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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9位参加第一届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的同学！这9位选择加入第一届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的同学，就像1924年选择参加黄埔军校第一期，以及1936年选择参加延安抗大第一期的有志青年。记得4月24日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招生宣讲会上，有位同学提问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是否像其他院系开设的主流经济学本科生班那样有完善的教学和课程体系，我当时的回答是没有，因为新结构经济学是一个新开创的理论体系，不像已经发展了两百多年的主流经济学那样体系完善、课程完备，就像1924年黄埔军校开班时各种条件都不如已经发展了将近二十年的保定军校，1936年延安抗大的各种条件也不如已经非常有影响的黄埔军校。可是，后来黄埔军校出现了一批北伐和抗战的名将，延安抗大则出现了一批开国将领，甚至是开国元勋。那些1924年参加黄埔军校、1936年参加延安抗大的青年，选择的不是完善的教学设施和课程体系，而是选择了参与、推动和引领一个新时代到来的事业。新结构经济学是刚提出不久的首个来自我国的社会科学自主理论创新体系。各位选择加入第一届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选择的也是参与和推动这个自主理论创新体系的深化、完善和推广运用。我相信和黄埔军校以及延安抗大一样，各位和其他未来参加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的同学中一定会出现一批影响时代、影响未来的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新思潮的大师。
记得在1995年《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的时候，我应邀写了一篇《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的祝贺文章。在那篇文章中我做了一个预测，我说21世纪中国将会是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21世纪会是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世纪。当时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我们知道，自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经济学从哲学当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以来，一直到二战前，英国是全世界的经济学研究中心，在那将近两百年的时间里面，引领世界经济学思潮的大师基本上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但是数量非常少。从二战以后到现在，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在美国，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新思潮的大师同样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但是数量同样非常少。为什么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和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思潮的大师在时间和空间上会有上述的集中性？其实这是由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本质决定的。
经济学的理论，像任何理论一样，都只是一个简单的因果逻辑，而且，这个逻辑是越简单越好。既然是逻辑越简单越好，那么，如何决定哪个理论是重要的理论？哪个经济学家是大师级的经济学家？其实，重要的理论是解释重要现象的理论，提出重要理论的经济学家就是重要的经济学家。
什么是重要的现象？发生在重要国家的现象就是重要的现象。1776年《国富论》出版时，英国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此后一直到一战，英国是世界经济中心，英国的经济现象就是最重要的现象，解释英国经济现象的理论就是最重要的经济学理论。在了解英国的现象上，英国的经济学家“近水楼台先得月”，所以，当世界经济中心在英国时，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思潮的大师也集中在英国。一战以后，世界经济中心逐渐转移到美国，到了二战结束时美国的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经济总量的将近一半，出现在美国的经济现象就成了最重要的经济现象。在了解美国的经济现象上，美国的经济学家同样“近水楼台先得月”，所以，提出新理论来解释美国经济现象的经济学家，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进入21世纪以后，世界经济中心正往中国转移。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即使按照市场汇率计算，应该在2030年左右，中国也会变成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到21世纪中叶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中国的经济规模很可能会是美国的两倍。等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时，中国的经济现象必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现象，解释这些现象的经济学家就会变成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思潮的大师。2050年左右正好是各位第一届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的同学的知天命之年，正是你们学术生涯的黄金年代。所以，这个时代的机遇是属于你们的。
时代和机遇就在那里，如何才能够抓住这个时代的机遇？新理论来自新的现象，各位要抓住这个时代的机遇，就必须有能力直接观察现象，了解现象背后的因果逻辑，提出简单的逻辑体系来解释现象。这样做学问的方式和大家长期以来所受的教育是不一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学生，尤其是中国的学生普遍接受的是“西天取经”式的教育，习惯于学习发达国家的所谓的“先进”理论，并以这样的理论来解释自己国家的现象，解决自己国家的问题。但是，如果想抓住时代所赋予我们的理论创新的机会，则不能用现有的主流理论来解释出现在中国的新现象。
上述做学问方式的转变很不容易，而且会有很多诱惑不去做这种转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经济规模越来越大，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现在国际主流经济学期刊上也经常刊登有关中国经济的论文。到目前为止，这些论文绝大多数是用中国的数据来检验国际上的主流理论，或是用已有的主流理论来解释中国在发展和转型中出现的问题。这样的论文国际主流经济学期刊的审稿人容易看懂，因此容易被接受和发表，但是这样的论文只是印证现有的理论，并没有创新之处，不可能推动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发表这样的论文的经济学家也就不可能成为引领理论新思潮的大师。反过来说，如果根据中国的现象提出新理论，这样的理论和国际现有的主流理论处于竞争的地位，一般已经接受了现有理论的学者不容易接受新的理论，尤其是由于发展阶段、生活环境、文化、历史背景的差异，他们对中国的现象很难理解，就更难接受那些处于竞争地位的、自己不能完全理解的理论，遑论认识到这种新理论的重要性。所以，即使各位克服困难完成了做学问方式的转变，做出有原创性的理论，在论文发表上也会遭遇筚路蓝缕的艰辛。在“publish or perish”（不发表就出局）的压力下，有不少中国经济学者可能会受不了诱惑而选择用中国的数据来检验现有的理论或是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现象这条顺风顺水的道路，从而放弃了总结中国的现象来进行理论创新的机会。
