功实现制度变革，也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最理想的方式是通过技术创新等消除导致制度扭曲的现实因素，同时进行改革，达到技术和制度相互配合、共同发展的效果。 【林毅夫： 很好！ 】
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同时存在。林毅夫老师并没有否认合理的制度安排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杨小凯也没有否认发展中国家确实可以通过以较低成本引进技术实现国家的快速发展。事实证明，通过引进技术、产业升级等方式，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确实取得了显著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重要佐证。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该忽视制度安排对技术引进和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在发展的同时，我们一定要改革，去除旧体制中的一些扭曲，以发展推改革，以改革促发展。 【林毅夫： 准确地说，杨小凯所提出的后发劣势，并不是指发展中国家的制度落后、不完善。如果发展中国家的制度落后、不完善就是后发劣势，那么，发达国家在技术上也存在落后、不完善，岂不也是后发劣势？其实，他所说的后发劣势指的是发展中国家有利用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去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忽略了完善制度的倾向。他认为如果不克服这种倾向，结果一定会形成路径依赖，最终反噬经济成果，造成经济发展前功尽弃。于是他认为克服这种倾向也就是克服后发劣势的办法是，先在制度上完成英美共和宪政的改革，再去发展经济。 】
在可行性的问题上，笔者更加认同本文开头提到的第一种转型模式，原因有二。一是在一国推行信仰与制度变革的困难性。在没有消除产生制度扭曲的社会经济因素之前，我们很难实现制度变革，因为它牵涉到太多人的利益，也与长期以来人们形成的信仰相矛盾，如果直接推行制度变革，很可能会重蹈苏联和东欧的覆辙。第二，我们也不应当按照发达国家的路径实现发展。发达国家的模式确实可以为我们的发展提供借鉴，但我们不可以照搬。发展中国家有自己的国民信仰，有自己的国情，发达国家的宪政体制也并非十全十美。在制度建设的问题上，我们应当如履薄冰，因为制度的错误实施造成的代价是巨大的。因此，我们应该在技术发展的过程中致力于寻求自己的发展道路，找到真正适合本国国情的制度，推动国家发展。 【林毅夫： 很好！ 】
1.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M］. 3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2.杨小凯.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3.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M］.陈郁，罗华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4.林毅夫.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J］.经济学（季刊），2003，2（4）：989-1004．
1.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需要通过引进技术来实现，但难免会遇到发达国家技术壁垒的限制。那么，发展中国家如何应对这一问题，更好地引进先进技术、发挥比较优势呢？
林毅夫： （1）发展中国家要引进的技术必须符合自己的比较优势，这样才不会使后发优势变成后发劣势。可参考我的“The Latecome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A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erspective”一文。对于未达到中高收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符合比较优势的技术一般是成熟的、过了专利保护期的技术，不会出现技术壁垒问题。而且，绝大多数技术是内化于设备之中的，引进新技术是通过购买新设备来实现的，发达国家会乐意卖设备给发展中国家。如果技术不内化于设备，而且还在专利保护期内，通常也可以通过购买专利来取得。只有当发展中国家到了中高收入阶段，有些产业已经接近世界的技术前沿时，发达国家为了避免竞争，才有可能设置技术壁垒，发展中国家就需要通过自主研发来取得这些产业的新技术，而这时在这些产业的新技术研发上，这个国家也已经具备比较优势。（2）当前中美之间的摩擦更多的是因为中国的经济规模即将赶上美国，经济是基础，美国担心中国威胁其霸权的基础，而对中国发动科技战、对高科技产品采取断供等措施，试图“卡中国脖子”，阻碍中国的发展。但是，绝大多数的高科技产品不只美国有，其他发达国家也有。其他发达国家并没有争霸世界的野心，为维持美国霸权而牺牲中国的市场也不符合它们自身的利益，因此，我国应该仍然能够从其他发达国家引进技术。对于那些除美国外的国家都没有的高科技产品，我国可以用新型举国体制来攻关，以克服美国的封锁。
2.发展中国家在引进技术的同时需要推进制度的完善。那么，制度完善的方向是什么？我们最终走向的应该是怎样一种制度呢？
林毅夫： 首先，最优的制度安排是阶段依赖的（stage-dependent），即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的最优制度安排是不完全相同的。例如，在发展早期，大多数经营单位是农户和小微企业，合适的金融制度安排是地区性的中小金融机构；到了高收入阶段，合适的金融制度安排是大银行或股市（见第九讲中有关金融结构的讨论）。其次，在经济转型中，有许多所谓的制度扭曲是内生的，所以，合适的制度安排和没有扭曲时的制度安排是不同的。例如，中国在转型期实行的双轨制维持了国家的稳定和快速发展，虽然属于“四不像”，却是合适的制度安排。最后，制度的演进是有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的，因此，即使到了相同的高度发展的阶段，对一些制度服务有相同的需求，不同国家的具体制度安排也各有特征。例如，到了高收入阶段，人民对话语权和决策参与权的政治需求提高，应怎样满足这些需求？不同国家各有特色，例如，法国、德国、英国同为发达国家，但是政治制度各有特色。所以，在中国也会如此。对于这个问题，可参考《解读中国经济》附录一“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中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