怎样才能够克服这种诱惑？必须了解我们为什么学习、研究经济学，我们的初心是什么。作为一名中国知识分子，我们学习理论、研究理论是为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而且是为了把我们的国家、社会改造好。任何经济现象都可以用许多不同的理论来解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能够帮助人们改造好世界的理论，才是真正帮助人们认识世界的理论。用“西天取经”得到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现象和问题似乎都可以分析得头头是道，但是，了解现代史的同学会发现，事实上还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按照发达国家的理论去制定政策而取得成功的，少数几个成功的经济体，像日本、“亚洲四小龙”以及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内地，其政策在推行时一般从主流理论来看是错误的。为什么在发展中经济体根据主流理论来制定政策不成功，而成功的政策从主流理论来看是错误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前面谈到的，从亚当·斯密以来，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首先在英国，后来转移到美国，来自这些世界经济学研究中心的主流理论都是研究当时英国或是二战以后的美国的经济现象，从那些现象中总结出一个具有简单的因果逻辑并且可以解释那些现象的理论，但是，任何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变量成千上万，有各自的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政治制度、价值取向、意识形态等属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变量，在这些变量中仅有几个被保留在理论模型中，其他的就被舍象，存而不论，成了这个理论的暗含前提，所以，任何理论都是“内嵌”于产生这个理论的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结构当中。拿这样的“内嵌”理论到发展中国家来运用，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政治制度、价值取向、意识形态和发达国家不同，理论的暗含前提不存在，也就难逃“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命运。这些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不仅不适用，而且还经常使问题恶化，正如新自由主义在苏联、东欧、拉丁美洲所带来的结果那样。所以，同学们必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一名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学习、研究经济学理论不仅是为了自己的一份工作，而且是为了推动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实现民族的复兴，这正是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宗旨。
新结构经济学是总结于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转型的成败经验的一套新的理论体系，这套理论体系和传统的主流理论体系最大的差异是什么？传统的理论是以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和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等结构为暗含前提，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结构是不一样的，不仅不一样，而且这种结构的差异是有原因的，用经济学术语来说，是内生的。新结构经济学是以发展经济学和转型经济学作为切入点，但把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结构差异性和内生性引进理论框架以后，实际上是把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作为暗含前提的“二维”经济学发展成为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有不同结构的“三维”经济学，是在推动一场现代经济学的结构革命。任何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包括货币理论、财政理论、金融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区域理论、劳动力市场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创新理论等都需要重新思考，都有理论创新的机会。
各位加入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确立了学习、研究经济学是为了认识世界、改造好世界的目标以后，会发现新结构经济学可以给各位带来理论创新的无限机会和空间。如果大家不受诱惑，不改初心，愿意接受挑战，克服困难，去根据中国现象提出新的理论，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各位就有可能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新思潮的大师。
各位加入一个各种条件还不完备的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是做了一个抓住时代机遇的人生道路的选择。为了不辜负各位的选择，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做了一系列的安排：每位同学都会有三位导师，包括我本人以及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另外一位老师和经济学院的一位老师；除了导师组，还会安排新结构经济学院的博士生、博士后，单独和每一位同学生组成学习组。作为每一位同学的导师组组长，我负责从“道”上来启迪各位同学，探讨如何从现象出发认识问题的本质，其他两位导师从“术”上来提高各位分析问题和把分析写成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的能力；学习组的博士生、博士后则是和各位切磋，根据观察到的现象和分析写成严谨的、可以发表的论文，或是提高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来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用庖丁解牛做个比喻：我作为导师组的组长，帮助各位学习在面对一个现象（一头牛）时，如何找到切入点，使解释逻辑自洽，问题迎刃而解；其他两位老师教各位到底要用什么工具来建模、做实证；学习组的同学则是和各位切磋、练习，以帮助各位迈开从学习理论向创新理论转变的第一步。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和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携手创立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旨在培养能够掌握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能够抓住时代机遇、引领我国经济学理论的自主创新、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新思潮的优秀人才！各位加入第一届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就像1924年那些有志青年选择加入黄埔军校，像1936年那些有志青年选择加入延安抗大。你们选择加入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不是选择成熟的理论和安稳的道路，而是选择了成为一位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新思潮的大师的机遇。新结构经济学现在还处于“星星之火”的阶段，欢迎有志青年加入，携手推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深化和实践的推广，使新结构经济学开启的现代经济学的结构革命成为“燎原之火”。让我们一起为迎接这个时代，为把这个可能变成现实而努力！